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是许多学子梦寐以求的名校，然而，你或许不知道，北大里存在一个极其冷门的专业，即古生物学。这个专业的招生历史颇为特殊，八届中只有六届有学生报名，而每一届也仅招收一个学生，这令其备受瞩目。
这个冷门专业在2014年因一张照片而走红网络，照片上是北京大学2010级古生物专业的毕业合影，却只有一名学生穿着学士服，孤独地站在图书馆门前。这一孤独的画面引发了网友对古生物学这一神秘专业的浓厚兴趣，也引发了对那些被称为“六代单传”的古生物专业学生的好奇，究竟他们是何样的人呢？
中国古生物学之父
提到古生物学，一般人可能会想到恐龙、猛犸象，或者古墓、文物的研究，但这些理解都相对片面。
实际上，古生物学是地质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融合了生命科学和地球科学的要素，是一门跨学科的科学领域。
北京大学是少数几所开设古生物学专业的高等学府之一，而谈到这一专业的起源，不得不提到国际友人威廉·葛利普，他被誉为中国地质学与古生物学之父。
威廉·葛利普是一位德国裔美国人，拥有麻省理工学院的学士学位，并在哈佛大学获得了理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曾担任哥伦比亚大学的古生物学教授。
1919年，葛利普正值他的学术巅峰，然而，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他作为德国裔美国人，由于对协约国的倾向，不得不离开美国，这使他无法继续在美国从事学术研究。
1919年，正值巴黎和会召开和五四运动爆发的重要历史时刻。与此同时，中国地质调查所的当时所长丁文江前往巴黎，支持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随后，丁文江前往美国，寻找古生物学方面急需的专业人才，最终与遇到困境的威廉·葛利普取得联系，两人一拍即合。
葛利普随即来到中国，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的古生物学教授，同时还担任地质调查所古生物室的主任。当时，中国的地质学研究和教学都还没有建立起系统，尤其在古生物学领域，只有一些零散的资料和成果。
葛利普的到来彻底改变了北京大学和地质调查所的面貌，将它们迅速打造成国内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的学术重镇。
1922年，葛利普积极参与创建了中国地质学会，协助编辑了《中国古生物志》，并亲自贡献了多篇论文，其中包括《中国古生代珊瑚化石》等，这些工作让中国古生物学在短时间内获得了相当大的国际影响力。
他撰写和编辑的作品，如《中国地层》和《亚洲古地理图》，成为当时对中国甚至整个亚洲地质历史最全面的总结，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参考资料。
对于威廉·葛利普的杰出成就，中国地质学家李四光曾这样评价他：“我国地质学初具雏形，提之携之，赖公有成。”
除了在学术领域的卓越贡献，葛利普还致力于培养中国最早期的一批地质学和古生物学方面的专业人才。
尽管葛利普患有风湿病，导致行动不便，需要依赖拐杖或轮椅，但他依然总是准时上课，无论天气如何恶劣，都不曾影响他的教学热情和奉献精神。
葛利普经常鼓励他的学生：“不要永远滞后于日本等岛国的研究，你们是这门学科在国内的奠基者，将来会建立起科学的巨大成就。”
在他的精心指导下，涌现出了许多中国古生物学领域的专家和人才，其中包括孙云铸、赵亚曾等杰出学者。
有统计数据显示，北京大学地质学系有19个年级的学生曾受教于葛利普，其中涌现出22名中国科学院院士，其中包括11名古生物学院士。这些学生受益于葛利普的教诲，为中国古生物学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不幸的是，葛利普的成就在中国的光辉历程与他个人的命运息息相关。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北平被日军占领，伪满洲国政权接管了北大和地质调查所。葛利普当时身在北平，坚决拒绝在伪北大工作，甚至愿意变卖个人财产以拒绝协助伪政权。
他鼓励自己的同事和学生前往国内大后方，但由于身体原因，他自己却无法南下。在与学生告别的时刻，葛利普多次哽咽，难以言表。
1941年，他写信给当时担任西南联大地质系主任的孙云铸，表达了对过去共同事业的留恋之情，信中写道：“我希望我们过去共同从事的事业在你们那里继续兴旺”，“希望我们大家能在不久的将来再次相聚，共享幸福的日子”。
然而，他却没有等到那一天的到来。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年迈的葛利普被日寇关押在东交民巷的集中营。尽管身陷囹圄，葛利普依然坚持著述自己的遗作，那部名为《我们生活的地球：地质历史新解》的著作。
随着抗战的胜利，葛利普因在集中营受到严重虐待而身体极度虚弱。他常常在神志不清的状态下询问探望他的人：“你是我的学生吗？”1946年，葛利普在他的弟子们陪伴下离世。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葛利普多次提出愿意加入中国国籍，然而，遗憾的是，那个时候已经无法办理了。
葛利普的遗愿是将他的2000多册藏书全部捐赠给中国地质学会，后来这些书籍成为中国地质图书馆（现已更名为中国地质大学图书馆）的珍贵收藏。李四光为葛利普书写了挽联，其中写道：“述作最丰，伟著共欣传后学；论交至笃，同人齐恸失宗师。”
1982年，中国地质学会，由葛利普参与创建，庆祝成立60周年之际，决定将葛利普的墓地从原来的北大沙滩旧址（现在的新文化运动纪念馆）迁移至北京大学校园内。
如今，在北京大学西门内，耸立着葛利普教授的墓地，永远地象征着我们对中国古生物学之父的崇敬和怀念。
六代单传
古生物学专业在北京大学曾一度被取消。然而，2007年，北京大学成立了“元培学院”，并于次年在该学院重新设立了古生物学专业。
从2008年到2016年，北京大学的古生物学专业陆续招收了六名学生，包括张博然、刘乐、刘拓、薛逸凡、侯铭泳和安永睿等六位同学。这六届学生每一届都仅招收了一名学生，因此被戏称为“六代单传”。
其中，第一届的“大师兄”张博然于2005年入学，后于2008年转入古生物学专业，毕业后前往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博士学位，专业方向为整合生物学。
在2011年，张博然曾在果壳网上一个讨论帖中开玩笑地提到：“我们领域（演化生物学）最牛的奖项叫Wallace奖，它于物种起源发表50周年时首次设立，然后每隔50年颁发一次。”
张博然的性格充满幽默和好奇心，选择学习古生物学专业也是因为他对这个领域的浓厚兴趣。他受到了一门名为“演化生态与行为”的课程的启发，这门课引发了他强烈的好奇心。他开始思考为什么一些病原体具有强烈的毒性，而其他则很弱？为什么新生大熊猫幼崽的体型如此之小？
演化生物学与一般生物学不同，它更注重探究“为什么”的问题，而不仅仅是描述“是什么”。
当时，北京大学并没有开设演化生物学专业，因此张博然选择了古生物学专业，这是与演化生物学最为接近的领域。
在他前往美国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曾与同学们一起在实验室中进行一项有趣的实验，即观察蚂蚁被投掷后的运动方式。他还亲眼目睹一位学者将“蚊子是否会被雨滴砸死”作为研究课题。
张博然在采访中开心地说：“这些研究实际上都有完整的逻辑链，虽然看似离题，但非常有趣。”
在北大元培学院，非常看重学生的主动性，旺盛的好奇心让张博然把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各种驳杂甚至奇怪的课程帮他搭建了整体的知识框架。
很多具体的知识细节已经遗忘了，但这种知识框架往往在不经意间就派上了用场。
比如，此前有讨论说微信群成员违法，群主也要担责的问题。
以高等代数的“群”概念为基础，张博然撰写了一篇引人入胜的文章，从数学的角度出发，精辟地证明了微信群并非一个真正的“群”。
对于他本科专业的出人意料的走红，张博然运用演化理论来解释这一现象。
他表示：“只有在生物总量足够大的情况下，才能容纳更多的生物多样性。同样，教育和文化领域也如此，当总量足够大时，就能容纳更多富有多样性的思想和观点。”
意外走红
说起古生物学专业的引人注目，难以忽视的是那张备受瞩目的“一个人的毕业照”。
在2014年6月，薛逸凡在人人网上分享了她的毕业照。照片中，她身着学士袍，头戴学士帽，站立得娴静而规矩。乍一看，她与其他毕业生并没有太多不同之处。
究竟古生物学是何种专业？怎么可能只有一个学生？那是不是意味着上课都是一对一授课，感到非常孤独呢？
对于这些疑问，薛逸凡进行了一番解释。她指出，元培学院本身并未专门为古生物学开设课程，大多数专业课程分布在生命科学学院和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因此并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总是只有一个学生孤零零地坐在空教室里上课。
然而，薛逸凡坦诚承认，她依然会感到某种程度的孤独。因为其他专业的学生通常是班级一起上课，当她出现在教室里时，往往会被主动隔开一个座位。
薛逸凡坦言：“有时，我早上出门上课，晚上回来，整整一天没有人与我说过一句话，因为大家不认识我，也不会主动和我交谈。”
然而，正是出于这份不甘寂寞的心情，她在那张寥寥一个人的毕业照上，加了一行字：“他们毕业可以摆桃心，我也玩点花样。”
不同于师兄张博然的广泛好奇心，薛逸凡从小就坚定地热爱古生物学，对化石等领域抱有浓厚的兴趣。
高中时，她了解到北大是全国唯一开设了古生物学本科专业的学府，因此积极参加了全国生物竞赛。
薛逸凡为了能够保送进入北大，不惜日以继夜、废寝忘食地投入实验和研究。
当被问及为什么如此坚决地选择了这样一个冷门专业时，薛逸凡坦言：“当我报考本科专业、选择学科方向的时候，我意识到别人更多考虑专业的前景、职业出路、薪资待遇以及专业的实用性等等。然而，我没过多思考，我只是选择了我热爱的东西。”
正是出于这种坚定的热情，使得古生物学这个冷门专业虽然不太受欢迎，但对于那些深爱这个领域的学生来说，它却是一个无比宝贵的天地。
热爱即导师
2016年的古生物学专业毕业生安永睿备受北大元培学院办公室主任沙丽曼的赞誉。沙丽曼表示：“他不追求奢华的生活，非常专注学业，热爱户外活动。”
安永睿来自贵州，外表看上去文弱书生，但实际上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背包客。
从初中时期开始，他就四处徒步探索，对贵阳市及周边地区的大小河流了如指掌，甚至绘制了详细的地形地貌图。
在他的大学四年生活中，他将所有的奖学金和零用钱都投入到了户外项目中。他攀登了雾灵山、东灵山、海坨山、小五台等众多山峰，深刻地研究了山峰的地势、岩石的形态和植被的多样性。自然界神奇的景观让他深深着迷。
在暑假期间，他前往距离贵阳市62公里的乌江六广河段。六广河风景如画，连王阳明都曾为之作诗赞美。
安永睿独自划着皮划艇，顺流而下，来到了著名的猴愁峡。他怀着期待，希望能够在峡谷两岸的树林中看到传说中的野生猴子。但遗憾的是，他最终丢失了一副眼镜，结束了这次探险。
安永睿的本科毕业论文导师周力平对他的评价非常高：“他对古生物学专业充满热情，愿意回到实验室，亲自进行研究，而不是只追求官职和金钱。这样的学生实际上相当罕见。”
毕业后，他顺利被保送至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专攻第四纪地质学。
虽然他以幽默的口吻说：“又要献出五年的青春了”，但实际上，安永睿的信心坚定，表示将来仍然愿意追求学术研究的道路。
薛逸凡毕业后前往美国匹兹堡大学攻读生物医学信息专业的博士学位，也怀揣着坚定的科研志向。
他们的大师兄张博然则持有一些独到的观点。他认为许多科学问题都牵涉到复杂的社会和伦理问题，而公众对于一些不太了解的事情经常充满焦虑和恐慌。仅仅强调科学的理性并不能有效地消除这种焦虑。
张博然强调说：“仅仅依赖理性并不足以有效传达科学观点，我们不能简单地用科学知识对待公众。”
他的目标是向公众传达生命中那些重要的“大故事”，试图以完整的方式表达他通过古生物学和演化生物学所建立的世界观。
当提到这一点时，张博然满脸兴奋，激情满溢，他希望这样的努力能够对得起他的老师们。
值得一提的是，在全球科学新闻网EurekAlert!公布的2016年国际科学记者奖学金的获奖名单中，张博然的名字也高悬榜上。
结语
自2008年重新创立以来，北大古生物学专业已培养了六名毕业生，每位学子都迎来广阔的前景。
鉴于人才的稀缺性，这些古生物学专业的毕业生成为了各相关研究单位迫切需要的对象。许多国内科研机构希望能吸引北大古生物学专业的本科生继续深造。
在未来，将不会仅仅因为一个广受欢迎的“一个人的毕业照”而有学生选择北大的古生物学专业。
每一位踏入这一领域的学子都会发现无比丰富的学术知识，这将开启通往一个充满多彩世界的大门，他们的纯粹的生态与自然的热爱，对未知的渴望，将是他们不断前行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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