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二本学生的老师决定去家访

2018年，公众号“人间the Livings”发布了一篇非虚构推文，作者署名“张汤圆”。文章以一个女儿的视角讲述了自己暗淡的家庭与母亲的悲剧人生，质朴而又真诚，阅读量迅速突破10万+。在结尾，张汤圆回忆了自己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天夜里，母亲在半睡半醒中喃喃地说道，考上大学的女儿是自己唯一值得骄傲的事情。

然而在未完待续的现实中，走进大学校园的张汤圆却没有如母亲骄傲的想象中那般一片光明。失去了高考目标的牵引，曾经引以为傲的成绩不再是个人价值的唯一标尺，茫然与无力又以新的形式降临在了她面前。更何况她所就读的广东F学院，在国内3072所高校中，只是一个并不起眼的存在。

在写下那篇文章之前，张汤圆申请了一个课题，她想回到自小生长的村庄，去了解那些和母亲一样的妈妈。为了更好地完成研究，她找到了学校财经传媒系的老师黄灯。此前她从未上过黄灯的课，但就在2016年春节，她读到了黄灯那篇引发网络讨论的爆款文章《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其对乡村亲人的回望与剖解让她认定，这就是最适合自己的项目导师。

而当张汤圆敲响办公室的门时，黄灯也在构思着一个题目。自2005年起，黄灯在这所学校的十年时间里已教过4500多名学生，持久的接触与交流中，她不仅见证了不同代际的青春面貌，也窥见了一批又一批年轻人的命运轨迹及其背后的时代变革。她想把她所了解的这些成长故事写下来，同时提出自己的追问与思索，标题已经拟好了，就叫“十年从教记”。

黄灯。图/受访者提供

四年以后，构思变成了20万文字，以《我的二本学生》为名面世，随即引发广泛共鸣与讨论。但黄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本书就像一个孩子，它的模样是自然长成的，事实上其所展现的内容只是“十年从教记”的一个部分。所以她的笔没有停下来，直到《去家访：我的二本学生2》在近期出版，所有的表达终于得以完满。

走到讲台的背面

写作《我的二本学生》期间，黄灯和张汤圆的母亲在学校见了一面，更早一些，她还去了一趟张汤圆的老家。不过后来的成书中，张汤圆并没有出现。

《去家访：我的二本学生2》黄灯著。

没出现的不止张汤圆一人。在那前后的五年时间，黄灯去过许多学生的家里，不少人的故事都没有被写出来。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缺少共性或者过于特殊，而是在黄灯心里，这些具体而鲜活的相处值得被作为另一种单独的表达：“写‘二本学生’不能只写讲台上看到的东西，一定要走到讲台的背面，去了解他们为何会成为他们，这才是一个立体的观察。”

在粤西丘陵起起伏伏的怀抱中，黄灯见到了张汤圆的家，一幢其母亲为了方便女儿上学而亲手建起的二层小楼，墙壁裸露着红砖，除了厨房能看出装修的痕迹，所有房间都是毛坯状态；也见到了女孩的父亲和哥哥，此前听到的讲述中，他们一个不负责任、一个无所事事。很长时间以来，这是张汤圆日常生活的全部，更彼此撕扯着构成了她的精神世界——她刻苦读书，拼尽全力走出去，既是为了让妈妈骄傲，也为了逃离爸爸和哥哥。

她还见到了张汤圆保存的一个纸箱，里面放着一摞证书和奖状、以及一堆高三最后一个学期用过的圆珠笔。黄灯数了数，证书四十一个，奖状四十九张，圆珠笔近两百支。“我第一次意识到家访的意义，第一次深刻地感知到，如果不抵达现场，这些湮没的场景，这些正敏永远不会提及的细节，将遮蔽在我的视线之外。”在后来写下的文字里，黄灯这样描述着自己当时的感触，她所称呼的“正敏”，便是张汤圆。

不过，并非每一个走访的家庭都如正敏家一样暗淡和伤痛。许多学生还是在关爱与温馨之中长大的，并经由朴素、本分的价值观言传身教，生长出了踏实、充盈而从容的性格与生命状态。对黄灯而言，这与其在写作《我的二本学生》时常常感受到的沉重截然不同，她发觉“囿于校园的狭隘和对年轻群体理解维度的单一”，自己对二本学生的认知过于悲观了。“他们作为个体所彰显出的自我成长愿望，让我清晰地看到，年轻的个体终究在不同的处境中，显示出了各自的主动性和力量感，并由此散发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

这也让她回想起了自己的青春。1995年从岳阳大学毕业后，黄灯被分配到一家纺织印染厂，工作了三年以后，因为厂子经营困难而下岗，每月只有80块钱的补贴，最难的时候全靠朋友借钱度日。即便如此，黄灯却从未焦虑过，总觉得人要活下来没有想象的那么难：“我也觉得很奇怪，我为什么就那么不怕？这个（勇气）到底来自于什么？我觉得童年时候形成的笃定很重要。小时候，外公外婆、爸爸妈妈都对我们很好，家里比较宽松，我就像野马一样长大的，很自由，个性没受到过压抑。童年的安全感足够，面对困难的能力就会强很多。”

于是在2022年5月，黄灯开始动笔写下一个个的家访故事。她希望通过这些记述能够补全《我的二本学生》缺失的那部分，即在学校教育的维度之外，是否还有其他被疏忽和漠视的教育资源，平凡的青年是否可以拥有更多途径去获取滋养、安放自我。同时，区别于《我的二本学生》有意从整体角度来透视和行文，这一次黄灯给每一个学生都安排了单独的篇章：“我愿意从一些个案上去发现个体的能动性。”

初稿写了整整7个月，花费的时间是《我的二本学生》的三倍，是黄灯迄今为止投入最久的一次创作。又做了7个月修改，最终定稿为如今的这本新书《去家访》。

黄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这一年多的创作过程中，她的内心也随之获得着某种程度的疗愈：“2018年时，我总是为我的学生抱不平，觉得他们太难了。他们现在也很难，但是我的心态改变了很多，（变得）特别心平气和。”

打破沉默的冲动

黄灯最初产生将学生写进文字里的想法，源自一次偶然。

2006年是黄灯任教广东F学院的第二年。一次课上，她布置学生当堂完成一篇作文，当天的广州恰巧台风过境，她索性便以“风”作为命题。没多久，一个喜欢坐在教室左侧座位的小个子女生就交卷了。让黄灯没想到的是，窗外的阵阵呼啸在这个孩子的笔下成了凄厉的哀鸣，满纸字句所抒写的尽是苦闷与无助。

这与黄灯自己的成长经验也完全迥异。在相同的年纪时，她的生活充满了快乐、美好和理想，“整天写着那些风花雪月的东西”，丝毫不像这个女孩一样，被种种烦恼笼罩和束缚着。

从那之后，她开始有意将关注的目光聚焦在这些青春的生命上，尽可能地增加自己和他们交流的机会。渐渐地，她发现女孩并非特例，其所表达的焦虑原来普遍地存在着。这些“出身平凡，要么来自不知名的乡村，要么从毫不起眼的城镇走出”的孩子，虽然各有各的窘迫，却因为一个彼此相同的身份——二本学生，面对着共有的困境。

“我的学生总是不断地在我面前说‘我们二本的’，我其实以前还没这个概念。”1992年黄灯参加高考的时候，全国的高校录取率仅25％，而且那个年代，所有的大学生都同样享受着生活补贴和毕业分配的待遇，彼此之间也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因此，尽管黄灯最终去到了当时尚为专科的岳阳大学，依然心生自豪、满怀梦想。

可在她的学生们那里，黄灯看不到这样的激情了。在高校扩招的形势变化中，这些年轻人已随着学历的整体贬值失去了天之骄子的光环，市场化就业日益激烈的现实也将生存竞争的残酷更早地抛掷在他们面前。“他们踏进校门，就无师自通地找准了自己的定位，没有太多野心，也从未将自己归入精英的行列，他们安于普通的命运，也接纳普通的工作，内心所持有的念想，无非是来自父母期待的一份过得去的工作。”

重重压力与差异之下，黄灯从这些孩子身上看到的更多是与年龄不相称的驯顺，以及让人心疼的卑微。对此，她理解，因为类似的情绪反馈她也曾偶尔有过：大学时，因为闺蜜在北大读书，黄灯了解到一所名校所具备的氛围和条件，第一次生出些许的挫败感；读研时，班里的许多同学毕业于名校，他们所表现出的水平、见识和自我规划，又让她觉得自己身上有一种掩饰不了的社会青年气息；即使后来从教，在参加一些学术会议时，她仍然能从一些名校学者那里感受到另眼相看的目光。

她无法理解也不能接受的，是一种持续蔓延的沉默。这种沉默不仅来自学生本身，更来自于外部社会的忽视。在黄灯看来，这个数量庞大的学生群体是和脚下大地黏附最紧的生命，“他们的信念、理想、精神状态，他们的生存、命运、前景，社会给他们提供的机遇和条件。以及他们实现人生愿望的可能性，是中国最基本的底色，也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然而，“那么多年以来，这样一个重要的话题没有人正正经经地讨论过。”黄灯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不过书写的念头甫一形成，艰难的纠结却又随即在心底生出。黄灯不确定她的观察是否能够代表所有学生，也不确定她的理解是否准确。而且，她自知无力去解决那些困境，所以表达反而显得残忍而又虚弱。

然而，打破沉默的冲动终究无可抑制。2018年，只用了2个月的时间，她便完成了初稿，然后发给了自己在中山大学的博士生导师林岗。林岗看过，给她回了一条很长的微信：“……你是罕见的能回头看回头关心那些在你身后的人，不论他们愿或不愿、能或不能跟上你，你都在他们身上倾注热情和关怀。做这些事，比你仅仅做教师来得更有意义。你已经找到了自己的道路……”

2020年，经过仔细的斟酌、修改，书稿正式出版。原本的后记被黄灯拿掉了，她从不否认自己在这一次的书写之中始终充斥着一股强烈的情绪，却还是觉得应该尽量让学生成为叙述的主角，因为“在找不到确定性和结论以前，倾听更有力量”。这本书就是后来被广为讨论的《我的二本学生》。

无尽旅途的新一程

创作《去家访》的过程让黄灯对很多人与事都有了更为全面、冷静的认识，下笔时的情绪也不再如当年那般感性或者激愤难抑。不过她也清楚，家访所带来的这些新的感受和体悟，不意味着现实已经发生了某种本质性的改变。《去家访》一共写了12个故事，但这12个学生绝非二本学生整体的面貌，事实上在发出拜访的询问后，不少学生给出了明确的拒绝，还有一些人愿意接受，但要求黄灯不要把自己写进书里。“能够邀请我、能够接受我去家里面的孩子，相对来说他的内心（本来就）更强大一些。”

同时从一个更为宏观的视角来看，二本虽然不在高等教育学历链条的顶端，却也不属于末端。无论如何，它至少跨过了“本科”的门槛，达到大部分企业的招聘起点，也拥有考研、考公的资格。相对而言，专科学生的天花板还要低矮得多，而且群体规模更为庞大——2023年全国高校913万的招生人数中，专科占据了483万人——他们一样需要被关注。

2019年夏天，黄灯在广东F学院以班主任身份带过的第二个班级也毕业了。送走了37个学生之后，她做了一个决定，辞去了在这个学校里担任了15年的教职，转投去了深圳的一所专科职校。

说起这个选择，黄灯忍不住笑了起来。她说自己的选择其实非常随意，因为恰巧有一些朋友在那里上班，随口问了一句愿不愿意来，结果便过去了：“有机会多去观察一些学校蛮好的，我对重点大学也很感兴趣，要是有机会也会去待几年。像以前鲁迅他们那代人可以几年换一个学校，我觉得对教育观察是特别好的。”

这所职业院校90％都是工科专业，没有中文系，黄灯只能面向全校开设公共选修课，讲授非虚构写作。课程每学年一期，只招二三十个人，没有教材，也不点名。多数时候，黄灯连讲台都不站，而是走到随意落座的学生中间。

学生对这位新来的老师并不陌生。又因为是小班教学，师生之间的交流也比大课密切许多。有学生问过黄灯，到这里任教是不是为了写《我的职校学生》，她回答：你们自己写，会比我写得好。

“去职业院校是想了解职业院校的学生，确实有这个意识在里面。（而且）职校孩子的故事更奇特，我的学生讲他的成长经历，都是你无法想象的，写出来绝对吸引眼球。（但）我觉得写完二本学生就不用写职校了，我想表达的观点已经表达得差不多了，再去写职校就是换个题材、写一些不同的故事，但我对故事的兴趣没那么大。”黄灯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但还是会有一些时刻在不期然间撞击着黄灯的内心。一次她在一个学生的作文里读到这样一段文字：“在度过无数教育机构拼命渲染的各个分水岭后，时间终于还是到了初三。该分的水都分完了，‘源头活水’们老师们一直很放心，到时我们这群‘工业废水’不知道该何去何从。”看似戏谑的自嘲之中，隐藏着令人心痛的自我贬抑，浓烈的茫然和颓丧无疑远远甚于那些默默接受平凡命运的二本学生。

所以也许黄灯还是会写下去的，就像她在《去家访》结尾处留下的最后那句话：“归途列车抵达处，是我无尽旅途的新一程。”对她而言，对于学生的关注永远没有终点。

黄灯说，她对教育的热爱与理解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父亲的影响。“我爸是一个中学老师，他表面上不是那种正统的好老师，但他是一个对教育有理解的人，是一个有教育家情怀的人。”就在之前几年的家访中，黄灯还时常会在眼前浮现出父亲的身影，曾经每一年的开学前后，他都要坚持去学生家看一看。

有时候，黄灯还会回想起一幅动人的画面。小时候，父亲的学生一放学就会跑到她家的地里，一群人像鸭子一样成群结队，七手八脚地帮忙插田、收割、侍弄庄稼。“你会觉得那种师生关系是特别美好的。”

发于2024.3.25总第1133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黄灯：当一个老师决定去家访

记者：徐鹏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