70年前的1951年，18岁的汪懋华，从广东省梅州专区兴宁县集体出发到广州参加全国高考招生统考，40多个同学一路同行，先坐车，后坐船，300多公里的路，他们走了两天。从此之后，他走出广东，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70年后，已经89岁的汪懋华，还想再去参加一次中学的校庆，那个当年他走出的母校，已经115周岁了。
走了两天去赶考
新京报：你是哪一年参加高考的？当年你读书的中学是什么样的？
汪懋华：我出生于广东梅州的兴宁县城镇，在兴宁县第一中学读书至高中毕业，那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新式中学，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学生。在高二读书的时候，我被选为兴宁一中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委员会唯一的学生委员。1951年7月，我高三毕业，参加了高考。当时整个广东省只有一个高考统考城市，在广州。我们兴宁县学联组织我们集体去广州参加高考，因为我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委员会学生委员，所以指定我组织40多位学生一起出发。
新京报：从梅州到广州，当时是怎么去的？
汪懋华：从梅州到广州，距离大概有375公里，但当时没有直通车，我们40多个人雇了两辆没有车篷的卡车，坐了12公里，到了东江边的老隆县，又雇了一艘船，沿东江一直到广州长堤上岸。船不是机动的，靠人力撑桨，夜里也不休息，走了一天半，加上之前的坐车时间，一共用了两天多。
新京报：你是什么时候到的广州？
汪懋华：7月下旬，比高考的时间早几天，因为报名也在广州，去了以后要先报名，分配考场，之后才能参加高考。
新京报：到广州以后直接到考场吗？
汪懋华：要先住宿。那时候我们都很穷，住不起旅馆。所以在出发之前，我们就想办法联系上了省学联，省学联答应为我们解决住的地方，还答应在码头接我们。结果我们到码头之后，没找到接我们的车，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们到广州的具体时间，也在等我们到达广州的消息。我们给他们打了电话，很快就来车了，省学联把我们40多个学生安排到中山大学第四附属中学的图书馆里住。那个图书馆是一栋两层大厅的老楼，学校把一楼大厅的书全都搬到二层，腾出一层给我们住。我们自己都背着席子，40多个男女同学靠墙铺好席子，挂起蚊帐就住下了，吃饭则是找了一个兴宁老乡在广州开的饭馆，他管我们一日三餐，一个月9块钱，这个价格挺便宜，算是照顾家乡的学子了，只是离住的地方比较远，走路要半个小时左右才能到。就这样，从报名、考试，等放榜，我们在那里一直住了1个多月。
出门了就没有回头路
新京报：住那么久，是因为回家不方便？
汪懋华：从家里到广州不容易，回去更不容易，不可能考完后回家，放榜的时候再来一趟，各种条件都不允许。事实上，我从家里出来考大学，连回家的钱都没有的，我上大学后第一次回兴宁老家是在1957年，那时候我已经毕业了，所以我一直都知道，自己只有努力学习才能改变命运，没有回头路可走。
新京报：当年的高考都考哪些课程？
汪懋华：就考4门课程，语文、算术、政治、物理，每一门满分100分，我大约记得，我考得还不错，在当时一起去考试的同学中，我的成绩应该在前列。
新京报：当时你的同学中，考上大学的人多吗？
汪懋华：基本上都考上了不同类型的高校。我初中时曾同课桌的王佛松，考入了武汉大学，毕业后也被选去前苏联攻读研究生学位，后来回国到中科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工作，上世纪90年代初，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后调入北京中国科学院担任副院长。
新京报：能讲讲当初报志愿的故事吗？
汪懋华：当时报志愿的时候，有三个招生方向，分别是南方大学和中原大学，还有一个是全国统一招生。放榜也是先后三次，南方大学最早，中原大学其次，统一招生放榜最晚。我们当时都在广州等待放榜。第一次放榜的是南方大学，大部分同学都被录取了。那个时候，一旦入学，就不用担心生活问题，吃住都是学校包，对我们这些贫家的学子很有吸引力，最终大约有10多个同学去报到了。剩下的其他同学有的不想去，有的想多个选择，还在等。第二次放榜的是中原大学，又有多个同学被录取去报到了。这两次发榜，都有我的名字，但我一直在等，我当时对自己的成绩挺有信心，而且我想去北京读大学，所以一直等到第三次放榜。
新京报：当时你考上了北京农业大学，是你最想去的学校吗？
汪懋华：在去广州考大学之前，我们中学的团委书记找我谈话，问我考大学想报什么专业志愿，我说想报机械工程专业，因为我的算术、物理都学得很好。但团委书记跟我说，我个子矮，当时还没车床高，去了学校，要操作车床，怕是很费劲。所以他劝我换个专业。当时我就想，不报机械工程专业，报什么呢？忽然想起曾经看过的苏联电影“幸福的生活”，里面有联合收割机在大农场收获作物的场景，场面非常壮观，我就想着，我也学这个，以后把中国的农业也变成这样，所以就报了北京农业大学的农业机械化专业。
北上之路，火车也要坐渡轮
新京报：出门后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你是怎样到北京上学的呢？学校承担路费吗？
汪懋华：路费要自己出。录取以后，要去北京，没有路费，就跟家里说，但家里也很困难。我家里四口人，我和妹妹、母亲，还有一个半瘫痪的奶奶，全靠我母亲做手工养活，没有能力提供路费，是我的堂兄弟们，你10块他5块的，给我凑了30块钱路费，才买了火车票去北京上大学。
新京报：到北京用了多长时间？
汪懋华：两天。当时还没有长江大桥，火车走到武昌，整辆车开到船上去，船拉着火车开到汉口再上岸，接着往北开，整整两天，才到了北京。
新京报：大学里的情况，和你想象的一样吗？
汪懋华：不一样。我是9月3号到达北京农业大学入学的，当时北京农业大学在公主坟以西的罗道庄。报到之前，我想着，到了大学，一定能看到很多拖拉机、大型的联合收割机。但实际上，整个校区只有一辆福特小型拖拉机，也没有车间、车床。后来我才知道，我们的上两届学长，也就是1949年和1950年考入北京农业大学农业机械化系的，一共29人，都在东郊的一个名叫“华北农业机械总厂”的地方上课，那里有一些苏联来的拖拉机，总厂里的技术人员给他们讲课。
新京报：作为南方人，初到北京有什么感触？
汪懋华：从广东到北京的时候，我只有一个小包、一个小箱子，几乎没什么行李。入学以后，很快天气就转冷了，但我没有棉衣、棉被，也没有毛衣。事实上，我拥有第一件毛衣，是工作以后的事情了。冷了以后怎么办呢？买新的不现实，没有钱，当时一位北京同学，带我到宣武门附近一处卖旧衣物的地摊，在那里花了10块钱，买了旧棉被、旧棉袄，那个棉被实在太旧了，买回来半个月，就被我蹬碎了，那也得盖啊。
新京报：70年后，再回忆当初的高考，有什么感触？
汪懋华：中学是打文化和科学知识基础的时候，大学则是选择人生专业发展方向的阶段。中间的高考，是人生中很重要的转折点之一，要脚踏实地、淡泊名利、勤奋求实、开拓进取。这是我的座右铭，也送给所有的学子。
人物简介：
汪懋华，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东校区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教授。1932年11月11日出生于广东省梅州专区兴宁县。1951年夏天集体到广州市参加高考，考入原北京农业大学农业机械化系本科。
新京报记者周怀宗摄影王颖
微信扫一扫打赏 
支付宝扫一扫打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