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奏请创办广州第一所外国语学校, 广州同文馆办学38年

广州市越秀区朝天小学的校园中有三株大榕树，盘根错节、枝叶婆娑、绿荫蔽日、树龄都超过２００年。见证着广州第一所外语学校的历程。

朝天小学的校园，由清朝的广州同文馆发展至今，曾几度拆建、扩建，历经百年风雨，旧馆建筑已不复存在。

广州同文馆，清同治三年（1864）创办于广州朝天路。广州同文馆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间同文馆、广州乃至广东的第一所外国语学校，也是广州最早的新式学堂。

为什么建立广州同文馆

19世纪60年代，中国的大门被洋人的坚船利炮打开。彼时，洋务运动已开始，清政府与西方列强交涉，深感语言不通、文字隔阂，备受欺蒙。清廷的洋务派首领、恭亲王奕在办理外交事务或签订条约时更有切肤之痛，便上奏朝廷培养外语人才。

公元1861年1月13日，由总理通商事务大臣恭亲王奕奏请，先在北京，渐次在上海和广州设立“同文馆”（即外语学堂），培养外文翻译及外交事务的人才，并学习西洋的科学。

紧接着，洋务派另一首领李鸿章上书：“惟是洋人总汇之地，以上海、广州二口为最。集思广益，非求之上海、广州不可。”奏请设立广州同文馆。

1862年8月，中国第一所新式外语学校——京师同文馆在北京开办。

北京先走一步，作为活跃的外贸口岸，广州怎么甘于落后？

1864年6月23日（同治三年五月三十日），中国的第二间同文馆在广州建成开馆。

广州同文馆筹办经过

同治二年二月初十日（1863年3月28日），同治帝上谕，同意创办广州同文馆，令广州将军筹办。适广州将军穆克德纳于半月前调入京，由广州副都统库克吉泰署任广州将军，广州同文馆的筹办工作便落在库克吉泰身上。

库克吉泰，蒙古正黄旗人。库接到这个任务之后，由于自己是武夫出身，不懂办教育，便邀署两广总督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晏端书一起筹办。

广州同文馆馆址设在朝天街，现在的中山六路朝天路，初是拆拼民房改建而成，校舍广阔，其课堂、宿舍、膳房等基本建设均极宏伟。

鸦片战争前后，也有一些外国传教士在广州办过几所教会学校，由于招生人数少办学时间短，影响都不大。只有在1864年，洋务派创办的广州第一所外国语学校——同文馆才是一个新的标志。

同文馆直接归两广总督管辖，总督任命总办一人、会办三人管理校务。

在师资方面，同文馆设管理大臣、专管大臣、提调、帮提调及总教习、副教习等职。除汉文外其它课程多由外国人担任教习。

同文馆，设有汉、洋教习以分导学生之汉学及西学，又立总教习以总导学生之汉、洋文学科。总教习用精通洋文西学并熟悉中国语言文字之洋人。汉教习用举人、贡生出身之汉人，洋教习用外国人，副教习则由成绩优良之学生兼充，仍习学生功课。

广州同文馆聘请的首任洋教习是后来岭南学堂（岭南大学前身）的创始人哈巴安德，汉语教习是学兼中西的数学家吴嘉善，师资力量是比较雄厚的。

馆内设四个分馆，即英文馆、法文馆、俄文馆和日文馆。

各分馆设总教习一人，英文馆有一届总教习为英人森马士，是英国牛津大学文学博士、上海海关税务司，由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所推荐；法文馆总教习马尔德是一个资本家；俄文馆教习萨泽基是一个研究物理学的；日文馆总教习为小川，是学法律的。

外文教习薪水较高，年达1200两纹银，而汉文教员的报酬甚低，尽管是翰林、举人出身，月薪亦不过数十元至百余元，相差近十倍。外国总教习出门坐轿子、藤兜、轿夫三名，穿白布制服，绣红字二行“同文馆总教习”，气派很大。

广州同文馆第一期学生仅２０名，另有５名附读生。这20人中，其中满汉八旗子弟１６人，汉人世家子弟４人，学生年龄在１４—２０岁之间，由库克吉泰和晏瑞在驻防广州的军队中挑选的。

广州同文馆首任提调、馆长和教习

提调就是主持同文馆全面工作的一把手，馆长就是负责教学工作的校长，教习就是负责教学授课的老师。

广州同文馆首任提调为王镇雄，于同治三年五月（1864年6月）到职。

首任馆长谈广楠、汤森，于同治三年五月到任。

首任提调王镇雄、首任馆长谈广楠因办学成绩突出，受到表扬和晋升。王镇雄，光绪三年三月十日(1877年4月23日)任职广州汉军副都统。

首任汉文总教习吴嘉善，汉文教习麦秋霖、薛瑛，英文教习谭顺，均于同治三年五月到馆。

广州同文馆的课程设置

同文馆学制三年，课程设置最初只有英、法、俄、汉文，同治六年后增设算学、化学、天文、物理、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外国史地等。1872年后学制增至8年。

第一年：认字，写字，浅解词句，讲解短文和浅书。

第二年：讲解浅书，练习句法，翻译条子。

第三年：讲各国地理知识，读各国史略，翻译文学作品选读，《富国策》浅说，《万国公法》浅说。

第四年：数学启蒙、代数学、翻译公文。

第五年：讲求格物（物理学）、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练习译书。

第六年：讲求机器、微积分、航海测算、练习译书。

第七年：讲求化学、天文、测算、万国公法、译书。

第八年：天文、测算、地理、金名（国外古物、古迹、碑刻）、富国策，译书。

广州同文馆培养的学生

习西文西学，拓中外交流，是同文馆成立的初衷。在近代教育史上，同文馆被公认为培养翻译人员的“洋务学堂”。

同文馆有严格的馆章，赏罚分明，能够翻译西文书籍者可以升县一级官职。同文馆的学生在学期间就经常参与外文电报、文件及书籍的翻译，学生杨秀、长秀就曾翻译《各国史略》，这本书在国际知识方面对国人有启蒙作用。

广州同文馆学生经常调京考试，合格者授以正式翻译官的头衔，还获得随政府使节出国，或到驻外使馆实习的机会，很快成才。其中不少学成者在近代中外关系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略举两例说明：

广州同文馆第一届学生杨枢，祖籍辽宁沈阳，先世隶广州驻防汉军旗籍。杨枢在广州同文馆就读期间，英语学科一直名列前茅。毕业后，任两广总督衙门西文通事，专事为总督翻译。同治七年（1868），杨枢为驻日本长崎领事。洋务运动期间，总办广东洋务局，筹办广东钱局，制造“光绪通宝”和“光绪元宝”两种货币。

广州同文馆首届学生左秉隆驻新加坡总领事。生于广州，先祖原籍沈阳，清代改隶汉军正黄旗驻防广州。清同治三年（1864），秉隆14岁时，入读广州同文馆，后又入京师同文馆，研习英文，精于文法。清光绪四年（1878），秉隆随曾纪泽出使英国，担任翻译官。光绪七年至十七年（1881-1891），通过曾纪泽推荐，三度连任清朝驻新加坡领事。在新加坡任职期间，致力于振兴华侨文化教育事业。

广州同文馆从1864年一直办至1911年，前后达38年。在广东近代教育史中，广州同文馆占有一席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