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阿芳都出生在82年前后,还是一个村的人,我家在八组,他家在五组;我头年的十月出生,他次年的二月出生,从小就是很要好的朋友。更关键的是,我们的名字都一样,只是我姓钟,他姓贾而已。
阿芳虽然名字里有个芳字,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男孩。因为那年代计划生育很严,农村如果头胎生了儿子,二胎也比较难生,于是他父母都希望生个女儿,却还是生了个带把的,于是便在名字上动了点心思,后来,我们两家都成了独生子女家庭。
从幼儿园开始,我们俩就一起上学,后来初中到高中都是一起,印象中我们几乎从来没有吵过架,也是乡亲们眼里难得的好伙伴。
那年代,阿芳家里不大富裕,就像冬天上学的时候,孩子们都会自己提个火篮,书包里用个塑料袋子装几块木炭带到学校去。
阿芳从来就没有带过木炭,就是早上出发的时候,从灶膛里铲点硬木柴的火灰放在火盆里,于是每到第二节课就没什么火气了。
而我家父亲那时候混得比较好,再苦不能苦孩子的思想也很重,木炭从来不会少。于是,我也会偷偷捡几块木炭丢给他。
我们的成绩一直都不相上下,反正就是此起彼伏的那种,这一次你胜出,下一次我就要扳回一城,也算是一种相互的激励。
因为关系那么好,上初中的时候,我们就悄悄商量好,将来一定要一起上高中,然后一起上大学。
如果一切都如我们所愿,我们的生活轨迹或许真的就会那样发展下去。
中考的时候,我们俩不出意料地考上了县一中,因为成绩只相差一分,甚至还分在同一个班级。那一年,我是班长,他是学习委员。
直到高二之前,我们的生活几乎可以用“两耳不闻窗外事”来形容。那时候,阿芳的父母已经在广东打工了,尽管也是卖苦力,但阿芳的生活水平已经和我们没有区别了。
2000年高考前半个月左右,我家出事了,家里的房子塌了,父母都被堆在下面。因为父亲也是独生子,还是在广东打工的舅舅回来处理的后事。
虽然所有乡亲们都安慰我,给我最大的帮助,希望我能顺利高考考上大学,阿芳更是一直陪在我身边。
但不管怎么样,18岁的我还是无法从那么巨大的打击里走出来,心理包袱太重,高考的时候完全发挥不出应有的水平,就连我最拿手的语文,也只考了80分,作文几乎是零分。
现在想来,一个人的人生都是命中注定的。读书的孩子,或许能够忍受生活上的窘迫,但有几个能承受住家破人亡的打击?
只有在以旁观者身份看到别人的不幸时,我们才可以那么细心、那么善解人意地劝慰人家要振作。但真正发生在自己头上的时候,才会发现那个坎,没有几个人能顺利迈过去。
我毫无意外地落榜,阿芳意料之中考上了重点大学。
高考一完,我就背着一个袋子跟着舅舅去广东打工了。虽然舅舅反复劝我复读一年,但那时候的我,心里都是灰色的,完全没有任何的进取心,只希望能够混口饭吃就行了。
舅舅那时候在一家公司打工,也算是读了几句书的人,在生产线当了个小班长,好歹也比普通员工强一点。于是,高中毕业的我就进了舅舅的公司。
阿芳上大学后,给我写了很多的信,一直在劝我要振作,还说今年可以打个工赚点钱,明年再去复读也不迟。
但我还是提不起兴趣来,每个月领了工资,偶尔会给阿芳寄点零花钱,剩下的几乎不用动,反正我也不去外面玩。
唯一的兴趣就是看书,然后在自己的本子上写写画画,但从来不会给别人看,因为那里面是我心中全部的秘密。
在工厂干了两年,到第三年的时候,阿芳就不再给我写信了,我也几乎不回家,反正家里已经没有人,回去不回去都一样。甚至回去看到那个空荡荡的地坪,除了满眼的杂草惹我伤心之外,还有什么值得看的?
就那样,我和阿芳就那么失去了联系,只知道他后来本科毕业又读了硕士,然后是博士,成了传说中的成功人士。
而我在工厂混了两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公司的香港老总来现场视察,那时候我还在流水线上干活,公司的管理也算人性化,一本介绍计算机的书就放在旁边。
老总走到我身边,指着那本说问是谁的,我也毫不隐瞒地说自己的。那年代,打工族里很还少有人玩电脑,老总似乎饶有兴致地问了我几个问题,然后就走了。
第二天,我就被调到了技术开发部。我心里其实很纳闷,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事落到自己头上。后来还是舅舅告诉我,是老总特意去人事部走了一圈,认为你有点能力才做出的决定。
很多年后我才知道,打工的人,本事虽然是一个基础,但命运才是更重要的。就像我一样,如果没有这次意外的幸运,大概率就是泯然众人而已。
老板随意的一个决定,改变了我的人生。到了技术开发部之后,我一个啥都不懂的小白,一切都得向别人学。
我也知道自己的不足,为了能站住脚,至少不被别人骂是扶不上墙的稀泥吧,开始拼命地自学起计算机来,后来还报了职大的夜校。
人都是这样的,有了目标才有奋斗的动力,我的辛苦也没有白费,虽然只是高中文化,但扎实的文化基础摆在那里,学习起来基本没有遇到太大的难度,很快就拿到了大专文凭。
一直以来,我的自我评价就是我并不笨,有了老总给我的机遇,除了最开始两年为了自学确实出了点汗之外,之后的工作过程基本没有太大的难度。
这些年来,随着工作经验的积累,人脉的拓展,在公司里也有了一定的地位,职位和工资的提升,我的人生也彻底和高中毕业时的失败远离了。
到现在,我已经是公司的开发总监,等到自己勉强算是成功的时候,再回首年少时的轻狂,很多年前的那份波折,到底是不幸还是什么呢?
因为工作的需要,经常需要出差,前几年因为疫情的缘故几乎没有出去过,今年肯定不能再继续那样了。可护照却不知道放哪里去了,刚好舅舅退休回家一年多了,我也应该回去看看,顺带办一下护照。
退休在家的老舅日子过得很滋润,唯一的遗憾就是我几乎不怎么回老家。
毕竟,结婚生子这些大事,我都是在广东完成的,老家除了那个名义上的宅基地和几分田土之外,我还有什么?
在老舅家吃了饭,我就开车去了县里的出入境管理处。
我到的时候大概是下午三点左右,一进门就发现气氛有点不对劲,按常理应该是人声鼎沸的时候,大厅里却静悄悄的。
幸好我也算是见多识广的人,一进门就发现有点不对劲,面对我的是一个戴着口罩的白衬衣男子在讲话,旁边如众星拱月般围着一群人。
我马上就知道,这是来了领导,看样子还不是一般的领导,便退出来等一下再进去,
那个讲话的人应该也看到了我,嘴里还想还稍微停顿了一下,看着我转身出了门。
我在门外没有等太久,大概也就十几分钟的事情,里面陆续有人出来,我就开始向里走了,但那个穿白衬衣的一直没有出现。
我很顺利地第一个到了窗口,出示了证件之后,一切都很顺利,拍了照片交了邮寄费既可以离开了。
整个过程非常的顺利,更主要的是人们的服务态度出奇地好,这是我多年来第一次遇到这么好的窗口服务。
一切都完了,前后也就半个小时,等我准备离开的时候,那个白衬衣又出现了,老远就朝我扬手。因为没有戴口罩了,我一眼就看出来,他就是很多年不见的阿芳。
我们随意选了一家茶馆聊了一阵。原来,阿芳已经是县里的常委县长,今天来这里慰问基层,讲话的时候看到了我,也一眼认出了我,于是慰问完后就吩咐随同来的人先走,自己专门等在这里找我说说话。
20年不见,昔日的伙伴身上已经没了丝毫的青涩,我介绍了一下自己的经历,阿芳虽然也为我的成功而高兴,但还是对我当年不听他的劝告复读耿耿于怀。
但时至今日,还能说什么好呢?
我们并没有聊太久,毕竟身份悬殊,我也不能占用他太多时间。临走前,阿芳留给我一张空白的名片,还说今后一定要多联系,用他的话来说,有机会就要报效一下家乡。
只是我一个打工者何德何能?我知道,我们的关系,是永远回不到从前那样的水平的。
20年物是人非,他还能认出我,还能和我坐下来喝杯茶,我就已经很开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