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是我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一个节点，因为这一年是我的高考年。对我这样的农村孩子来说，想要跳出农门，唯一的途径就是读书考大学。所以，从小到大我接受的教育，不管是父母还是老师，都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诲人不倦。
而这十几年的学习生涯里，我也确实不负众望，成绩一直在班级名列前茅。即使到了县一中上高中，在班上也保持在前五左右。在老师们眼里，我能考上大学那是大概率的事情。
可高考完最后一场政治，我几乎是抱着一种绝望的心态出来的。政治这一科一直是我的弱项，可我选的又刚好是文科，政治就成了四门必考的科目之一。每一门150分，四门600分总分里，我自己的估计，政治顶多也就三四十分的样子。这样严重的偏科，哪里能奢望考上大学？
但木已成舟，那时候是先填好志愿再高考的，考完了再怎么焦心也是无济于事。就我自己的心态来说，真正考完了还算平和，至少没有什么觅死觅活的冲动。
但从考场出来后，老师们的问询就让我开始焦虑，回到家后面对父母的询问，更加让我心里不安。真不知道一旦成绩出来落榜后，自己该如何面对望子成龙心切的父母？
于是，在家里待了不到三天，我就决定离家出走去广东打工。而在父母面前的借口，就是考试也结束了，反正有两个月的暑假，与其在家里无所事事，不如去外面打工，既开了眼界也有一些收入。
父母并没有反对，只是所谓儿行千里母担忧，也在我一番“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的大道理说服。
刚好村里有个叫海哥的从广东回来了，7月12日一大早，我就背着书包跟着海哥搭班车去了长沙，然后坐绿皮火车到了东莞。
一路上虽然弄得疲惫不堪，但总算顺利到了东莞的黄江。海哥就在黄江桥头的一家小五金厂上班，只是他不太欢迎我跟他去。说五金厂开冲压机实在太危险，而我读了这么多书，马上就要上大学了，不如找个电子厂。
海哥上班的小厂管理也挺松，我还进去他们车间里观摩了一阵，确实有点望而生畏。高速旋转的机器，带动上下运动的刀模把各种铁皮钢材压制成零件，稍有不慎就伤到了手。据海哥说，他在这家厂里一年多，已经有三个人成了残疾，老板赔了一点钱就打发回家了。
于是，我晚上就和海哥挤着睡觉，白天就在黄江一带找工作。虽然当时的黄江一派繁荣，到处都是开工的工厂。但要不就嫌弃我太瘦弱还戴着眼镜，要不就是我嫌弃人家环境差待遇也不好，连续三五天都了无所获。
其实现在想来，当时我对工作的挑剔，主要还是自己对高考结果太没信心，也就想着找一个长期稳定的工作，并没有一种打临时工的心理。
到了第五天晚上回到海哥的宿舍，把自己口袋里的钱全部翻出来一看，竟然只剩下20块钱了。虽然有海哥这个老乡在不至于流落街头，可毕竟也不是亲戚只是乡亲而已，人家能让你有个地方睡觉就是天大的人情，总不好意思再找他借钱吧。
但想虽然是这么想的，可出门就要花钱啊，怎么办呢？
我的苦恼并没有持续太久，坐在床上想了一阵，海哥还没有回来前，我就想到了一个人，那就是堂哥阿兵。
阿兵是三叔的儿子，读了五年小学就回家务农了。他自己说反正再读下去也是白搭，早在89年就来了广东，算是我们村最早来打工的几个人之一。
阿兵现在在虎门的码头上扛水泥，虽然也是赚点苦力钱，好歹是堂兄弟，找他借点钱还算情理之中。
于是，等海哥一回来，我就和他说自己想去虎门的事。海哥也无可无不可，作为老乡，我也认为他尽到了老乡的情分。
海哥说自己也去过虎门几次，也见过阿兵，便向我详细介绍了路线，怎么坐车去虎门，到了虎门下车后怎么去阿兵所在的码头。
一夜无事，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和海哥道了别，感谢他这几天的照顾，实在是叨扰了，只能今后再还你的人情了。
海哥也是说了一大通的客气话，说是客气其实也不是什么虚情假意，农村人嘛，真到了关键时刻肯定也不会丢下你不管，要不然回家怎么面对对方的家人？
就那样，我从黄江辗转去了篁村，然后才坐上去虎门的班车。
幸好那时候的车费也便宜才五块钱而已，到了虎门车站一下车就是虎门寨，从这里去镇口的码头还有挺远的一段路。
海哥说可以坐摩托车，也是5块钱，但我兜里已经只有13块了，舍不得乱花，反正路线也记在心里又没有多少行李，直接就走着过去。
沿着运河路走了二十分钟吧，看到了海哥交代的标志性建筑威远大桥，不能上桥而是右转，沿着解放路一直向前走，几分钟就看到了硝烟池旧址，心里也就越发踏实了。
只是头上的阳光实在太火辣，尽管解放路两旁都有树荫，可我还是汗流浃背。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也就花了一块钱买了盒菊花茶降降温。
过了硝烟池旧址就是一条狭窄的山旁小路，地面也是凹凸不平的麻石路，路上的车辆还不少，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路面还有如此多车。
转了几个弯就看到了镇口水闸几个大字，我心里不由得一喜，因为海哥告诉我，阿兵的码头就在水闸附近。
在水闸那头四处看，果然发现前面两百来米的样子就是一个码头。一溜小跑走到面前，码头连大门也没有，一个老大的地坪摆满了堆成垛的红砖，靠马路的一侧全是装着卷闸门的门面，里面堆着水泥。外面就是河道，也停泊着很多铁皮船，有的装着水泥，有的装着红砖。
每条船都搭着一块一尺宽几丈长的木跳板，一群精壮汉子从船上踏着跳板上来，有的挑着一担红砖，有的当然是扛着几包水泥。
不错，眼前这一幕给我从来没有过的震撼。我很惊讶的是，一个人原来可以有如此大的力气，扛水泥的人竟然一次能扛着三包，最多的一个甚至扛了四包，在窄窄的跳板上健步如飞。
而挑红砖的人也是一样，一付竹子做的架子基本和肩膀差不多高，里面砌满了红砖。在我的印象里，一块红砖就有两三斤，这一担不就得有两百多斤？
我在人群中看了一阵，根本认不出阿兵在哪里。刚好坪里有一棵老大的榕树，于是便坐在树荫下观察起来。
耳朵里听到的都是家乡话，这一刻我才算是真的放心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从家里出来才几天，这时候听到这么多人说着家乡的方言，真的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亲切。
好不容易等到干活的人陆续上岸了，时间已经十二点前后，大家终于把脸上的灰尘洗干净，也换了件干衣服拿着饭盆进了一个工棚，应该就是码头的饭堂。
我一直紧紧盯着饭堂的入口，唯恐错过了阿兵。可看了半天也不见人影，心里正在害怕时，有个端着饭盆的人朝我走过来，也说着家乡话问我：“你这客几是哪里来的，来这里搞么子？”
我赶紧朝他笑了笑，不好意思地告诉他自己从篁村过来，是阿兵的弟弟，不知道你认不认识。
陌生人笑了笑说认识，只是告诉我说你有得等了，他跟着车去厚街卸水泥，可能要三四点才能回来。
陌生人说完掉头又要走，走了两步却又回过头问我：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没吃饭吧。
见我点头，他端着饭盆又进了饭堂，很快就端着一碗米饭，上面还有一些青菜，难得还能见到一些肥肉。他把饭盆递给我，示意我先吃饱再说。
我的肚子早就叫了很久，这时候也顾不得不认识对方，接过来就狼吞虎咽起来，一边吃一边请教也坐在一旁的陌生人怎么称呼。
对方自称阿强，说以前和阿兵还在同一个组扛水泥，只是前段时间阿兵和大家闹了点不愉快，工头才把他调去卸车。
我三下两下就吃完了一盆米饭，摸着有点撑的肚子不好意思地问他哪里能洗碗。阿强接过去就起身，说不用你去洗。还让我找个地方打个瞌睡，广东的中午太热，大家都会午休一下的。
于是，我便把书包当枕头，在树荫下的水泥护坛上睡午觉。等到睡醒时，大家依旧在船上干活，外面也陆续有车进来，看了一下时间已经是三点了。
我干脆起身在门口一带走动，又过了半个小时左右，终于看到阿兵坐在一辆灰乎乎的货车车厢里进来，赶紧找他挥手。
阿兵肯定没有料到我会出现在这里，货车的速度也很慢，直接就跳了下来，问我什么时候到的，怎么从家里出来了。
我简单介绍了一下这几天的过程，阿兵便带着我在门口的士多店坐下，买了两瓶玻璃瓶的豆奶，两兄弟就喝上了。
我把自己的来意说了出来，得知我是来借钱的，阿兵的脸上有点不自在，吞吞吐吐地说自己也没钱。
见我脸上有点失望，马上又换了语气安慰我，说你来了也不会让你饿肚子，反正你也是男的，干脆就在这里做几天活，多少也能赚点工钱。
阿兵不说后面这截话我还好过一点，让我和他一起在码头上干活，即使是没有亲戚关系的海哥，也替我考虑不让我做五金厂的活啊。如果真要卖苦力，我也用不着来找你了。
说着说着也过了一段时间，今晚肯定是走不了的，我便担心今晚有没有地方睡觉了。阿兵看我神色不对，或许也知道刚才的话有点伤面子，便安慰我不用急，这两天我肯定要招待你的。
晚上，阿兵就拿了一床席草，带着我在红砖垛里打了个地铺，两兄弟睡了一晚。
我第二天回了海哥那里，临走前还特意去找了好心的阿强，感谢他昨天的那顿午饭，因为后来才知道，阿强打给我的那盆饭也是要扣他工钱的。阿强倒是很爽快，说出门在外的人，吃个饭没什么。
我逼着无奈跟着海哥在五金厂干了起来。也幸好昨天出门没有乱花钱，至少没花钱坐摩托车，20块钱竟然从虎门走了个来回。
我在五金厂做了一个月，那天正在上班，老板突然从办公室冲出来叫海哥接电话，嘴里还嘀咕着什么。
海哥进去不到十秒钟又在门口喊我，我莫名其妙地进了办公室，才知道是家里打过来的电话，也幸好海哥在这里做了一年多，曾经把老板的电话留在家里。
原来，我收到了高考录取通知书，我的分数竟然有398分，竟然超过了当年的录取线，于是便考上了省内的一所大学（虽然只是大专，但那年代农村人都没有区别，反正都是大学）。
那年代考上大学真的是很稀奇的事，就连五金厂的老板都很高兴，说自己这厂里竟然出了个大学生，当晚硬是带着我们二十几个工人去吃了一顿好的。
第二天，老板就给我结清了工资，附带还封了个一百块的红包给我，让我尽快回老家上大学去。
就这样，我结束了短短的一个月的打工生活，带着老板和工友们的祝福离开了东莞，回家上了一所医专，毕业后就在市医院当医生。
那些年来，我和海哥的关系日益亲近，每年过年的时候总要回老家，总会去和海哥聊一会，多少给点小礼物。而海哥也是实在人，你有来我也有往，一来二去就成了亲戚一般。
而阿兵和我的关系反倒疏远了很多，尽管是堂兄弟，见了面也还是会打个招呼，但心里都似乎有点“梗”。后来彼此都成家了，在老家见面的机会也少了些，堂兄弟之间的联络基本就断了。
直到2017年的时候，我正在门诊上班，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号码的归属地还显示是广东东莞。
因为职业的缘故也就接通了，电话那头一个有点沙哑的声音，叫着我的名字，然后自己说是阿兵。
原来，阿兵这些年一直在东莞打工，虽然后来年龄渐渐大了，也不再在码头上卖苦力，却又沉迷于打牌，那些年来运气还算好，渐渐就把那个当成了主业。
可上个月骑摩托车的时候摔了一跤，身上好几处的骨折，在就近的医院搞了一个多月了还没有愈合。可身上的钱不多了，想着在家里买了农村医保，便打算回家来治疗。
阿兵找我主要是打听一下哪个医院比较好点，报销的额度大一点这些问题。
我也就没有隐瞒，尽可能把自己知道的告诉了他，说报销额度当然是基层医院最大，但你这情况不如先来市医院检查一下，如果真的只是需要康复，那就检查完回家就行了。
于是，阿兵直接来了我所在的医院，我也亲自带着他做了一系列的检查，请同事帮着会诊了一番，基本也没有花什么钱，最后的建议就是可以回家康复。
临走前，阿兵倒是有点感激涕零的味道，甚至还掏钱出来想付一些开支，也被我拦住。
我们都是年近半百的人了，25年前的那点算不上恩怨的恩怨，如今再回首，似乎也成了年少时的一个笑话而已。但扪心自问，自己这么做，勉强也算得上是以德报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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