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辞去教师经商, 存款超过8位数, 53岁过上了惬意的退休生活

这是我们讲述的第3586位人物故事

“刘老师，家长投诉你太多，你那个‘行知实验班’就别搞了，撤销你的班主任，还是下来当科任老师吧！”校长向我宣布了决定后，从此改变了我的命运。

我辞掉了教师职务，出来给报社拉过广告、卖过保险……53岁时过上了惬意的退休生活。

我叫刘劲松，1970年出生在成都城乡结合部的农村，父母都是菜农（种菜的农民）。小时候家里穷，父母靠种蔬菜维持一家8口人的生活。爷爷75岁还在挑粪种菜，奶奶带着我最小的弟弟在家煮饭，还要喂两头猪。

两头猪是全家的经济基础，喂成熟后，一头卖掉，用着买柴米油盐的开销，另一头杀掉，用来过年，余下的烟熏好，用作全家一年“打牙祭”（吃荤）的肉食。因为当时猪肉是要凭肉票才能买到。

那时种菜是统购统销的，不像现在这样随市场经济自由售卖。人口多的家庭“吃大锅饭”，难免出现经济危机。父亲就把家养的鸡鸭蛋拿到城里去卖钱，以补贴家用。

我在城乡结合部的学校上学，学校有“戴帽”初中（九年制）。读初中时，我还帮着父亲挑菜到街上去卖。卖完菜后，再去买米割肉挑回来。那时姐姐已经出嫁了，姐夫开始做起了小生意。

大哥比我大十岁，早先，他买卖粮票，把地方粮票换成全国粮票卖，赚取差价。有了些钱后，他买了辆摩托车，到乡下去收购鸡鸭蛋拉到城里来卖，赚了些钱。我读高中时，家里的生活就好了很多。

1988年，我高中毕业参加高考，考上了重庆的一所师范专科学校。毕业后，我被分配到重庆一所初中当老师，教初一两个班的语文课，每周上12节课。上了一学期课，一位班主任老师调走了，校长让我顶了缺。

当上班主任后，我想干出点成绩来，就申请教研课题，把自己带的班命名为“行知班”。我秉承陶行知先生“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精神，积极推行教育教学改革。

可是，我推行课堂教学改革，让教师少讲学生多练的理念，与追求升学率产生了矛盾冲突。这样，短期内学生的考试成绩不理想，因此遭到了大多数家长的激烈反对。学校领导迫于压力，就撤销了实验班。

撤销班主任后，我继续当科任老师上语文课。由于我的教育教学理念不同，再加上“行知班”受挫，我上课不太受学生欢迎，课堂总是闹哄哄的，效果差。家长投诉、领导批评、同事嘲笑，我在风口浪尖挣扎徘徊。

1991年，改革开放的步子迈得更大了，校园里开始有人做起生意。有同事写了一篇报道在《晚报》上发表了，家属们做生意的劲头更大。趁此机会，我就申请到校办厂去工作。

暑假到来之际，我看准了一种灭蚊药片，立即到永宁县从厂家直接进货，到货后批发给家属摆地摊卖。

那一个假期，我为学校赚了很大一笔钱，将校办厂的亏损率降低了50%。家属们有人一个月就赚了5000元，成了半个万元户。

但是好景不长，后来校办厂的经营范围受到了工商局的限制，不允许经商，就一直处于濒死状态。看到校办厂老亏损，新任的学校领导决定砍掉校办厂甩包袱。

要我回到讲台上课，好比出笼的鸟儿看到了蓝天的广阔，怎能再回笼中去？我决心辞职到外面闯出一片天地来。当时国家鼓励在职人员下海经商推动改革开放，出台了一些相关政策。

其中有一项停薪留职的政策很人性，如果有人下海经商失败，还可以回来继续干，因为原单位继续保留着职位。这项政策去掉了下海经商的后顾之忧，我便停薪留职离开了学校。

出来后找不着北，不知道干什么？我到《侨报》拉过广告，到保险公司卖过保险，为工厂推销过消声器，均以失败告终。但我没放弃，挖到的第一桶金是卖汽车GPS定位器。

有一天，我推销洗液在一个工人俱乐部等人，顺便看下棋，两个下棋的在谈GPS定位，说这东西是新玩意儿，将来肯定有市场。

我回来后就上网查，知道了GPS的定位功能，特别是汽车GPS应用广泛。90年代初，大多数人还不太了解GPS，我想那个下棋的人肯定知道内情。

第二天，我就去找昨天那个谈GPS的人下棋，原来他是某科技公司的退休工程师，负责研制生产GPS终端。我每天都去找他下棋，成了朋友。通过他的关系，我直接从厂家进货，然后跑销售。

那时候家庭小轿车的拥有量不高，一万人才七辆多。我主要跑运输部门谈业务。我上高三时谈恋爱的女朋友的父亲，正好是运输公司车队的队长。这样，我辞职离开体制的第二年，就赚了两万多元。

1993年国庆节，我和谈了4年恋爱的女朋友结了婚，之后，我们在重庆定居下来。第二年，我们有了一个漂亮的女儿。

我赚的钱用于结婚外，剩下的钱我又用来做生意，我去朝天门服装市场批发服装，在解放碑闹市区租了门面卖。我起早贪黑，早上5点起床，一直忙到晚上11点收摊。

我见有些流行服装好卖，就自己找人直接剪裁加工制作，成本低，上市快。我的服装生意很快就红火起来，两年时间，我就赚了好几十万元。正当我这里忙得起火时，老婆那里出事了。

大舅子开车撞人逃逸，造成对方残废。警察破案后被家属起诉到法院，为了求得对方谅解，减轻刑期，需要花大笔钱。岳父岳母拿出所有积蓄，还差30万元。在老婆哭求下，我拿出了钱。

这样，我赚的钱就所剩无几了。在流动资金不足、房租又贵的情况下，我只好退掉了门面房，重新开始摆起了地摊来。坐着公交车去进货，晚上出门摆地摊，常常被追得鸡飞狗跳！

我心灰意冷，仿佛进入了漫长黑暗的隧道，感觉前路无望。我有些后悔，不应该离开旱涝保收的体制，搞得如此狼狈不堪。老婆也叫我干脆回学校去上课，但我却没有勇气面对过去的失败，最终选择了远走高飞。

我同两个朋友来到了云南河口，因为这是一个边境城镇，离越南只有一河之隔，有一些人都来到这里做起了边贸生意。我觉得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来这里发展应该不错。

我办好了出入境证件，中国越南两边跑。早上，把中国货带到越南去卖，晚上，又把越南货带到中国来卖。做了一年，我在河口也有了正规的店面，生意越做越大。

我把重庆和成都的产品进到河口来，再批发给越南的小商小贩们，同时，也把越南的水果和特产批发给成都和重庆的朋友们。这样，我每月的营业额都在几十万元以上。不曾料到，我在河口的生意蒸蒸日上时，老婆却跟了别人。

我在河口这几年，老婆一人带着孩子在重庆生活，既要管孩子的吃喝拉撒，又要管孩子的读书学习，辛苦又寂寞。有人乘虚而入，老婆被一个离异男俘获了。

那男人住在同一个小区，开了个电动摩托车修理店。老婆接送孩子的车坏了，去修了两次，之后老婆请他到家安装了一次屋顶灯。两人日久生情，竟然被我捉J在床上！

那次我陪一个越南客户到成都去谈生意，时间紧，本来不想回家。在重庆转车时，恰好要等一个多小时的车，我就回附近的家去看看，想不到就看到了惨不忍睹的那一幕。

事后我问她：“为什么这样？”“还是问问你自己吧，你一年回过几次家？”她理直气壮地回答我。“是你自己不愿来河口的吖！”，“你想过孩子吗？你那破地方，能受到好的教育吗！”

我本来打算原谅她，她却提出了离婚，“我给你弟弟那30万元怎么办？”我问她。“在分财产时一起算！”“想得美，你出轨还想分财产？”我反问她。

她去意已定，就让那男人迅速还了我30万元和利息。2003年，我们在法院的调解下离了婚，房子和绝大部分财产归我，孩子归她，我每月按时支付抚养费和教育费，直到孩子成年。

离婚后，我卖掉房子，带着所有的钱来到昆明，投资开了一家重庆老火锅店，定居下来。因为这里气候宜人，四季如春，又远离伤心之地。我打算独自一人就此了结一身算了，想不到却有了第二段婚姻。

我高薪聘请了重庆著名的火锅炒料师，原料直接从重庆运来，调配出重庆老火锅的原汁原味。

我严格把控食材质量关，亲自挑选，避免劣质和污染货，同时控制成本。火锅店的生意很快就红火起来。

我每天都去农贸市场进货，有个摊位的毛肚、黄喉质量非常好，价格也公道，每次我都从那里进不少的货。摊主的女儿常来摊上帮父母的忙。久而久之，我们就摩擦出感情的火花来。

在她父母竭力撮合下，2006年的春节，我们在昆明的聚福德酒店举办了豪华的婚礼。当年我36岁，她26岁，婚后的第二年，我们有了一个儿子。

为了获得更多的收入，2010年，我又到越南的河内市开了火锅店。我怕老婆像前妻一样受不了寂寞，就让她也来到了河内，把孩子交给岳父岳母带，成了城市留守儿童。

2019年11月，打拼了将近10年，我们回到昆明过年，不料遇到了疫情，我们被迫留在了昆明，只好把店面转卖了出去，放弃了河内的生意。我落叶归根，永远留在了中国。

现在，我已经53岁，掐指一算，我辞职离开体制已经33年。我放弃了铁饭碗，在改革开放的汹涌波涛中跌爬滚打，历经艰难险阻，收入比起体制内的人来说，不可同日而语。我拥有了五套房，两辆豪车，存款超过了8位数。

以后的日子，我完全可以躺平，带着老婆四处旅游，过上悠闲自在的退休生活，度过人生的最后时光。“条条大路通罗马”，人生的道路千条万条，我的故事说明，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才是硬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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