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导体是当温度降低到一定数值时,其电阻突然消失的材料,它在信息通讯、生物医学、航空航天等领域有巨大应用潜力。超导体要实现超导态,必须要在极低温的环境下。为此,寻找到较高临界温度的超导体是众多科学家的梦想。
在过去百余年世界超导研究史中,在两次高温超导领域的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的关键时刻,都是赵忠贤带领的团队“跑”在国际前列,他们独立发现了“液氮温区高温超导体”以及“发现系列50K(开尔文,热力学温度单位)以上铁基高温超导体并创造55K纪录”。前者推动了国际相关研究的热潮,赵忠贤也因此于1987年获得第三世界科学院TWAS物理奖,这是中国科学家首获此奖;后者被授予Matthias奖,这是国际超导领域重要奖项。
40多年里,他的团队用自制的炉子或淘来的二手“土炮”,在“不及今天百分之一”的硬件条件下,“玩”出了举世瞩目的重大突破,“玩”出了临界温度的世界纪录,更“玩”出了中国高温超导跻身国际前列的科研地位。
“北京的赵”一“战”成名
1986年,45岁的赵忠贤偶然读到一篇欧洲科学家柏德诺兹和缪勒发表的论文,讲的是“铜氧化合物可能存在35K超导性”。当时很多人不相信,但赵忠贤是少数“醒得早”的人。
那时科研条件异常艰苦,好多设备是赵忠贤团队自己现造的,烧样品的炉子是自己动手绕的,买设备都买二手的。好在研究不需要特别精密的仪器,很快,赵忠贤团队在镧-钡-铜-氧体系中获得了40K以上的高温超导体,一举颠覆了认为“超导临界温度最高不大可能超过40K”的麦克米兰极限!一时间,世界物理学界为之震动,这位“北京的赵”一“战”成名。
1987年3月18日,正在纽约举行的美国物理学会年会临时增加了“高临界温度超导体专门会议”。赵忠贤作为五位特邀报告人之一,参加了这个会议。那次会议后来被称作“物理学界的摇滚音乐节”——被高温超导突破吸引来的物理学家们挤满了整个会场,容纳1100人的大厅里挤进了3000多人,分会场也是人满为患,就连走廊里的闭路电视也被团团围住。报告从晚上19:30开始,一直讲到凌晨3:15,持续了7小时45分钟。
赵忠贤是当晚报告人中最耀眼的科学家之一,他做了长达20分钟的报告。赵忠贤后来回忆,面对几千人参加的年会作演讲,他向世界展示中国超导研究的重大突破,这让他感到光荣与骄傲。但回到家,赶上家里蜂窝煤没了,他便脱下西装,蹬上板车载着儿子去买煤。
1987年,赵忠贤(左)骑三轮车去买蜂窝煤
(新华社发,中科院物理研究所供图)
这样的形象反差,真实地发生在这位“北京的赵”身上。他说,“是有点反差,但生活里我就是个普通的人。”
那一年的超导成果,也让他第一次获得了1989年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在“冷板凳”上梅开二度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际物理学界在通过铜氧化物超导体探索高温超导机理的研究上遇到了瓶颈。国内的研究也遇冷,有人转投其他领域,但赵忠贤却坚持要坐“冷板凳”。
“热的时候要坚持,冷的时候更要坚持。”忆及这段往事,他说,“我当时很正常,不痴迷也不呆傻。我认为超导还会有突破,所以才坚持。”
多年的坚守之后,赵忠贤科研人生的另一个高峰出现在了“大家想都不敢想”的方向上——他与国内同行分别打破了国际物理学界普遍认为的40K以上无铁基超导的“禁忌”。2008年,当时已经67岁的赵忠贤,在成果出现前夕还曾带领年轻人熬了三个通宵,撰写出初期最关键的三篇论文。他们不仅发现了系列50K以上铁基高温超导体,还创造了大块铁基超导体55K的纪录。2013年,赵忠贤团队凭借铁基高温超导研究再次问鼎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此前,这一奖项已经连续空缺3年。三年后,75岁的赵忠贤又走上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领奖台。
赵忠贤(中)等五人获奖合影
有人对赵忠贤说,一生能有一次机会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已是终生荣幸,你居然拿了两次。赵忠贤说:做研究时,从来没想到过会拿奖。之所以去做,只是喜欢。面对媒体的聚焦,这位普通的老头坦率而诚挚:“人活着要吃饭,将个人的兴趣与生计结合起来,是最理想的选择,而我恰巧很幸运。”
中国的一系列成果发布后,美国《科学》杂志曾发文盛赞:“如果以后再有更多的样品和数据诞生于中国,我们不必感到惊讶”,“如洪流般不断涌现的研究结果标志着在凝聚态物理领域,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强国”。
“做科研就像打麻将”
从事高温超导研究数十年,赵忠贤常被问:“您一辈子做了一件事,而且还是世界上99%的人都不懂的事。您是怎么坚持下来的?”这时,老先生的吐槽模式打开了。
“我觉得很多人不懂科研的乐趣,说科研是冷板凳,问我为什么可以坚持几十年。你如果喜欢打麻将,你会觉得坚持不下去么?”老先生说道。“科学研究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但是就像人们打麻将,只要有兴趣,失败了也还想打,何况我们也是经常和牌的,有小和有大和!”
“这是我的兴趣所在,又能养家糊口,还有比这更理想的选择吗?”
作为两次领导科研团队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发表论文400余篇,桃李满天下的著名科学家,赵忠贤仍有遗憾,那就是未领先于日本科学家发现铁基超导材料。实际上,他的团队在1993年就研究过和铁基超导体结构相同的材料,只不过用的是铜,而当时铁元素被公认为不利于超导。
“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当时思想再解放一些就好了。”赵忠贤说,在他看来,搞科研最重要的一点是能够迅速抓住问题的本质,并驾驭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去解决它,而不断创新,则是保持兴趣的重要因素。他时常勉励实验室里的年轻人“什么都可以做,不怕失败,要不断创新、不断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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