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开叶落中文系（增订版）》陈平原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读大学的人，对“中文系”有着独特的情结。那时的大学，文科专业很少，只有中文、历史、哲学（政治），而中文系是主力军。上中国的大学，读中国语言文学，这是一种既普普通通又堂堂正正的学业。而北京大学?中文系，是高等院校中文系的领军者，名师云集，佳话璀璨。
陈平原先生，就是这个时期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获博士学位，然后留校任教，长期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曾为系主任。作为一位资深北大人，他记述中文系的“另类系史”，出版《花开叶落中文系（增订版）》。同样，他对“中文系”也有着独特的情结，在序言中开宗明义：“我眼中的‘中文系’意蕴相当复杂，既是一种教育机制、一种学科设置，也是一种组织文化、一种学术精神，还是一种象征资本、一种社会关系，或笼统地说，是一切与中国语言文学教育相关的人和事。”
这些“相关的人和事”，散见于单篇散文，结为四辑，逐篇阅读，联系起来回味，人和事慢慢融合、归拢，认识也渐渐明朗清晰，令人深切地感悟北大中文系为何能成为北大中文系，它源于制度的优势和力量！
2001年，高校流行院系合并之风，北京大学校方也曾动议将中文、历史、哲学、考古等系合并，成立大的文学院或人文学院。消息传来，各系多不赞同，中文系尤其激烈反对。这时担任系主任的温儒敏教授，处境极为艰难：既要贯彻上级领导的决定，又要考虑系里的舆情，于是召开全系教授座谈会，请大家发表看法，教授们畅所欲言，然后呈文上报：“若校长一定要合并，我们执行；但他一下台，我们马上恢复原状。”（《百战归来仍战士》）读书至此，感叹再三，远胜《世说新语》等清言隽句！
王瑶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特别善于带学生，培养了很多学者。陈平原读博士即师从王先生，亲身体验了王先生传道授业的方法：“我从王先生游，最大的收获并非具体的知识传授——先生从没正儿八经地给我上过课，而是古今中外经史子集‘神聊’，谈学问也谈人生：谈学问中的人生，人生中的学问。”（《听君一席话》）与作家吴组缃先生交往，也靠平日聊天，“‘聊天’也是一门艺术，有人能放，有人能收，先生是我见到的为数不多的能放又能收的‘聊天大家’。听先生谈天是一种享受，上自国家大事，下至校园新闻，出自先生之口，必然平添几分机趣。”（《满枕蝉声破梦来》）陈平原受此熏陶，总结出心得体会：“带学生一如写文章，太紧太松不行，太涩太滑也不行，拿捏得恰到好处，需要火候，更需要历练。”（《听君一席话》）高校的研究生制度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教学日趋标准化，管理接近数字化，但人文学科特别是文学，有其特殊性，不宜照搬普通学科的标准。北大中文系的“神聊”，对于人文学科的教学很有借鉴意义。其实，引申来看，大学举办各种讲座，就是一种“大众聊天”或“学术聊天”，学习不能太急功近利，可能一些看似无用的“聊天”却能决定眼界和趣味。
谈到讲座，陈平原担任系主任时，曾创办一个系列讲座，命名为“胡适人文讲座”。当年，鲁迅与胡适都推广新文化运动，但侧重点不同：鲁迅从人性角度看问题，抨击国人的劣根性；胡适则从制度和环境看问题，呼吁更新思想观念，一个重批判，一个重建设。陈平原认为胡适难能可贵的是“始终保持‘建设者’的姿态”（《“讲座”为何是“胡适”》），因此，用胡适的名字命名讲座，以纪念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
现代文学研究专家严家炎先生，治学严谨，绰号“严加严”。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名家，也有“不如意”的时候。他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在北大中文系开研讨会时，关于中国现代文学起点的见解遭到年轻教师的反对，严先生越奋力争辩，年轻教师越不认同，双方僵持，只能搁置争议而散会。这恰恰是难得的优良学风，“学生不担心得罪权威，老师苦恼的是无法说服学生，各自都坚持自己的学术立场，不为时势及权威所动，这或许正是北大人值得骄傲的地方。”（《严谨之外，还有宽容》）在这样的环境中，可以出诤言，而不会出学阀。
中国的大学研究，中文固然有优势，但也不能固步自封，还需放眼世界，吸收海外学术成果。也正是在开放的体制下，原本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乐黛云教授才能转身从事比较文学，“既开风气也为师”（《大器晚成与胸襟坦荡》）。陈平原先生也与欧美及中国港台地区的一些教授建立了交往与友谊，丰富了学术研究。
《北大精神、中文系定位以及教师的职责——答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林峥问》，是一篇重要的文章，其中旗帜鲜明地说：“如果说北大有什么特点，或者说‘精神’的话，还是应该回到蔡元培的‘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也就是说，‘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是北大传统，是最坚硬的内核，也是北大最值得坚守的精神。”
《花开叶落中文系（增订版）》一书深于思想性，拜读涵泳，感触良深。（作者为书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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