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高考回忆录 | 彭练矛: 从拼命读书到坚守“造芯”

彭练矛的“十年寒窗”，是在一次次搬家中度过的。

他的父亲是铁道兵。“修铁路要到处跑，哪里没有铁路，就到哪里修路。”全家跟着父亲辗转各地。1962年，彭练矛出生在江西鹰潭，很小就随父亲到了福建厦门，随后又去往福建南平顺昌县。

“我有很长一段记忆留在了顺昌的铁道兵部队大院里。一栋楼里上上下下的邻居，谁父亲从前线回来，总会带很多东西，比如小糖果之类，给每家的小孩都分一点。”在那里，彭练矛度过了一段童年时光。

彭练矛回忆说，当年就读的东方红小学建在一个山坡上，顺着一个大台阶爬上去就是顺昌一中，“我们大院距离学校大概五六里路，那时候觉得不算太远，一帮小孩成群结队地上学、放学，想着各种各样的法子玩。”

11岁时，他们全家来到了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一个叫虎什哈的镇子。每次搬家，彭练矛都会换一所新学校。“这么一倒腾，中间跑丢了几个学期。”

对他的同学来说，上学是件很奢侈的事。那时的农村，十几岁的孩子都要干活，有些孩子根本没有机会读书。

“连吃饱饭都是问题。”彭练矛有两个哥哥，三个男孩粮票都有定量，一个月只有十几斤粮食，没有油水，根本不够吃。为了填饱肚子，他们就拿粮食换红薯，一斤粮食差不多可以换7斤红薯。由于在福建时吃了太多红薯，吃“伤”了，彭练矛到现在都不怎么吃红薯。

在那个没有铁路、吃不饱饭的小镇，彭练矛考上了北京大学?。那是1978年，高考恢复的第二年，年仅16岁的彭练矛走进燕园，成为“文革”后北大无线电电子学系招收的首届学生。

上大学后，每月的粮票定量涨到了54斤，彭练矛终于能吃饱了。除了喂饱身体的粮食，更让他兴奋的是那些取之不尽的“精神食粮”，他总是早早地去图书馆排队借书，再“打游击”一样地找地方看书。

1982年，彭练矛考取了北大电子物理硕士研究生，此后又赴国外深造，开启了电子显微学和碳基纳米电子学研究的新篇章。

步入21世纪以来，人们一直试图寻找能够替代硅的芯片材料，而碳纳米晶体管是最具前景的方向之一。从2000年至今，彭练矛坚守在国产碳基芯片研究一线，并首次制备出性能接近理论极限，栅长仅5纳米的碳纳米晶体管，成为国产碳芯片发展的领军人。

谈高考：“要读书就去最好的地方读”

新京报：你当年接受的小学、中学教育是什么样的？

彭练矛：那时正处于“文革”时期，科班出身的好老师很少，很多没经过正规教育，更不用说师范教育。学校教的不是数理化，而是“工农业生产知识”，包括拖拉机的构造、怎么制造沼气之类，更强调将知识应用于生产中，而不是死读书。

秋冬时节，河里水都干了，我们从生产队借手扶拖拉机，在河道里学着开。河道里风特别大，每次开完之后，回家就会生病。

新京报：在高考恢复前想过上大学吗？

彭练矛：那时没有高考制度，但大学还有其他选拔途径，比如名额分配到各单位，然后选拔推荐。我肯定想不到能上大学，因为我们家成分不太好，根本就没有机会上大学。

新京报：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是什么心情？

彭练矛：当时我的两个哥哥都在河北农村一个叫六道河的地方插队，恢复高考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因为这是他们离开那里的唯一途径，否则他们就要在那待一辈子。如果能考上，家里最发愁的事一下就可以解决了。而我当时还在上高中，高考对我来说没有对哥哥们那么特别。

新京报：当时高考竞争激烈吗？

彭练矛：高考刚恢复，积压了十来年的学生一起进考场，其中包括“老三届”，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的。高校能够容纳的学生也有限。我记得1978年、1979年的高考录取率大概只有6%。

新京报：当时高考考哪些科目？

彭练矛：得考七八门。数理化、语文、生物、地理、英文。英文分数是作为参考分，不纳入总成绩。英文我学了一点，但是没有信心能考好，所以没参加英文考试，我的英语参考分是0分。

新京报：你认为自己属于“天赋型”还是“努力型”？

彭练矛：1978年，我参加高考的时候，我的两个哥哥都考走了，就剩我自己在河北待着。我很努力地学习，也想跟哥哥们一样考上大学。

高考很难，但最难的不是学习，而是获取资料，因为只学“工农业生产知识”是不够的，必须去找数理化教材，但可能整个学校也没有一套完整教材。

那时，只要谁有以前的中学教材，我就想各种办法去借，或是用自己手里的资源和别人交换，然后用蜡纸手抄一份，习题也会抄写。我一直都是班里的好学生，老师拿到书或习题也会想着我。当时我自学了所有能够借到的教材，做完了所有习题。那时只有一个单纯的念头，就是把书读好。

新京报：当时在哪参加的高考？

彭练矛：要到滦平县城里高考。考试持续好几天，要提前去。那几天正好下大雨，路上都没法走车，比较危险。高考前夕的摸底考试，我的成绩在整个承德都特别好，铁道兵系统对我寄予了很大希望，后来部队专门派了一辆轨道车，把我和其他参加高考的同学直接送到了县城。轨道车有点像一节火车头，但不是用来拉列车，而是平时用于巡查和检查路况，只能装几个人。

部队管送不管接，考完试之后，我自己大概走了60多公里回家。还记得，路上要过河，河水都快漫到胸脯，那时胆子很大，直接就蹚过去了。

新京报：什么时候知道高考成绩？当时什么心情？

彭练矛：我的成绩在整个承德地区排第一。但当时没地方查成绩，县里先知道了消息，慢慢传到村里，我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有一天，我的一个好朋友去邮局取信，看到一个写着我名字的信封，就顺便给我捎了回来。我老远就看见他蹦着跑过来，一看，是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特别高兴。

消息传出去后，学校的老师们也知道了，有的老师说：这娃可惜了，要是上“北大”多好，怎么最后上了“北京大学”？

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我去县里体检时碰到教育局的人，才真正确认了自己的分数。

新京报：能讲讲当初填报志愿的故事吗？

彭练矛：我们当时是高考前填报志愿。我所在的那个地方，有史以来没有人考上北大，你敢不敢报？如果报高了，风险很大。当时父母也不太明白怎么报志愿，很多老师都觉得我报高了。

我自己也谈不上特别有把握，那时想法特别简单，北大是当时全国最高学府，是我内心的憧憬，我就认定，要读书就去最好的学校读，所以就报了北大。

一开始，我特别想读数学专业。我很喜欢数学，但高考数学只考了80多分，物理考了95分左右，所以后来还是选了物理。当时看到有个专业叫“电子物理”，觉得又有电子、又有物理，看起来很厉害，就选了。后来才知道，电子物理不属于物理系，而是属于无线电系，无线电系是从物理系分出来的。

新京报：来北京求学是什么场景？

彭练矛：那时去上大学标配就是一床被子，叠成豆腐块，打个包，后面挂着洗脸盆和饭盆，还有一些书，背在身上就去了北京。

去上学之前，父亲送给我一块上海牌手表，当时算比较奢侈的礼物。我们家三个孩子，父亲给每人都送了一块表。那块表我一直戴着，毕业后去美国读书还一直戴着。有一回在学生食堂吃饭，天气比较热，就把表摘下来放在托盘里，吃完饭把托盘端去送洗，结果忘了拿手表。一出门就发现表没了，赶快跑回去找，但没能找回来。

新京报：在燕园的日子是怎么度过的？

彭练矛：没有什么别的想法，就拼命读书。老师们非常好，大一大二的时候有几个老师我们特别喜欢。

看到北大有这么好的图书馆，我们都去排队借书，有时一本书要等很长时间才能借到。但当时要想找地方看会儿书可不容易。那时候图书馆学生多、位置少，拿着阅读卡才能有一个座位。阅读卡不是人手一张，我们1个宿舍7个人，只有1张阅读卡。当时图书馆规定，晚上7:00以后就可以随便坐，那时可以安心坐在那看书。教室也一样，什么时候教室空了，就跑过去待着看会儿书，什么时候有人来上课，再换个地方。

新京报：去图书馆喜欢借什么类型的书？

彭练矛：一类就是专业里头最“猛”的书，像《吉米多维奇数学分析习题集》、J.D.杰克逊的《经典电动力学》等，这些书得早早排队才有可能借到，而且看一个上午必须得还回去，然后再继续排队借；另一类是文学经典，虽然是理科生搞科研，文学名著也要读，像《约翰·克利斯朵夫》《三个火枪手》，一周要读好几本。

新京报：有人怀念80年代，你对那个年代有什么特殊的印象吗？

彭练矛：那时大家都意识到，我们和外面的世界有巨大差距，觉得国门打开了、有机会了，都想要提升自己，大家都生机勃勃，追求理想。我觉得，任何时候都应该这样。

谈当下：认真把事做好，才能把控自己的命运

新京报：几十年过去后，再回忆高考，有什么感触？

彭练矛：对我来说，高考谈不上改变命运，我一直觉得，这就是我该做的事。不管做什么，都要认真把事做好，这样才能够把控自己的命运。

新京报：如何看待当下的高考？

彭练矛：高考只是人生中的一道坎，人生中还有很多道坎。即使没有上大学，也不说明人生就不能出彩，认真做事，在什么地方都行。即便上了北大，有积极上进的，也有懈怠放松的。

新京报：与过去相比，现在的学生有什么不一样？

彭练矛：不太一样。当时我们的选择少，还是毕业分配的年代，所以显得单纯一些。同学们很纯粹，读书就是要提高自己。很少有人想着找工作的事情，想的都是读完之后怎么为国家服务。那时候也分成绩好的和稍微差一点的，但放松和放弃自己的人非常少。

现在的孩子视野比较广阔，想法也比较多。但很多学生没把精力都放在读书上，总想着如果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大部分孩子考研、读博是在逃避就业，真正热爱科研、想做学术的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