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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是日本人, 但我更愿意到中国做科研! ”

执笔/上田多门

听说最近日媒反省为何国宝级科学家投奔中国的报道受到广泛关注,我当时接受了日本TBS电视台的采访,但是没有追踪后续的舆论反响。我以前工作的北海道大学是日本的顶尖学府,研究环境也不算好。我一直希望日本政府可以为科学研究多投入一些经费,这是我愿意接受TBS电视台采访的原因之一。

我和中国方面交往的时间非常长,早在1996年左右,我有幸结识了大连理工大学的一位教授。在这位老师的介绍下,2000年我接收了该校第一位优秀的中国留学生来到北海道大学留学。之后,我又接收了更多优秀的学生。这些学生毕业后又去了浙江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等高校任教,这帮助我进一步加深了和中国高校之间的联系。

我知道90年代中国的研究环境什么样,可以说亲眼见证了中国研究环境在过去二十多年间发生的巨大变化。从2011年开始,我在大连理工大学、浙江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大学等高校担任访问教授,每年都有一两个月的时间在中国工作。大概5年前,就有中国高校邀请我全职加入,那时我还有些犹豫不决。可是两年前我再次来到中国时,已经明显感觉到情况变得不同。

深圳大学的研究环境非常好,拥有日本大学买不到的先进设备,我身边研究团队的素质也非常高。日本国内现在还有担心尖端技术流向中国的论调,至少在我所熟悉的土木领域,无论是在研究设备上,还是在一些课题的研究成果上,中国已经领先于日本。

对于所谓的“技术流出论”,我想是日本误解了中国。

中国高校招聘日本的研究学者,初衷并非是为了让他们给中国带来知识和技术。如今,中国高校是面向全球招聘优秀人才,这里面只是碰巧有优秀的日本科研人员而已。他们出于各种原因来到中国,这是出于最优选择的结果,就像也有很多人才选择去美国一样。

虽然我是日本人,但是从研究者的角度来看,我从事这项研究(结构工程和材料)是因为发自内心的热爱,希望为地球和人类做出贡献,我的出发点不是为了给像日本这样特定的国家创造利益,更不是为了日本这个国家而从事研究工作。在中国研究土木工程领域,可以获得比日本政府更高的项目经费,感兴趣的研究课题,在中国更容易实现。那么,当然要去研究环境更好的国家。

实际上,我作为日本土木工程学会当选会长,和日本学术界的联系相当紧密,也一直在和日本国内学者进行共同研究,让研究成果可以在日本开花结果。因此,与其说是日本的技术流出到中国,不如说是把在中国取得的研究成果带回了日本。

2019年我从北海道大学退休,全职加入深圳大学。虽然我不会说中文,但在这所国际化高校里,完全可以用英语工作。我的薪资比以前优厚,还可以充分从事热爱的研究工作。我常常感到,有机会来到中国非常幸运。我和深圳大学的同仁们共同进行的研究持续产出成果,我和校方的合约2024年到期。届时如果还有可能一起研究的话,我也愿意续约。

现在年轻学者在日本国内很难找到工作,这是日本整体遇到的问题。日本有增加博士学位的政策,可是与此相联动的研究人员的岗位却没有增长。像我工作过的北海道大学这样的顶尖学府,全职老师的职位反而有所减少。

对于很多年轻的日本学者来说,有机会进入中国高校,真的很幸运。因为中国本土的研究者非常优秀,大量海外人才也愿意来到研究环境更为良好的中国,这无疑会使得在中国的竞争更加白炽化。

实际上,不仅是研究人员,各行各业来到中国寻求发展的日本人日益增多。这和年龄、经历、职业无关,中国正在成为越来越多日本人活跃的舞台。

截至目前,日本已经产生25位(仅限日本国籍)诺贝尔奖得主,未来肯定也会有一些中国学者获此殊荣。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想要在人数上匹敌日本并非易事。

中国人有强烈的竞争意识,愿意为了实现目标努力奋斗,这是好事,也是现在日本人所欠缺的部分。不过,为了在竞争中胜出,中国有些过于强调“数量”,认为研究成果应该“靠数量取胜”。有些中国研究人员做研究是为了出成果、写论文,以此申请科研经费,周而复始,发自内心热爱的人比较少。

反观日本研究者,几乎都是因为真正热爱才走上科研道路。如果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下去,我不认为中国诺奖得主的人数可以比肩日本。

中国的论文数量已经在世界上首屈一指了,应该创造更加注重质量的研究环境。强调数量可以带来奥运金牌,但未必可以带来像诺贝尔奖一样的顶尖研究奖项。凭我对中国的了解,中国想要做什么,利用举国体制去做的话,就能行得通。中国如果想要完善当前的研究环境,我想也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作者为深圳大学特聘教授、日本土木工程学会当选会长,本文由邢晓婧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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