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灯: 去家访, 去看见更广袤的中国

学生妈妈用摩托车接黄灯到家里。

《我的二本学生2：去家访》

黄灯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4年2月

在2018年写作《我的二本学生》的前一年，大学教授、作家黄灯就开始走下讲台，跟随学生回家的路线，一路换乘高铁、长途客车、电动车、摩托车，来到腾冲、郁南、阳春、台山、怀宁、孝感等地，遇见了学生的父母、祖父祖母、兄弟姐妹、发小，在已经废弃的小学操场、老房子的屋顶、茶园的高坡、快递分装车间等地展开了家访，进入了“具体而稠密的日常生活”。

近五年的走访，凝聚成了这本新作《我的二本学生2：去家访》。黄灯更真切地看到，那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年轻一代，是如何通过自身的努力和家庭的支持走进大学校园，而她触碰到一个更真实而丰富的中国，那些散落在地图上的小城、乡镇、村落里的父老乡亲，构成了二本学生背后的“教育资源”。

2016年，一篇火爆全网的《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让黄灯开始进入公众视野。2018年，《我的二本学生》一纸风行，再一次让黄灯成为中国非虚构写作的代表性作家。本期“名家有约”专访黄灯，一窥她走向讲台背后的本心与动力，以及历时五年的家访之旅。

●南方日报记者戴雪晴刘炜茗

“讲台之上”和“讲台背后”

南方日报：《去家访》的创作契机是怎样的？

黄灯：自2017年起，我开始到学生的故乡进行家访。《我的二本学生》则在2018年开始动笔，当时我就萌生了把家访内容纳入“二本学生”写作计划的想法。

对我来说，如果仅仅作为老师，去描述我从讲台上观察到的学生的样子，远远不够。这种表达是单向的，我应该走向讲台的背面，去了解他们为何会成为他们。可当完成《我的二本学生》后，我发现它的内容已自成一体，便先出了第一本。后来随着家访次数的增多，这部分的内容更加充实，于是创作第二本的时机也到了。

如果说《我的二本学生》是我在讲台视角的教学札记，那么，《去家访》是我走下讲台，走进学生家庭的考察和访问笔记。我想叙述和描绘出“讲台之上”和“讲台背后”的双重教育图景。

南方日报：学生的成长跟他们的故土、原生家庭、成长背景密不可分，你在家访的过程中，是否加深了这种感觉？

黄灯：的确如此。大学老师往往看到的是学生长成后的样子，如果把受教育的过程比喻成一条流水线，那么这些学生就像是已经制造出来的“产品”，快递到了大学老师手中。而他们从幼儿园、小学读到初中、高中，这一路是怎么成长的，他们的“产地”有怎样的风景？

所以在研究二本学生这一群体时，我选择回到现场和本源，探访他们出发的地方。我见到了他们的父母、祖辈、兄弟姐妹，甚至重走了他们上学时走过的路，这样我才能感知学校以外的更多维度，捕捉更多真实细节，内心也就更踏实。

南方日报：这些学生的父母和你是大致的同龄人，出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成长于八九十年代，这是中国社会飞速发展的阶段。在家访的时候，你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什么？

黄灯：其实在出发之前，我就带着一个强烈的问号——我的同龄人把孩子送进了我的课堂，他们现在过着怎样的生活？我以前有个观点，认为“70后”这一代算是既得利益者，享受到了许多时代红利。当走进学生家里，我感受到，能够改变自身命运、切身感受到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人只有一小部分，大量没有机会上大学，还留在农村或出门务工的60后、70后，我想去看看他们的生活状态。事实上，在我家访的过程中，他们仍然无法停下手中的活计，我们难得的聊天机会，更多只能在铡猪草、煮猪食、织渔网、拣快递等间隙中进行。

南方日报：家访的过程，让你对学生的成长和生活轨迹有什么更深的感受吗？

黄灯：在大城市生活的人，可能觉得考上二本学校并没有那么难。可当我的家访一步步深入，会发现学生考上二本，其实已经是非常小的概率，需要他们自身的全力以赴和家庭的倾力托举。他们在求学途中经历的事情，远比我想象的更复杂更艰辛，往往要挺过一重又一重的关卡，才能叩开大学的门。

二本学生大多来自县中，可以说他们才是中国教育的底色。有个从广东某县一中毕业的学生告诉我，他那届共有一千六百多位考生，后来只有二十几位考上了本科。这个比例让我非常惊讶。学生们很重视上大学的机会，有个学生至今还留着高中时用过的两百多支笔芯，我在她家看到时感到非常震撼，那些笔芯，就像是她的勋章。

另外，我一直关注着学生们毕业后的去向，绝大部分留在大城市打拼，也有少部分回了家乡。2014年，有位学生回到了云南腾冲，我当时对此感到很疑惑，毕竟他在大城市里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当时他要在广州找到好工作，并没有难度。直到这位同学毕业三年后，邀请我去了他的家乡。我由此了解到他的父母以及背后的故事，才真正明白他当年的选择。而且，我很开心地看到，读大学的经历对他的为人处世产生了积极影响，他的价值观会更坚定。与单纯的生意人不同，他和客户聊的很多是文化、艺术、历史等话题，而不是只讲产品。这是大学教育给他带来的潜移默化的改变。

我对学生的关注，没有终点

南方日报：一般来说，家境不太好的学生，可能不想让老师看到这一面。你在家访中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黄灯：愿意受访的学生都已经过了心理的关卡，也有一些学生拒绝了我。虽然家访的时间跨度长达五六年，但我比较随机，并没有特意去挑选出“典型”的家庭。这些学生来自天南海北，成长背景也存在很大的区别。一旦走进他们的家，我能看到更广袤的中国大地。

例如，有两位广东同学的妈妈都是四川人，我想起90年代的一个镜头——南下打工的“川军”沿着长江的航线，从重庆坐船到岳阳的城陵矶码头，再浩浩荡荡地从码头走到岳阳火车站，坐列车来到广东。当时我还在岳阳读书，只是记得有这样一个场景，可当我进行家访时，突然会想起来，当年南下的打工人，有些就是今天我学生的家长。换句话说，在家访中所观察的细节，与我记忆中的一些镜头相重叠，我其实应该把这些细节写下来。

南方日报：从《我的二本学生》到《去家访》，我的一个真切感受，一是你的平视角度，二是真诚，你不是为做某个课题或者为写书积累素材。有个说法是，每个作家其实都是在写自己。你怎么看待这个说法？

黄灯：他们都是我的学生，我对他们有情感，所以“平视”对我来说是最正常不过的事。“对学生有情感”和“把他们当作研究样本”是不同的。学者做这方面的田野调查时，往往会带着理论研究者、政策建议者的视角，而我只是想告诉大家我的学生是怎样的，我对他们家庭的观察是怎样的。

我的愿望，是通过书写与教育实践，尽力发现和寻找如何帮助学生安放身心的途径。在绩优主义横行的时代，我们应该心平气和地回到教育本身，让“人”的概念和声音得以强化和彰显。

至于说到真诚，我很认同“每个作家都是在写自己”。我自己就是县中的孩子，写学生就是写自己。我很庆幸能收获许多信任。有一回家访，我和一个女生挤在一张逼仄小床上，她跟我说，她很久没和像妈妈一样的人一起睡觉了，后来她从一个旧柜子里拖出一个箱子，把所有的奖状都铺开，让我看到了她每一步是如何抵达的，这让我非常感动。

南方日报：2005年你开始任教到今天，你的写作计划实际持续了近20年。接下来还有写作计划吗？

黄灯：在北京做活动的时候，白岩松第一个问题就是问我，你还会写第三本吗？最近也有不少朋友鼓励我继续写下去，关注这些学生当了父母以后，他们的家庭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我只能说，我对学生、对年轻人的关注，没有终点。如果有机会，我还是会继续写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