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门再难出贵子? 6年跟拍3个不同阶层的孩子, 他们的差距有多大?

如今这个时代，寒门还能出贵子吗？还是说，穷人的孩子只能是穷人？

2009年，有人耗费6年时间，跟拍3个不同阶层的孩子，用一部纪录片回答了这个问题。

2009年，马百娟是甘肃二年级的学生，她的人生愿望是“去北京念大学，赚每个月1000块的工资”。

2009年，19岁的徐佳在湖北咸宁市参加了人生中的第三次高考。

2009年，17岁的北京女孩袁晗寒辍学在家，原因仅仅是“不喜欢自己的老师”；而母亲表示，可以出钱给她开咖啡店，或者出国留学。

2015年，也就是6年以后，这三个孩子的人生又有了怎样的不同呢？

学习改变他们的人生了吗？

穷人家的孩子是否通过高考跨越父母的阶级，成为另一种身份的人群吗？

只能说，结局让人感叹，又带有几分唏嘘。

大山的女儿马百娟

12岁的马百娟住在甘肃会宁的大山中，家里很穷很穷。

马百娟和父母一起住在没有电、没有水的土窑里。也许是常年劳作的关系，马百娟的父亲看起来更像是她的爷爷。

而马百娟本人，穿着一件不合身的桃红色大衣，脸上是被山风吹出的一道道皲裂。

2009年，12岁的马百娟在野鹊沟小学念二年级。

整个学校，空荡荡的两间瓦房，只有5个学生。

老师操着不标准的普通话读着课文，下课后，5个孩子冲出教室，争夺学校里唯一的娱乐设施--一只篮球。

放学后，马百娟要帮父母打理农活。

挑水、做饭、喂猪，小小的身体背着重重的草垛子，走在山间一绕又一绕的土路上。

晚饭时，一家人围在破旧的桌子旁，每个人一碗面糊汤，桌子中间只有一盘黑乎乎的咸菜。

但从大家“啧啧”的咂嘴声中，能感觉到他们对这顿“美味”甚是满意。

在这样的生活中，12岁的马百娟是努力而乐观的，她的眼中一直存着光亮。

她一脸期待地对拍摄者说：

“我的愿望是去北京上大学，然后打工，这样就可以赚一个月1000块的工资。”

拍摄者继续问道：

“那赚了钱以后要做些什么呢？”

马百娟似乎早已准备好了答案，说道：

“我要买面，家里的面已经不够吃了；我还要挖水窖，因为家里没有水吃。”

北京和一个月1000块的工资，对于马百娟来说都是遥不可及的人生理想；而吃与喝，则是摆在她面前最大的难题。

2012年，时间又过了三年。

15岁的马百娟长大了不少，青春期的少女发育总是特别的快。

父亲用政府给的低保和两个儿子打工的钱，在宁夏中卫盖了一间砖房；他蹲在墙角，满脸堆笑地说道：

“感谢社会！现在我们有水有电了！以前的日子我再也不要回去了，实在是苦怕了，饿怕了！”

这样对生活的感悟之言，让人不禁怀疑，这一年真的是2012年吗？

而马百娟，看向拍摄者的镜头，已经有了几分羞涩。

她走起路来早已不见三年前的欢快和坚定，整个人懒洋洋的，一如她现在的生活。

马百娟央求着哥哥去和老师说，自己不想念书了，实在念不下去。

全然忘记三年前她许下的“要去北京念大学”的雄心壮志；而短短三年，又是谁磨灭了少女眼中的光呢？

此时，马百娟的父亲狠吸了一口烟，说道：

“女娃儿的书，念一点也就够了。”

辍学后，马百娟要么在街头漫无目的地闲逛，要么和自己的姐妹们讨论县城里出了什么样式的新衣服。

可怕的是，马百娟身边这群看起来只有15、16岁的姐妹们，此时已经悄然挺起了自己的大肚子。

许是家里不养闲人，马百娟开始到城里找工作。

她来到一家星级酒店，看着前台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眼中尽是艳羡。

但对方看着她小小的身体，问道：

“你还没有18岁吧？未成年的话我们是不会招收的。”

马百娟壮着胆子说道：

“我……我可以扫地……”

酒店的经理很有礼貌，笑着朝马百娟摇了摇头。

马百娟恋恋不舍地又盯了前台几眼，回到了属于自己的村落街头。

而马百娟的父亲，对自己的女儿早已有了一番打算；他一脸理所当然地说道：

“女娃就是要找个对象，靠着男人才会有个出路，除了这个再没有别的出路了。”

我们听着好笑、愤怒、无语；但这句话在马百娟家却成了无懈可击的金科玉律。

又过三年，拍摄者再次来到宁夏时，被告知马百娟已经结婚了。

早在一年前，也就是2014年，马百娟嫁给了自己的表哥，这一年她只有16岁。

她走上了母亲的老路，成了这片黄土地上历代不变、守着丈夫守着孩子的农村妇女。

这个曾经想要去北京念大学的女孩，或许她一生中唯一的波澜，便是被人记录下她的2009~2015。

三次高考的徐佳

2009年，19岁的徐佳第三次参加高考。

作为一名身经百战的复读生，徐佳一家人都秉信“高考改变命运，文凭才有出路”这一信念。

徐佳曾经跪在父亲的坟头，信誓旦旦地说道：

“我一定会考上大学，成为村里的骄傲！”

而徐佳的母亲，在一个工厂里打工，做着最苦最累的活，儿子就是她唯一的希望。

埋头在一堆试卷中的徐佳，带着高三学生独有的麻木和疲倦，对着拍摄者说：

“我很恐惧现在的生活。有段时间，我不能写字不能答题，面对试卷，我整个人都在冒汗。”

说这话时，徐佳眼神木讷，声音几度哽咽。

但他还能有什么选择呢？

徐佳比任何一个人都更了解家里的情况--经济仅够温饱，父母是最底层的人物，想要改变命运和阶层，高考是自己唯一的出路。

所以，他才一年又一年地厮杀在高考的战场上。

所幸，这一年徐佳考入了湖北工业大学。

时间过得太快太快。

徐佳考入大学的欣喜还没散尽，就业的压力已经摆在了他的面前。

2012年，22岁的徐佳要找工作了；学校里的橱窗里到处张贴着考研、留学、考公的广告。

而徐佳的选择与三年前一样，有且只有一条--找工作、赚钱、分担家里的经济压力。

然而工作难找，中国每年像徐佳一样的本科毕业生多如牛毛。

几番费力之下，徐佳找到了一份卖保险的工作。

他每天和形形色色的人一起，打着鸡血喊着口号；恍惚间，他不由得内心发问：

“我高三复读3年，就是为了这样的生活吗？”

徐佳的母亲，和很多中国式父母一样，对儿子有着满满的爱，却没有一点的理解和支持。

她一边叹气，一边摇头说道：

“徐佳不会说漂亮话，适应能力又差，他这样能去做什么呢？能赚什么钱呢？”

果然这份保险的工作，徐佳并没有做长久。

他再一次穿梭在茫茫人海中，寻找自己在社会上的立足之地。

偶尔他碰到准备出国或者考研的同学，都会定定地看上几秒钟后，迅速收回目光。

他一脸淡然地对拍摄者说：

“每个人的命运都是不一样的，很多东西都不公平，这是我们无法改变的，我们能做的只有接受不公平的存在。”

或许是历经了生命的风霜，才会有如此的感悟。

正视人生，接受人生的不公，这才是生活真正的强者。

无数的简历石沉大海，无数的面试无疾而终，但徐佳仍然穿梭在风雨中，奔赴属于自己的梦想终点。

这一年，他最终拿到了一家电力公司的录取通知书。

依旧是家中阴暗逼仄的小屋中，徐佳欣喜地和母亲分享自己找到工作的好消息。

母亲听不懂什么电力公司，什么职位职责，她单刀直入地问道：

“你一个月能赚多少钱？”

徐佳的热情显然有些消退，他低声地说道：

“实习期后是3000块一个月……”

母亲继续追问道：

“那以后呢？以后能拿多少？”

徐佳的头低了下去，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只能听到沉沉的回话：

“以后还不知道……”

母亲明显很不满意，自顾自地说：

“3000块够干什么的，你还要租房子，还有水电……”

妇女的絮絮叨叨像一块巨大的石头，压在徐佳的心头上。

最终，徐佳还是没忍住，小声音地嘟囔了两句：

“这份工作还是很有前景的……”

但是对于一个独立支撑家庭的乡下妇人来说，“前景”这一类东西太过虚幻，只有钱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又是一个三年。

2015年，拍摄者回访徐佳时，他正在拍结婚照。

新娘是他大学的同学，朴素简单，对新生活一脸憧憬。

徐佳的脸上没有太多幸福的感觉，依然是一脸淡然地对着镜头说：

“老一辈都说先成家后立业，我也到了成家的年纪了。我就希望找个老婆，可以帮我妈多分担一些家里的压力。”

而选择什么样的对象，对于徐佳来说，比起爱情，可能“合适”更重要。

2015年以后，记录者就没有再跟踪过徐佳的生活。

但有网友出来认领，称自己是徐佳曾经的下属。

这名网友说，徐佳凭借自己的专业能力，在电力公司中已经爬到了主管的位置；他还在广州买了房，一家人其乐融融。

也许，早早认清现实也是一种智慧；如此，才能安心地奋斗人生。

北京女孩袁晗寒

2012年，17岁的北京女孩袁晗寒在教室里接到了母亲的电话：

“晗寒，妈妈已经帮你办好退学了，你中午就回家吧。”

母亲的速度很快，办理退学仅仅是因为前两天袁晗寒对她说了一句“我实在太讨厌我们班的老师了”。

而袁晗寒面对镜头，对学校还有几分不舍，而后她奶声奶气地解释道：

“我舍不得，不是因为学校或者老师，而是因为我昨天刚给宿舍里添了一个可爱的小被褥。”

是的，袁晗寒出生在北京一个十分富裕的家庭。

衣食和温饱，是她一辈子都不用担心的问题。

所以当她对学校教育表示不满时，她的母亲果断帮她办理退学。

在家的日子，袁晗寒十分惬意却又有些无聊。

逗逗狗、弄弄猫、画些涂鸦、再用大半天的时间看几场电影。

袁晗寒打着呵欠，对镜头说：

“我快要无聊死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被饿死，却有人会因为无聊而死掉。”

17岁的女孩，会问“何不食肉糜”，却不懂“路有冻死骨”。

为了帮女儿排遣时光，袁晗寒的母亲租下了一间小店面，让袁晗寒开咖啡厅。

这间小小的店面，一年光租金就要2万块。

袁晗寒每天就是在自己的小咖啡店里听听歌，发发呆，思考一下人生的意义。

而客人，自然是没有的。

2012年，袁晗寒只身一人来到德国留学。

20岁的她一个人在德国租着小阁楼，养着精致的宠物；她学会了抽烟，自己拉烟丝做烟卷，手势无比熟练。

她依旧是那么的懒洋洋，拖着长长的尾音对着镜头说：

“我不想去学校，最讨厌进画室，我看到老师和同学就有一种要窒息的感觉。”

“我的情绪也不稳定，有的时候特别开心，有的时候又特别失落，我并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

袁晗寒在德国还交了一个男朋友，穿着打扮皆是不俗，一看就知道是和她家境相当的富二代。

两个人的日常便是走访德国的大小景点，感受他乡的风土人情，吃吃地道的德国菜，然后你侬我侬腻歪一会儿。

2015年，记录者最后一次回访袁晗寒时，她已经从德国回到了上海。

依旧是那副永远没有精神的样子。

她和一群打扮精致的白领女孩一起，开口便是中文夹着英文，聊着一些只属于她们世界的国外的故事。

当记录者问袁晗寒，你对未来有什么打算时；袁晗寒依然像6年前那样，迷迷顿顿地说道：

“我没有明确的打算啊……看看这个环境缺什么吧，也看看大家都在玩什么……”

后来，也有人细究过袁晗寒的生活。

她在上海开了个人画展，是爱好、是情操，反正不用拿它当饭吃。

她还开了一家艺术投资公司，是亏是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排遣时光和人生的意义。

父母的资产和阶级，已经注定了她不会掉落另外一个阶层，也是她立世为人最大的底气。

这就是同一个年代，中国3个不同阶层家庭的小孩。

这三个阶层，或多或少都能让每一个人找到自己的人生缩影。

比如我，在徐佳身上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

不算富裕的家庭，力争上游的野心，做不完的卷子，步步为营的人生--我们出生在普通家庭，为了一条前路绝不能给自己留有半分退路。

于是，努力是我们人生不变的课题，高考则是课题中最快捷的解决之道。

在这个社会里，有很多人一出生便是马百娟，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徐佳，然后拼尽一生的力气，让自己的孩子们成为袁晗寒。

而你觉得，阶级固化的当下，寒门还能再出贵子吗？

参考资料：

郑琼：《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