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在科普和教育的过程中，让孩子们接触科技前沿，也为北京储备未来科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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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记者张璐编辑刘梦婕校对李立军陈媛媛
科普“网红”、人大附中物理老师……作为斜杠青年，李永乐又多了一个新身份——北京市政协委员。今年，他带着提案，从黑板前走到了政协全会会场。
▲1月16日，北京市政协委员李永乐做客新京报千龙网两会访谈间，向网友分享参会感受和履职经验。
近几年来，李永乐乐此不疲地在互联网上进行科普。2018年世界杯期间，他录制的《足球有几个面？》视频讲的是欧拉提示性定理；疫情发生时，他通过讲解核酸检测原理让大家了解了聚合酶链式反应技术……一个个专业名词，通过贴近生活的讲述变得易懂起来。
谈及新委员身份，他表示对未来的委员履职工作充满期待。“我将重点关注三个方面，一是教育，教育是立国之本，也是我的本职工作；二是科普，科学普及与科技创新要‘两翼齐飞’；三是科技，我希望在科普和教育的过程中，让孩子们接触科技前沿，也为北京储备未来科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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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履职
向老委员“取经”学写提案
新京报：你当选为十四届北京市政协委员，心情如何？首次参加政协全会有哪些感受？
李永乐：得知当选为北京市政协委员，我心情非常激动，这也是我第一次当选政协委员。来到政协的大家庭后，我跟着很多老委员学习了撰写提案的常识。
列席人大会议时，我聆听了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也十分激动。报告的内容非常详实，总结了过去五年一些实实在在的变化，让我了解到，其实我身边的变化并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是政府一直在做相关的努力。
举个例子，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建成林萃路等一批快速路和主干路。我深有感触，以前我住在西三旗，由于林萃路存在断头路，没法儿通到回龙观，现在这条路打通了，出行特别方便。
新京报：作为一名新委员，你是否有向老委员“取经”？对未来的履职有什么样的期待？
李永乐：我有和老委员进行交流，会前，他们向我介绍了会议的大致议程和活动，我可以提哪些建议、这些建议会怎样被采纳，包括建议提的方式、格式都是老委员教我的。这次我提交提案的时候，也向老委员请教了一下，他们提出了很多宝贵的建议，比如在一大段建议之前，加一句话概括。
作为一名新委员，我还是要加强学习，在五年的履职过程中快速成长、成熟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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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提案
利用科技文化场馆丰富课后“三点半”生活
新京报：这次你带来了“增加北京市科技文化场馆宣传渠道的提案”，这个提案是如何形成的？
李永乐：我的主要工作是在中学教书，“双减”政策实施之后，很多学校课后三点半就没有其他安排了，学生们不知道这段时间该如何利用，我们希望学校能组织学生进行实践活动，但是很多学校没有这个能力。北京市有很多优质资源，比如科技馆、文化馆、历史博物馆、动物园、植物园，我觉得这些资源可以利用起来，丰富同学们下午三点半之后的生活。
另一方面，由于我在网络上做了很多科普工作，了解这些科技文化设施对于科学普及工作有重要意义。所以建议把两方面结合起来，鼓励学生在课后三点半去使用这些资源。
新京报：目前，学生使用这些资源存在哪些问题？
李永乐：一方面是青少年和家长对北京市的科学、文化场所的位置和开放时间了解有限。在节假日，家长带孩子去的科学文化场所主要有中国科技馆、北京动物园、北京天文馆、北京植物园等大型场馆，这些场馆往往人太多。实际上，北京市有数百个科普教育基地，一些中小型科学文化场馆却乏人问津，比如郭守敬博物馆等。
另外，青少年和家长对科学文化场所的设施、展览以及开展的教育活动了解有限。许多科学场馆、博物馆里都有大量的馆藏设施，青少年由于缺乏了解，多数采用“随机游走”策略。许多科技场馆会定期举行各种科普活动，青少年和家长如果想了解这些活动的时间地点，就需要到各个科技场馆的主页搜索查询，由于信息较为分散，也容易错过他们感兴趣的活动。
新京报：对此你有哪些具体建议？
李永乐：因为我和共青团联系比较紧密，有一次参加共青团的少先队活动时，我发现他们编制了一本“红领巾爱首都”科学实践地图。我觉得这份地图可以更完美一些，以其为蓝本，将北京市内面向公众开放的科普文化设施分门别类，编制成一套更加系统化的北京市青少年科学文化场馆打卡手册，并公开出版。
内容可以包括科普文化设施的地点和营业时间、场馆的特点和主要馆藏内容、特色展品的照片、相关展品的科学原理、历史文化介绍等。书中针对每个场馆安排特定打卡区，青少年持手册来到科技场馆，可在特定区域获得贴纸或印章，以增强青少年的成就感。共青团的有关同志也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提议，所以我们就一起把这个提案做出来了。
提案的具体内容还包括建立场馆信息自媒体，在公共社交平台如微博、微信、抖音、B站（哔哩哔哩）等，建立面向青少年的北京市科学文化场馆自媒体账号，发布打卡手册电子版、各个场馆开展实践活动的时间、地点和报名方式，对每个场馆的参观游览路线提出建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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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做科普
选题贴近社会热点，希望得到更多政策支持
新京报：你曾谈到做科普是希望推动偏远地区的教育公平，你是否和观众交流过科普视频对他们产生的影响？
李永乐：很多年以前，我开始在互联网上传我的课堂实录视频，没想到十多年过去了，还有人在网上看。后来我又做了很多科普传播的视频，希望它们为偏远地区的孩子打开一扇窗。
前段时间，我参加央视一个节目的录制，一位同学和我说，他之所以特别喜欢数学，是因为看了我的一个视频叫《蒲丰投针实验》。我当时做这个视频时，觉得这只是书本上的一个小知识，没想到会让一个孩子喜欢上数学，所以我觉得做科普传播这项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那么我还将继续坚持更新科普视频，这样，不管观众是身处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还是凉山的小县城，都可以打开电脑或手机观看。如果感兴趣的话，还可以在相关的资源库里搜索额外的补充知识。
有限的科普时间里，我不能完整地把所有科学知识教给他们，这些也不能帮助孩子考试，但可以点燃他们心中的一团火。
新京报：目前，你的科普视频内容选题是如何策划的？在把科普内容做得有趣方面，你有什么样的经验？
李永乐：互联网短视频刚开始蓬勃发展时，科普视频内容并不多，大多数是娱乐内容。后来我发现，观众对于科普内容还是有需求的，于是我就做了跟生活相关的小知识视频，比如闰年是怎么回事儿。
渐渐地我发现，观众对于知识很感兴趣，他们只是不喜欢考试和比较复杂的推导。所以我做科普视频的过程中有几个原则。一是尽量贴近生活和社会热点，比如前阵子数学家张益唐在朗道-西格尔零点问题上取得重大突破、美国实现可控核聚变“点火”，很多人都会问我，我就做了科普。二是尽量避免复杂的数学推导。
我做视频注重让大家在探索过程中感受逻辑之美，而不是把知识进行罗列，告诉大家结果，这很容易搜索得到。有点类似于以前的《走进科学》节目，先提出一个问题，再像破案一样一步步探究，大家就会非常感兴趣。
最后一点，将科学知识融入到科学史和人文史中。我会讲述一些科学家有趣的故事，观众在看的时候会感受到，原来科学家也会犯错误，也有缺点。这些就是我在做科普过程中的一些摸索。
新京报：社会公众对科研人员参与科普事业充满期待，但也有一些科研人员反映，其所在单位更希望他们聚焦本职工作。你身边的科普达人有这样的困扰吗？你自己又是如何平衡科普和本职工作的？
李永乐：现在做科普的人有两种，第一种专职做科普，并以此盈利；第二种是专业的科学家或者像我这样有本职工作的人做科普，面临的问题是时间精力有限，也有会被认为“不务正业”的问题。
这其实是社会上一个很长久的争论，现在国家基本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了。前段时间修订《科普法》时，也强调给科学普及工作者合理的定位。这都体现了国家对于科普工作者的认可。
我们在长期的教育工作当中，拿出一小段时间来给孩子做科普，会大大激发他们学习的热情。同时，我在做科普的过程中也学到了大量知识，可以在教学过程中融入这些知识，让课堂变得更加丰富和活跃。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双向促进的过程。
新京报：你认为目前科普人才还需要什么样的支持？如何激励更多人参与科普？
李永乐：我希望国家能继续对科普工作者提供政策支持。国家提出科学普及和科技创新同等重要后，各个平台顺应国家政策，对科普内容进行流量扶持，科普内容井喷式发展，所以国家的政策导向是非常重要的。同时，我认为应该给予科普工作者晋升渠道，凭借做科普也可以晋升职称，这对我们的鼓励也是很重要的。
另外，科普工作者毕竟不同于科研工作者，他在制作内容的过程中必然要进行普及性和严谨性的平衡。如果抓住一个问题不放，对科普工作者进行攻击，可能会打击他们的信心，所以需要社会多一些包容度。最后，可以通过联盟、协会组织的座谈会等形式，促进科学家和专职科普工作者的交流，更准确地传播科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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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公益微课
搭建中学课程微课堂，提高学生学习效率
新京报：目前你的公益微课进展如何？
李永乐：2014年起，我开始在网上发布一些科普视频和课程视频，当时只有物理和数学的内容。由于目前很多微课内容多、比较分散，会让人选择困难。所以2020年，我开始系统化搭建中学课程，邀请教其他科目的老师跟我一起来做。每堂课有一个知识点，学生在课前或课后花十分钟，就能预习或复习没弄懂的知识点，这样孩子学习的效率比较高。
课程不能收费，所以我承担了成本。我在网上发布科普视频，平台给我流量分成，我从分成里拿出一部分反哺内容。目前，我们做了几百节课，包括初中的数学、物理和化学，高中的数理化生等。
但是也遇到了一些困难，比如资金的问题，开始凭着一腔热情去做，后来发现成本确实挺高的，再加上阅读量有限，因为教学内容不像科普内容传播量那么广。所以现在没有做完整，但是我希望未来有能力继续去完成它，且做得更加完美。目前一些物理课程我正在修改重做第二版，找更适合在短时间内讲清楚的题型，同时提升画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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