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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恢复高考的第一年, 刘源写信给邓小平, 信中只提到了一件事

此次会议共邀请了三十多位来自各行业的科学家与教育工作者,在邓小平的主持之下,共同探讨我国未来的教育发展。

会议之上,时任武汉大学副教授查全性首次提出了恢复高考的倡议,他指出过去十年所采用的“推荐制”对于我国科学教育事业伤害很大,恢复公平统一的高考已然是全国人民的普遍心声。

这一番话引起了与会人员的普遍认同,经过一番讨论以后,邓小平当场对此事做出了拍板。

查全性表示,“高考改革,一定要当机立断,今年能办的就不要拖到明年去办”。

从这一刻开始,广大知识分子的命运重新得到了改变。

1、国之重策:恢复高考背后的深层意义

1975年,邓小平主持党内工作,上任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开展全面整顿与反省,特别是在教育问题之上。

在党内会议之上,邓小平明确表示:“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大学究竟起什么作用?培养什么人?有些大学只有中等技术学校水平,何必办成大学?一点外语知识、数理化知识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还有问题。”

之所以会做出如此坚决的表态,主要是由于邓小平深知,高考对于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意义。

在高考正式恢复之前,我国高校招生流程主要是:“自愿报考,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查”。

而新生们的基本要求是:“初中毕业,并且经过两年以上劳动锻炼的工农兵学员”。

这一时期的高考并没有招生考试,只要符合要求就能入学。

这一方案虽然在表面情况下看不出毛病,但实际上它极大地限制了考生报考人数和生源质量,对我国高等学校造成了近乎毁灭性的打击。

以1970年到1976年期间的数据为例,在这一时期之内,全国共招收了考生94万人,平均每年12万人。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国全国人口已经突破8亿人,八亿人当中每年就出12万个考生,入学率不足万分之二,其状态可想而知。

除此之外,由于废除了招生考试,即便是进入大学以后,学员们通常也无法正常上课。

1972年5月,北京市11所高校曾经对学员文化水平进行过统计调查,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果:

在当时大学生里初中以上的文化水平只有20%左右,初中文化水平的学生占据了60%,甚至还有20%的学生,只有小学文化水平

学生文化水平较低,这从来不是教育无法开展的难题,关键问题在于学生们之间的差距过大,即便是教师有心也很难进行统一的教学。

这些层次不同的学员集中在一个教室里学习,教师的工作量和工作难度都会呈指数型上升,教学质量可想而知。

大学教育水平的低下,直接影响到了我国的科研进程。

当时的苏联有90万科研人员,美国有120万,而我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居然只有20万人,在这20万人当中有多少老弱病残,有多少仅仅是为了饭碗,根本无法统计。

邓小平曾经痛心疾首地指出:“我国的科学发展与发达国家至少落后了20年”!

这一阶段对于我们国家而言造成的危害是巨大的,高校形同虚设,科技近乎停滞,重新恢复高考已经成为了全国人民迫切认同的共识。

此次教育科学工作座谈会结束以后,很快便引起了全国的反响。

虽然相关制度还没有正确正式落实,但在当年的广播之中、报纸之上,恢复高考的消息已然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

除了恢复高考本身以外,邓小平还修改了生源方面的规定,允许高中毕业生直接参与考试,不再需要下乡进行两年劳动。

“是否废除高中毕业生一定要劳动两年才能上大学的做法?在中小学完成了劳动任务,为什么还要集中搞两年劳动?”

在谈话当中,邓小平首次提出了两条腿走路的理论:“如果是军校,那么学生在入学之前当两年兵无可厚非,工业类型学校,学生也可以进厂工作两年,但是对于普通院校特别是科技院校,学生应当根据情况,切实免去劳动,以促进社会最大效率地运转”。

这一消息的传出立马在全国掀起了读书学习的热潮,工厂中、学校里,甚至农田上,处处都是学生们读书的身影,国家迎来了新的面貌。

2、刘源高考受困,邓小平亲自放行

1977年的高考比以往来得都要晚一些,由于是在8月份才决定的,当年的高考时间就被定到了冬天。

彼时高考的方针已经确定,学生群体之中一派欣欣向荣的场景,然而,就在这个时候,邓小平却收到了一封信件,这位考生在信中声称自己无法参加高考。

当年26岁的刘源,是北京起重机厂的一名铆焊工,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以后,他在第一时间就报了名。然而报名表是递了上去,但是结果却一直迟迟未到。

单从报考条件和文化水平上来讲,刘源无可挑剔,他早年读过书、下过乡、参过军、做过工,各项素质和条件都称得上是优异。

然而没想到的是,工厂组织部退回的理由,竟是因为超龄。

事实上当时的情况下并没有严格标准,只是提到了尽量在25岁以下。

可正是因为这个“尽量”就把刘源给刷了下来,连同他一起刷下的还包括其他九名25岁以上的工厂员工。

正因如此,刘源才会写信给邓小平,希望讨一个公道。

“我挺生气,所以就给邓小平写了封信。”刘源至今仍能很清晰地复述信的内容:“小平叔叔,我是刘少奇的儿子刘源。我这几年从农村又到工厂,听说您抓高考,很高兴,大家都很振奋。我想考大学,现在厂子里不让考。让我考,我考不上,是我自己的事情。谁也不怨。”

这封信并不长,仅仅一页纸,寥寥百余字,至于邓小平会不会收到,会不会回复,刘源心中并没有底。

思考了半个小时写完,贴上4分钱的邮票,便是刘源对自己人生最后的争取。

刘源的信件递交中央以后,很快便受到了重视,最终层层上报,摆在了邓小平的书桌前。

在这封信件寄出后,他并没有收到邓小平的回信。

这封信件在中央经历了什么样的讨论,邓小平看到以后又是何反应?对于这些问题,刘源并不知情。

只是听说,邓小平批复了北京市委书记吴德,而吴德又转批给教育部门,最终10余天后,厂教育处才通知自己:可以报考。

而刘源和他另外9个超龄的工友也一起全部得到了放行参加高考,此时距离高考仅仅只剩下一个星期。

刘源和9个工友,是当年北京高考考场当中最后的10个考号。

但是,他的恢复高考资格,对外释放了一个重要信号,那就是新的高考,只求人才,而这正是对于无数学子最大的鼓舞。

3、开天辟地般的新时代

当年刘源以远超一本线的成绩,成功入学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他的人生彻底迎来了转变。

1979年1月,刘源的母亲王光美曾经去看望过邓小平,此次看望之中,王光美提到了刘源参加高考的事情,向邓小平表示感谢。

然而,对于这件事邓小平并没有直接回复,而是微微一笑。

刘源的去留是中央的一个态度,一个正确对待天下学子的态度,对于邓小平而言,这是在给天下的学子一个机会。

对于高考的真正意义,邓小平早就曾经提出过意见:恢复高考,意味着打破固有僵局,重新确立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评价标准,其对于人才的保护,和国家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社会意义。

“这是很重要的拨乱反正,社会的公平公正也从此慢慢建立了起来”。

与刘源同在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77级的同班同学当中,与其有着相似命运的人并不在少数,高考恢复真正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在高考之前,卜伟华已经在家待业了一年,在此期间,他唯一能够分配到的工作是在当地清洁队上班;邓思平则是在北京门头沟木城涧矿场当中当普通工人,在伸手不见五指的煤矿当中,他已经工作了整整十年,如果没有高考,他一辈子也只能做个挖煤工。

那年,徐蓝在北京延庆农场当农民,王宏治在中国科学院器材公司看仓库。

在全班的82个同学当中,有人在袜子厂工作,有人在拖拉机厂上班,还有人在地毯公司做小工……

在那个没有高考的年代,这些原本有着大好前途的青年知识分子远离了书本,投身到了最为普通的工作之中,对于国家对于社会,都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一场高考结束后,他们成了大学生,真正拥有了提高自己回报社会的资本。

除了恢复高考本身以外,给学校学生建立信心,也是邓小平此次工作的重中之重。

1977年第一场高考结束以后,依旧有很多大学墨守成规,没能积极变通,北京市内达到分数线没被录取的一共有1600多人。

要知道当时是学校多学生少,能够出现这样的情况,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学校方面采取了较为保守的招生,不敢放开招。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邓小平考虑到当时的实际情况,还提出过了“二次扩招”入学,在一次会议期间,邓小平再次作出指示,“应该录取”。

很快北京市落榜的1600学生便进行了补录考试,考试结束以后,这1600人全部由首师大和北师大接收。

多年以后,每当回想起邓小平对于自己的帮助,当年的学子总是充满感激:“如果没有邓小平,我就没有机会了。”

严格意义上来讲,1977年的这一场高考,本身也是存在着很多不足之处的。

例如由于学生们普遍缺乏训练,很多人都在底层蹉跎数年,连一些基本的常识题都答不出来,交白卷现象更是数不胜数。

但是,恢复高考对于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仅仅是在当年全国范围内,就有高达570万学生参加考试。

有夫妻同考,有师生同场,甚至还有一家人齐上阵的场面。

在这样如火如荼的全民动员之中,人们看见了历史的新方向,冲破了思想藩篱,这个意义远远超出高考本身。

恢复高考的第1年,就有27万人如愿考上了大学,这一巨大成就无疑给无数青年打了一记强心针。

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国家而言,时代的大路正在越走越宽,也使得在未来的改革开放真正能够得以实现。

多年以后,刘源对此表示,恢复高考决策“挽救了这么多人”,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参考资料:

1、《刘少奇之子刘源感谈:邓小平批准我参加高考》中国共产党新闻。(周珣,叶铁桥)

2、《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 改变一代知识青年命运》中国共产党新闻。(龙平平 张 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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