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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中专毕业, 47个同学来深圳, 有人一事无成, 我却受益终身

1995年7月,我从我们市里的中专毕业了,不得不说70一代人的命运就是如此神奇,比我们先一届的学长都是包分配的,到了我们这一届就得自谋生路了。

或许是学校也顾忌,让这么大一群学生娃自己去找工作有点麻烦,毕竟大家都没有经验,学校便安排老师提前去深圳联系了几家工厂,等我们拿到毕业证开完毕业晚会后,第二天就集体出发南下深圳。

我们班62个男女同学,家里有门路的当然早就安排好了,用不着出远门去吃亏,最后跟着老师南下的一起有47个,而且还是女孩子居多。

我们学的“专业”很杂,几乎是学校想到什么就教什么。那时候计算机根本还没有普及,我们却也装模作样地上过几堂课,至少懂得开电脑,也知道动几下鼠标点几下。

我算是悟性比较高的,甚至还能用键盘慢慢打几个字出来,算是同学们眼里的“高科技人才”。

说来很惭愧,19岁的我,那时候还没有去过省城长沙,走得最远的就是本市,那还是因为我家有个堂伯父在市里的航运公司,从小就是经常来往的。

坐了半天一晚的火车,我们终于到了广州,一下车就热得直喘气。尽管在湖南也是夏天,但广东的热可真不一般,太阳底下至少40度的高温。

老师又不让我们光膀子,只好让湿漉漉的的确良衬衣贴在身上,感觉很不舒服,几个女孩子就更尴尬了。

幸好很快就上了汽车,虽然还是没有空调的那种,打开窗口倒是有很大风,没走多远就不觉得热了。

大巴车很顺利到了深圳的沙井,带队的老师来过两次,也算是熟门熟路,带着我们直接步行了十几分钟,最后来到一家工厂前,厂门口一块巨大的牌子写着“金声音响”。

老师在门口的小店打了个电话,很快就从里面出来一个三十岁上下的女子,自称阿芳,是工厂负责招工的主管,有个时髦的称号叫“HR”。

我们一行将近五十人,阿芳拿出一大叠表格让我们填好,主要就是个人的信息,最后一栏四个选填项,可以写一些自我特长的介绍。

我第一个填好了表,看着同学们都还没完,就随手在后面写了句“懂计算机操作”,然后就在旁边给几个女同学指点一下,告诉她们该怎么写,写完的就顺手收到我手上。

这期间,阿芳偶尔会打量一下我,但没有说什么话,也只是随口和我们的带队老师说着什么。

在门口大概呆了半个小时,最后又发了一叠试卷,说你们虽然都是刚从中专出来的学生,但也得看看真实水平。

试卷也就默写英文字母,后面还有几道电流电压的算术题,最后是几个计算题。

我基本都是一挥而就地完成,又是第一个交了卷,阿芳看了看我的试卷,竟然又吩咐我帮着收其他同学的卷子。

等大家都做完交上去,阿芳没几分钟就看完了卷,说得很不客气,说你们有一小半人做得不是很好,只是你们这么远来了,也和你们学校有过约定,今天就还是全部收下来,试用一段时间,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就得走人。

进厂后又是安排宿舍,还得等通知分配到哪个部门。几乎没有一个人在意将来会做什么,更多都是在关注自己的吃住。

有几个女孩子因为单独分在别人的宿舍,还在眼泪婆娑的。也有几个嘴馋的人,直接就去打听食堂在哪里去了,说是到吃饭的时候不会迷路。

工厂的规模中等,据说有五百多号人,主要就是做音箱,晚上就会拿到自己的工牌,上面写着明天要上班的部门。

一切都准备完毕,老师就要走了,说自己会在深圳待一个星期才回去,这几天如果有哪个同学不适应或者不愿意留下来的,到时候就可以和他一起回家。

我看了下自己的厂牌,上面写着QC,部门则写着品保。问了一下其他人,有的去了木工车间,也就是做音箱的外壳,有的去了喷漆,有的在组装,还有几个女孩子则去了分频器。

就这样,我们正式开始了打工生涯。那时候还真没有人觉得心慌,毕竟四十多个同学在一家工厂呢。除了我孤军奋斗之外,其它每个部门都有好几个人,组装线上甚至有24个人,据说可以开起一条新的生产线。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被阿芳带着到了品管部。很奇怪的是,似乎只有我一个人有这个待遇。阿芳应该也看出了我的纳闷,便说你这是我们公司的管理岗,所以才带你去认识一下部门的主管。

品管的主管竟然还是个年轻姑娘,顶多也就二十出头不到三十,和阿芳应该也很熟,两人热络地八卦了几句。阿芳就把我交给了她,还说你一直向老板要人,现在给你送过来了。

主管叫阿平,还特意在身旁的一块白板上写了个平字,告诉我别写成“萍”。

我呵呵笑了几句,阿平又叫来一个姑娘,我看了一眼她胸口的工牌,竟然是品管的班长,名字里有个艳字,便很恭敬地叫了一声阿艳。

看得出来,阿芳和阿艳虽然是上下级,但关系很密切,听到我主动打招呼,两人相视一笑。阿艳的性格更张扬一些,笑得前仰后翻的,好不容易等她笑完,就听得她对阿芳说,这小伙子眼色不错,是个好帮手。

然后就是阿艳带着我在车间里到处转,说是熟悉一下全厂的生产流程。一路上看到好几个同学,有两个女孩子又是泪眼婆娑,可能是被领导骂了,看到我时眼里露出一副救助的眼神,我却装作没看见,因为我自己也想不起说什么好。

阿艳最后带着我回到一个小单间里,里面有七八个人,除了我之外还有一个男的,年纪应该在40上下,其她几个姑娘倒都是年轻人。

房间里摆着几张桌子,上面有几个万用表,也有两台方形的机子,阿艳告诉我那就是我们测试的仪器,她们都叫“电桥”,然后又告诉我怎么开机怎么测试。

最后,阿艳分给我一个座位,这也是我打工生涯的第一张办公桌,心里还是挺满足的,刚上班就有属于自己的桌子了。然后就抱来一大堆文件夹放在我面前,让我花两三天时间全部读一遍,这几天里主要任务就是记住里面的内容。

我拿起最上面一个文件夹,薄薄的三四页A4纸,上面写着《作业指导书》的标题,然后就是一些流程和标准,注意事项等等。

连续三天里,我几乎都是坐在那里读文件,似乎又回到了学校上课的情景。只是偶尔会有人交代我做点其他事,有时是阿艳,有时是其他几个女孩子,唯有那个大叔似乎从来不和别人说话。

第四天开始,我就得正常上班了。幸好我的记心还真不错,十几个文件夹里的东西基本都记在脑子里,自己认为重要的数据还专门摘录在一个小本子上。

我的工作也很简单,送来的样品用万用表和电桥测一下,记录好阻抗和电流等几个数据就行了,对照文件上的参数判断合格还是不合格。其他时候就得不定时去生产线上抽检,随机抽查线上的产品。

打工的日子过得很快,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很多年后,我一直都在为自己当年的“幸运”而窃喜。

因为一个星期后,带队老师再次来到我们厂,在看到他的那一瞬间,几乎有一大半人热泪盈眶,跟着他离开的人就刚好是出来时的一半。上了一个星期每天十二个小时的班,吃了一个星期的米饭,他们就那么打道回府了。

随后的一段时间里,又陆续有同学离开,不过他们大多都不是直接回家的,一般都是去投奔老乡熟人去了。

到第一个月发工资时,留在金声厂的人只有9个了,除了我之外其它都是女孩子,我也领到了平生的第一份工资,五百块。

而我的工作算是顺风顺水,那么简单的操作,记录几个数据而已。大部分时间都是无所事事的,干脆就去生产线“观摩”。

一开始还有人提防我,因为我是品管的身份,生产线上的人总以为我是来挑刺的。

渐渐发现,我主要还是向他们学习,某些时候有人上厕所离开了岗位,我还尝试去顶一下岗,等他回来又请教他自己做得对不对。慢慢地,我在金声厂的人缘就很不错了。

熟悉之后,我也就知道,整个品管部的文化水平都不高,除了主管阿平据说也是老高中生外,其他人包括班长阿艳都是初中文化,阿芳一直在和老板吵着要找个有点文化的助手。

很久后才听阿芳说,我之所以被分去品管部,既有文化水平的因素,但一行人几十号人里,为什么单单相中我呢?

主要就是我的那句“懂计算机操作”的自我介绍,以及帮着收发试卷,告诉同学们填表等等。阿芳看在眼里,认为我就是一个可造之材,这才让我一开始就没有吃到苦。

金声厂虽然规模不是很大,但在沙井一带还颇有点名气。待遇也算不错,一个月下来,生产线的员工就可以拿到六百来块钱,每个月的一号放假,每天十二个小时两班倒。这些情况在现在看来都是不可思议的,可在那时候却显得那么祥和。

老板是个台湾人,高高大大的个字,说着蹩脚的普通话,却最喜欢骂人。每天早上会在车间外的坪里开全员早会,老板几乎每天都会骂人,骂的就是那些高管,也就是阿平那几个人。在我的印象里,貌似只有阿平没有被骂过,甚至老板还似乎有点害怕阿平一样。

后来才知道,看上去和蔼可亲的阿平是老板的情人,所以才被安排在这个关键岗位上。在厂里的地位也是举足轻重,其它生产部门的主主管见到她都有点害怕。

但阿平并不是一个花瓶,相反倒显得很有点魄力,初出茅庐的我,最开始知道阿平的身份后很有点鄙视的心理,但慢慢才发现,这个女孩还真有点本事。

按照阿平的设计,品管部很快就添置了两台电脑,在此之前,全厂只有老板有一台电脑,宝贝得不得了。

阿平自己用一台,另外一台放在大办公室里,主要就是我在操作。主要任务就是帮着把那些作业指导书打成文字做成电子版,还要把抽样和检测的数据都得录进去做成表格。

这个安排一开始受到所有女孩子、包括阿艳在内的反对,因为等于是一件事做两遍。在我的苦口婆心劝告下,阿艳才开始慢慢“帮着我”录点数据,只不过打字的速度实在太慢,花了不少心血手把手才算教出来。

就在这个过程中,我和阿艳的关系就有点亲密了,也是这时候才知道阿平和老板的关系,而阿艳则是阿平的表妹,难怪第一天就看到她在阿平面前那么放肆。

在所有人眼里,有情人的老板多半不是什么好人。但金声厂的老板却让人刮目相看,公司的发展平稳而有序,我甚至在客户名里看到过当时国内有名的厂家。

等我把品管的文件数据全部做好了,女孩子们虽然抵触,但也不得不按照公司的设计接受,我却被阿芳“踢出了”品管。

阿平说,老板让我去当助手,还让我离开前找个合适的顶替者。这一回我毫不犹豫就介绍了自己的一个女同学,这也算是我在金声厂一年来的第一次“徇私舞弊”。

成了老板的助理后我才知道,原来在广东打工,基层员工的收入只有高管们的几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

像阿芳她们几个主管,96年的时候每个月就能拿到将近5千块,而我以前每个月也就八九百,还是所谓的“管理岗”,生产线上的员工不但更累,工资也就六七百而已。

我虽然是老板的助理,但还算不上真正的高管,工资只有阿芳她们的一半上下,不过也足以让我震撼和满足了。那年代在我们老家,即使是那些有门路进了好单位的同学,每个月也就是三四百块,我一个月就几乎顶得上他们半年了。

金声厂是我的发迹之地,我曾在心里发誓,只要工厂存在一天我就不会主动离开。在那里,我和阿艳从相识到相爱,在2002年的时候我们结婚了,这应该是我来深圳后最大的收获。

2010年不知道什么原因,老板突然宣布自己要退隐江湖回台湾养老去,公司的一切全部交给了阿平。

作为为数不多的几个元老,也是可以信赖的人,我马上就被阿平委任为厂长,几乎打理着所有的生产。

但阿平当品管主管时显得很有天赋,真的全面管理一家工厂就显得有利左支右绌了。金声厂就那么慢慢没落起来。

再后来,技术飞速迭代进化,金声厂也走到了尽头,在2015年最终歇业,也结束了三十年的厂史。

而我们夫妻也凭着这些年的积蓄,自己开了个小公司,算是波澜不惊地生活着,虽然平凡,但自认为已经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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