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时候年轻人都喜欢冲动，等到他们冷静下来，又经常对自己的冲动感到后悔。
7月14日，河南的翟先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觉得自己很冤枉。需要说明一下，虽然被称作先生，但这哥们只是一个大四学生，属于还没有进入社会的年轻小伙。
大四学生翟先生之所以觉得冤枉，是因为他曾经与一位从事性服务工作的女子约好见面，但双方没有发生关系，按照翟先生的理解，没发生关系就不算嫖娼，“我大四了，因为这个拘留，学校对我作出处罚，延迟一年毕业”。
几个月后，翟先生接到派出所电话，让他接受调查，随后其被行政拘留5日。认为自己啥都没干的翟先生觉得不服，“我认为我不属于嫖娼，我没有和她发生性关系，而且我是主动拒绝和她发生性关系的，在主观意志上是拒绝的”。
当地政府显然不同意他的看法，并表示这已经是从轻处罚了，“他提起了行政复议，复议结果也是维持原决定。如果他还是不服复议决定，可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至于为什么要约这名女子，翟先生表示自己主要是出于好奇，“我是一名大四毕业生，2022年11月16日，我在陌陌上认识一名女子，加微信后得知她是从事性服务工作的，出于好奇，我和她约好见面，见了之后我意识到这件事是不对的，便以没看上她为由，拒绝跟她发生关系”。
当然，总不能让人家白跑一趟，双方之前谈的价格是400元，翟先生给了对方100元作为路费。
显然，跟翟先生同样“好奇”的人还有不少。
2021年9月份，复旦大学一口气开除了1名博士生和2名硕士生，这三位被开除的原因都是嫖娼。
被开除后，其中1人认为“处分决定程序严重违法，认定事实、法律适用均错误，目的不合法”，诉请撤销学校作出的处分决定，同时要求对学校学籍管理相关内容进行合法性审查。随后，这个人的上诉被法院驳回。
从网友的反映来看，大部分人对学校的处理还是支持的。
而不管是本科生、硕士生还是博士生，这些群体跟嫖娼联系起来的时候，画风总是变得非同一般。
去年7月份，网友“老兵”联系媒体曝光自己的女婿胡某，称其作为中国科学院大学一名在读博士生，“长期沉迷于嫖娼导致学业荒疏，全职读博8年至今无法毕业”。
博士延期毕业的不在少数，但因为沉迷嫖娼无法毕业的，还真没几个。
根据“老兵”的描述，胡某因为延迟毕业，学校停发了他的生活补助，还是妻子每个月给他3000元生活费，“没想到女婿竟还拿着这点生活费去嫖娼”。
这位胡某还跑到北京安定医院成瘾医学科给自己挂了个号，根据病例描述，其“自2018年无明显诱因出现多次找小姐”“有女朋友也会找小姐““感觉自己很多精力花在这件事情上，影响工作生活”。
根据“老兵”的描述，自己之前真没想到会找了这么个极品女婿，“当年之所以同意结婚，也正是看中了女婿博士在读，是个文化人”。
显然，文化人并不等于不嫖娼，情况甚至还正相反。
根据潘绥铭教授在2015年的第四次抽样调查，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反而更可能有过性交易，小学及以下的被调查者有过性交易的比例为14.2%，而大专及以上学历的被调查者有过性交易的比例则高达23.9%。
虽然抽样调查可能有偏差，但至少说明学历不是免疫嫖娼的预防针。
当然，大专以上学历的人也包括已经毕业多年的成年人，这些人显然跟还在上学的人不是一个群体。
这些还在上学的人接触到性服务的方式，很多时候都有一点偶然性。
2005年南京一个大四学生在参加完研究生考试之后，到学校附近的一个洗浴中心洗澡放松，然后就遇到一位服务小姐主动搭讪，表示可以提供特殊服务。根据新闻报道，这位大学生“经不住小姐的软磨硬泡，抱着好奇的心理”欣然接受了“服务”。
一个多月后，他发现自己染上了性病……
而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校园里的嫖娼者也对网络越来越依赖。
南京大学生染上性病10年后，南昌一名大三学生通过QQ发现了附近的卖淫信息，年轻人行动力相当强，果断联系了对方。完事后两个人正准备离开，刚好被发现情况的警察给堵到。根据盘问，这位大学生以400元的价格跟女方达成交易，这个价格跟上面那个翟先生谈的价格一样，行情可以说相当稳定了。
而不少人也都发现，学校里的嫖娼群体需求旺盛、经济压力小、社会经验少，简直是最好的客户群体。
需求强到什么程度呢？2014年8月30日，海口一名女家长刚领着孩子从学校里出来，一名男子趁其不备从身后抢夺手提包。家长抓住手提包不放，该男子立刻朝家长腿部踢了几脚，家长忍不住疼痛松开手，那抢劫男子立刻抢走手提包逃跑。
这哥们跑了100多米，居然停了下来开始清点包里的现金，然后顺利被追在后面的警察戴了个正着。根据他的交代，自己是海南某高校大一学生，3天前手里的生活费只剩下200，然后自己就拿出150块去嫖了个娼，嫖完发现自己手里只有几十块钱，于是临时决定抢包回回血。
吃饭钱都没了也要去嫖，这不是刚需还有什么是刚需？于是，自然有人盯上了这块“肥肉”。
2021年5月，新华社记者发现，很多国外社交网站的聊天群中，每天会发布大量卖淫人员照片、个人资料等信息，有些群组同时在线人数能超过1000人。
这些发布照片信息的人，是为了躲避国内的监管才“出口转内销”，他们的重点服务对象就是学生群体。
记者根据“服务人员”提供的地址找到了对方，在交谈中“服务人员”表示，来玩的人年纪最小的只有18岁。
不止如此，有些天赋异禀的大学生没有跟其他人一样为了寻求刺激去嫖娼，而是另辟蹊径搞起了招嫖平台。
2019年9月，太原迎新街派出所的民警终于成功加入了一个“王者荣耀开黑群”，只不过这个群不是用来开黑打游戏的，里面也不允许随意聊天。
群里不聊游戏，而是不断更新各种女性照片以及联系方式，还有一些外人难以看懂的描述，比如“400次，1600y”，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其实是“400一次，1600包夜”。
根据警方的审问，群主是一名软件开发专业的大四在校生，正在准备考研，按他自己的说法，之所以搞招嫖群是“图个乐子”，“我自己的话可能是兴趣爱好，这方面感觉挺新奇挺新鲜的”。
这哥们为了保证女方信息的真实性，还会亲自加对方好友进行联络和确认，这么“敬业”又不赚钱，你都不知道他到底图什么。
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位大四群主的谨慎不是没有道理的，他在群公告中也写道：“如果没有经验，怕被跳啥的，私聊我，教你怎么防跳。”
这里的“跳”指的是仙人跳，简单说就是借着女色诱饵进行敲诈。对于缺乏经验的在校嫖客来说，被“跳”是大概率事件。
2019年，刚到北京上大学的军某被人问需不需要色情服务，跟所有案例一样，我们充满“好奇”的大学生答应了对方的询问。随后，对方给了军某一个微信号，他联系上对方之后，又得到一个微信号，第二个微信才是女方。
双方联系上后就约在酒店见面，军某看到女方进浴室洗澡，那是相当兴奋，谁知道人家出来之后直接递给他一个电话，“他拿过电话以后，对方就说我们挺不容易的，现在北京查的也严，你看看是不是应该给点辛苦费？他意思有很多兄弟在下面，如果你不给的话就报警”。
用网友的话说就是：小军，你也不想别人知道你嫖娼吧？
在对方的威胁下，军某给对方转了近一万块钱，这些钱是自己一年的生活费。到了第二天，军某还是报了警，毕竟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抢包的勇气。
更多的时候，对方会采取更加柔和一点的方式，也就是骗。
同样是2019年，深圳龙岗区大学生小李在网上搜到了不正当服务，并选择了600元的“服务项目”。等他在酒店开好房房间，对方又让他再转1000元“风险押金”才能安排“小妹”。
转完“风险押金”，对方又以财务目前没有1000元面额的押金单，只有2000元的为由，让小李再交1000元押金，并承诺最终都会退款。等得口干舌燥的小李愤怒地取消订单，并要求对方退款，对方表示退款要走流程，第二天下午才能退。
不甘心的小李再次搜索附近的人，重新付服务费押金，折腾到最后还是没有“小妹”来，然后他第三次开始了熟悉的操作……经过一晚上折腾，这位仁兄一共转了将近6000元，结果连人影都没见到。
不过，年轻的嫖客们也有反杀的时候。
2006年11月3日，四川达州市17岁高中生文春（化名）经过发廊时，因为禁不住老板娘引诱，跟发廊中一位与自己年龄差不多的女孩到宾馆过夜。在两人相处过程中，女孩向其讲述了自己小时候父母离异、奶奶去世的过往，并表示自己是在他人威逼利诱下，被迫到发廊卖淫，“我现在好想家，好想回学校读书”。
这位年轻人经过痛苦的思索，带着女孩到通川区公安分局朝阳派出所报了案，当天上午，警方刑拘了发廊老板符某、杨某，女孩被遣返回贵州老家。
虽然警方因为他有立功表现免于治安处罚，但还是通知了父母要对他进行加强教育。
不过，这些奇葩案例只能让我们看到学生群体会嫖娼，甚至规模还不算小，但到底有多少却没人能说得清。
2005年，韩国关东大学医学院教授李圭殷（音）以韩国江原道东海岸地区三所大学的339名男生为对象进行了调查，结果近1/3的男生曾有买春经历，其中有53.2%的人表示，在与朋友们喝酒时即兴发生，其次是出于好奇心（37.2%）和为解决性欲（33%）等。
虽然国情不同，但不管哪个国家的年轻人都是年轻人。根据潘绥铭教授2015年的调查结果，找小姐比例最高的是25—29岁的群体，其次就是18—24岁的群体，这个年龄段基本上就是上大学的年龄。
这里面究竟有多少是大学在校生难以确定，但结合前面受教育程度越高性交易比例也越高的数据，难免会让人产生疑虑。
而在潘绥铭1997年的调查中，接受调查的男大学生有41.6%可能会嫖娼，当然，真正付诸行动的人则少之又少。20多年后情况有没有比较大的变化，恐怕就没人知道了。
因为缺乏数据，大部分人也就只能从各种画风清奇的新闻中一窥学生嫖娼的现象。
这其中最经典的一则传闻，是2001年的一条离谱新闻。
当时有报道称，北京某高校八名大学男生竟然每人出资50元，合伙将一位“小姐”偷偷带入学生宿舍集体奸宿。不料，第二天清早，由于不堪一夜的体力透支，“小姐”在溜出宿舍大门时昏倒在地，结果事情败露。
因为年代久远并经过无数次转载，这篇报道的原始出处已经难以找寻，不过报道中还采访了大学老师，“耿博士说，现在，不但‘鸡’进入到学校，而且个别学生为了物质上的享受甚至自己去做‘鸡’或‘鸭’”。
报道中，另一位社科院研究员则认为，这些大学生突破了道德底线，“不要说他们的行为有悖于知识分子所应遵守的道德准则，就是最起码的道德底线也被他们突破了”。
这篇报道很快引起了其他媒体的注意，结果在报道中发表观点的研究员发表声明说，自己和原文作者并不相识，当时作者没有说清“集体奸宿‘小姐’”的事，只是通过电话采访，让他就相关事件发表意见，“我只从社会学角度发表了观点”。
记者又辗转联系到文章作者，发现她是一名女士，“这是我一个同学告诉我的，我不想扩大了，实在不便告诉你。没想到这事炒得那么严重，毕竟不光彩，也没意思”。
随后，记者一再追问这件事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位女士称确有其事，学校已悄悄处理了，不要再说了。
这件事到底是不是真的最后也没闹明白，只不过整个事件开始不断在互联网上流传，并衍生出时间、地点各不相同的版本，但故事内核倒是完整保留下来了。
这个段子的流传就像学生嫖娼现象的一个缩影：似乎所有人都默认它存在，但没有人知道真实的情况，漂浮在水面的只有几个奇形怪状的碎片，巨大的冰山主体则淹没在漆黑的水中。
就是不知道下次类似的新闻再出现，会不会是有大学生想要白嫖。
参考资料：
潘绥铭：2000-2015年四次全国总人口抽样调查的主要数据分析结果
北京晨报：北京有关部门正调查“大学生集体奸宿”真相
新华社：招嫖网站“出口转内销”？黑手竟伸向未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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