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有一本下有专科, 二本学生的困境之路。

如果不是黄灯老师出的一本名叫《我的二本学生》的书，二本学生还不会一夜之间就被大众所关注，成为主流视野里的一个群体。

黄灯老师这样刻画二本学生们：“他们踏进校门，就无师自通地找准了自己的定位，没有太多野心，也从未将自己归入精英的行列，他们安于普通的命运，也接纳普通的工作，不知不觉间，他们养成了温良、沉默的性子。他们的去向，更是在严酷的择业竞争中，有着触目可见的天花板。”

这是个数量庞大的群体，却在现实困境的泥潭里不停挣扎，成不了精英，也不想回到底层，不尴不尬，如鲠在喉。众多媒体把二本学生拉到聚光灯下审视他们，充满不解：为什么这批年轻人会如此暗淡无光？

得到的结论是：他们甘于平庸，且功利、俗气。可若把二本学生的真实困境摆到面前，我们会发现，二本学生处在一个无形的牢笼中，想要一飞冲天，不仅仅是撞得头破血流那么简单。

真实困境

“小镇做题家”是一个在豆瓣上突然火起来的称呼，代指出身小城，擅长应试，却缺乏一定视野和能力的青年学子，他们过五关斩六将进入名校，却发现自己前路迷茫，郁郁不得志。

可相比起来，一样是经过紧张的课堂学习、无数日夜的题海奋战、千百次考试的磨练，却还是没能进入名校的二本学生，甚至都不配被称作“小镇做题家”，因为做题也没做出个名堂。在应试教育把学生都教成标准肉块的社会里，二本学生似乎连应试都不擅长。

所以尴尬无比，985、211的学生自嘲自己是“废物”，是“小镇做题家”，二本学生貌似还不配有这些失意。

曾几何时，中国的大学是向站在顶尖的精英开放的，只要上了大学就再没有后顾之忧，可时代早已转变，精英教育已逐渐转变为大众教育，参加高考的学生人数每年都在创新高，2019年，大学录取率就已经达到了87.29%的惊人数字。

年轻人群体中似乎遍地都是大学生，学历贬值已成既定事实，二本学生论学历和实力比不上一本学生，触不到精英的天花板，可又有大学的教育背景，不至于落到底层。没有读书人的才华，可有读书人的书生气，处于有点尴尬的中间位置，高不成低不就。

黄灯老师提到她在新东方任教的学生陈雪，她的能力并不差，竞争对手不乏985、211的本科生、研究生，她一路通过考验，可因为学历问题她还是被降级为普通老师，晋升机会渺茫。这当然只是就业竞争中的冰山一角，现实的残酷往往不让人喘息一口气。

二本学生为了能走得更高，便只好往考研这条路走，规规矩矩地考各种证书，在图书馆埋头苦干，可最后所有人都会发现，这条路就像是独木桥，堵得水泄不通，残酷无比。

更加值得重视的是二本学生的经济困境。二本学生实际上更多地来自小地方、来自农村的寒门学子，父母没有太多的存款，也没有太高的学历，期盼着孩子靠读书改变命运，含辛茹苦把孩子送进大学。培养一个大学生对于大多数农村家庭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孩子进入大学，在学业之余还要担心自己的生活费，显然倍感煎熬。

都说大学期间应该去试错，去开拓自己的眼界，但如果连生活都无法维持的话，其他事情都是笑话。对于家境好的学生，大学的生活像是天堂，可对于不富裕的学生来说，大学里的生活举步维艰。

正如《我的二本学生》里提到的女学生邓桦，承受着村里人“不孝”的看法来到繁华都市上大学，父母收入不高，下面还有两个弟弟要养活，本以为助学贷款是最后一丝希望，但因为父母年龄还不到45岁，申请不了贷款，不知道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黄灯老师也诧异，一个比她小十几岁的孩子，竟也会为生存而发愁。

原生家庭对于这些二本学生来说是一种束缚，在黄灯老师看来，不管是个人还是家庭，只要抓住时代的机遇便可以成功，可时代的机遇真的是那么好抓的吗？普通人在现实中，往往很难逃出原生家庭的挣扎。可我们真的不能怪父母没把日子过得好一点，他们把孩子送进大学，就已经拼尽了全力。

学历歧视链在哪里都存在，二本上面有一本，可下面还有三本、大专，然而，三本学生的家境普遍要比二本学生好得多，当二本学生在为一份工作发愁时，三本学生家里也许早已安排好了工作。

学历不高不低，家庭又无法给予过多的帮助，各种资源都十分有限，这便是二本学生遇到的真实困境。这些困境都使得二本学生在激烈的就业竞争中被无情甩出，被撞得头破血流。

沉默的大多数

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都有一种错觉，那便是如今的天下遍地优等生，人人不是985便是211，那不过是因为名校的学生容易被摆在聚光灯下。

在几百万大学毕业生中，重点大学应届生只占很小的比例，大学生这一群体，大多是由二本及以下学生构成的。广东教育考试院披露的数据显示，2017年，广东一本录取人数是8.4万人，录取率为11％，二本录取人数是20.7万人，录取率为27％。

然而，无论在什么方面，有关985、211的话题总能引起广泛讨论，二本学生显得更加沉默。在这个宣扬学历的社会里，二本学生容易消失在大众的视线里。

二本学生像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的现状鲜少有人关注，就连他们自己都觉得未来一片茫然。黄灯老师评价说：“中国二本院校的学生，从某种程度而言，折射出了中国最为多数普通年轻人的状况，他们的命运，勾画出中国年轻群体最为常见的成长路径。”

作为二本学生，他们知道自身学历、眼界的种种局限，反正成不了精英，所以早早就“认命”，精准地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并被生活磨平了棱角，或者甘于平庸，或者虚度生活，借此掩盖焦虑感。然而，成不了精英，他们也不想回到社会底层，想找一份对得起父母的体面工作，于是只能在现实社会中摸爬滚打。

二本学生兴许借由教育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但是生活给他们的机遇又不多，这是一个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

名校的学生似乎一出校门就能拿到office的机会，而专科生大多有技术傍身，只要不好高骛远，还是能够获得铁饭碗，相比之下，二本学生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成为了“打工人”群体的中流砥柱，在夹缝中生存。数年前，南开大学的一项调研报告显示，二本院校毕业生的签约率不仅远低于重点大学，也低于三本院校的毕业生。

黄灯的学生，能够进入名气较大的教育机构或是事业单位工作，就已经算是班上的佼佼者，更多的人毕业后都在基本的生存线上挣扎。黄灯谈到她的一个学生何文秀，毕业后辗转于珠三角一带的公司工作，干过文员、外贸，后来因为受不了领导的过分要求愤然离职，可离职之后的三个月，一直都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她给老师发邮件，说自己“悲观地感觉自己的人生已经走到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