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雨素:还在打工,还在写作

《久别重逢》写了主人公“我”的三次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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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雨素近日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久别重逢》，距离《我是范雨素》一文火遍全网，已经过去了6年。因为想留更多时间读书，现在她不再做育儿嫂，改做小时工，这导致收入锐减。写作并不能带来多少实际的经济价值，于是，养活她的就是每个月3000多元的家政工收入。

其他作家在书中印的个人简介，多少总有关文学，相比之下，范雨素的就十分简洁——“范雨素，1973年生，湖北襄阳市东津镇打伙村人，目前在北京做家政工。”范雨素甚至觉得，这段简介也可以用在她的求职简历里。

概括来说，《久别重逢》写了主人公“我”的三次出走：第一次是12岁，受知青小说的影响，“我”南下寻找灵兽，在广西柳州遇到了流浪男孩莫阿蓝；第二次是18岁，“我”成为北漂，在北京崇文门三角地倒卖家具、帮盗墓贼放风把门；第三次是“我”带着女儿，到黔东南的冥阳两界寻找“大桑树爷爷”，想赎掉自身的罪责。

作为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虚构与现实在范雨素的书中界限并不清晰，女主人公“范菊人”与她同名；写“牛郎织女”的故事，写着写着就变成了“打工妈妈与留守儿童”的故事，“她们在思念她们留在地球上的孩子，她们是仙女，她们下了凡尘，和人间的男子生下了孩子，她们又回到了天界。她们的孩子成了地上的留守儿童”。

“格式塔实验”“量子力学”“莫迪亚诺”“王尔德”……范雨素的小说中充满了她曾经阅读过的书的痕迹。有人觉得冗余，有人觉得真实，从文学角度，没有定论。但总有一些灵光乍现的句子，让人想起，就是那个范雨素——

“人生是颗菜籽命，落到肥处是棵菜，落到瘦处是根苔。”“一本书读完可能很快就忘干净了，好比竹篮打水一场空，但是竹篮经过一次次水的洗礼，会一次比一次干净。一个人每天看书，可能记不住什么，但是在潜意识里会明白，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分不清有缘千里来相会和久别重逢，我分不清人生长恨水长东和不肯过江东。”

看的书多了，范雨素记住的名人是孔子、庄子、孟子、秦始皇、汉高祖、西楚霸王、李白、杜甫……这让她在现实中遇到任何当代名流，都不觉得受宠若惊。

早在2015年，范雨素就写完了《久别重逢》的初稿，那时候还没有《我是范雨素》，没有太多人知道范雨素是谁——除了她的雇主。当时，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张慧瑜去皮村给文学小组上课，范雨素带来了一大摞她写的稿子。信纸上，手写的大大的文字，密密麻麻。“我没有想过有人会读，更不会想读者是谁”，她只是想写一本与她生命相关的书，把自己的一生都写到这本书里。

成名后，范雨素会被邀请去参加一些社会活动，还有媒体采访，她也想多花点时间看书，于是辞去了需要住家的育儿嫂工作。现在，她做小时工，一天工作4个小时。不工作时，她就回到北京东五环外的皮村，住在一间10平方米的小屋，除了基本生活，没有其他业余爱好，就是看书，屋子里堆满了书。

在最红的时候，曾有编辑带着合同来找她，一个月写4篇，一篇给1500元。她拒绝了，“我写的必须要过我心中的标准，如果我写的都过不了自己这一关，我觉得我做不了，不可能”。

范雨素说：“从来没奢望去当文学家，却因为一篇文章，莫名其妙地成了网红。有人看了我的文章，说那是北大人代笔的，说有人要把我一个目不识丁的育儿嫂推进文学的殿堂。我不明白，文学的殿堂都已经站满了？我走不进去，只能被人推进去？”

范雨素十几岁的时候，曾经跑到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办公室，找老师当面请教，“从办公室出来，老师一直把我送到学校的南门口”。在范雨素后来的打工生涯中，被尊重一直是一件她非常看重的事情。

她在小说中写了一件真事：她跟随雇主一家去三亚旅行，在机场排队时，雇主让她带着孩子在贵宾通道先排队。这时，地勤用轻蔑、歧视的眼神看着她，说她排错队了。后来，雇主来了，扬了扬手中的金卡，说“我们一起的”，那个地勤没再吭声。

最近，范雨素在看杜甫的诗集，这是她最喜欢的诗人与作家，“他和我们每个人的苦难都是有共情的，他没有居高临下，也没有俯视”。

范雨素的工作地点，是北京顺义的别墅区，她服务过这里的很多人家，从来没有人认出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