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高教大省,湖北正推动新一轮高校布局。
就在几天前,武汉工贸职业学院新校区在湖北省孝感市大悟县开工建设,项目一期计划今年9月建成开学。这也是自武汉传媒学院大悟校区去年迎来首批新生报到后,大悟县即将拥有的第二所高校——两所高校均为武汉高校异地办学设立的分校区。
自2020年湖北提出“鼓励在汉高校与武汉周边县市合作办学、建设产业研究院”以来,大量武汉高校开始走出“省城”,以异地办分校区的形式在周边地市落地开花。
据不完全统计,已经有超过20所高校与地方签约或落成分校项目,不少县、市实现高校甚至本科院校从无到有的突破,武汉“1+8”城市圈内城市则是主要受益者。
发展异地办学的先行者莫过于广东。通过引进高水平高校建设分校,广东高教实力得到了显著提升,并且涌现出哈工大深圳校区等成功典范。且作为近年来“疯狂”建高校的代表,广东当前的双一流高校数量已经超过了传统高教大省湖北。
但自2017年中央明确提出不支持跨城、跨省建设新校区后,异地办学一度陷入停滞。与广东相比,湖北探索的是一条不尽相同的道路:大量省会非“双一流”高校扎堆“外迁”,又将为高校新一轮发展带来何种经验?
“生长痛”
在外界看来,湖北积极谋划高校异地办学,一个重要内因源于提升当地高校水平的迫切需求。
早在2017年,时任湖北工业大学党委书记周应佳就曾提到,湖北作为高教大省,高教领域“大而不强”、科教优势下滑的问题值得警惕。
“不强”突出体现在地方高校上:
据他当时列举的数据,在湖北129所高等学校中,地方高校以121所占主体,然而,这些高校彼时仍没能打破无院士、无“211”、无国家重点实验室、无国家重点学科的“四无”局面,而据其不完全统计,其他省市共26所地方高校有院士,总数达百人之多。
此外,地方高校对湖北经济社会发展的科技贡献率到2015年达到55%,仅为全国平均水平,而北京、上海、江苏超过60%、广东、山西也接近60%。
地方高校的弱势甚至让湖北面临被“反超”的局面。也是在2017年,教育部公布首批“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学科名单,当时湖北以7所高校入围位列全国第六;但到了2020年第二批名单公布时,广东则一口气增加3所至8所超过湖北,新增的华南农业大学为省部共建高校,而广州医科大学、南方科技大学则均为省、市属高校。
而纵观湖北高校,8所部属高校中仅中南民族大学尚未入“双一流”建设行列,更多的“晋级”机会无疑将在地方高校中出现。
也是2020年开始,湖北不断对外传出支持更多地方高校冲击“双一流”的消息。到2022年,湖北更是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省属高校一流学科建设若干措施》,集中确定了11所高校11个学科为省属高校一流学科建设学科,以“力争到2025年2所以上省属高校进入国家‘双一流’建设行列”。
走出武汉,成为地方高校跃升的第一步。
从结果来看,与其他省份多为“双一流”学校“打头阵”不同,湖北将开展省内异地办学的高校中,仅华中师范大学和华中农业大学等少数属“双一流”大学,武汉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两大“王牌”尚无相关动作传出;反过来,大量地方高校则纷纷拿出分校建设方案和动作,构成此轮湖北高校建设潮的“主力军”。
以被纳入建设省属高校一流学科的高校为例,武汉轻工大学已确定将在孝感落地新校区,湖北工业大学与襄阳共建的研究生院已投入使用,武汉工程大学邮电与信息工程学院、湖北工业大学工程技术学院等高校也在各地市中寻求合适的新办学场地。
这也意味着,在推动地方科教水平提升、带动经济发展之外,借地方之力提升自身水平,也成了这些“外迁”学校更重要的任务。
破瓶颈
高校在省会面临的发展瓶颈,地市能够如何打破?
在咸宁市嘉鱼县设立新校区后,武昌首义学院校长李崇光曾提到,学校办学条件和整体办学实力都得到了提升,不仅面积增加1000余亩,而且新建的教学楼、实验室、图书馆等也充实了学校的设备设施。
有业内专家分析指出,在不少高校参与评级时,生均面积、招生数量等因素都是考察的核心指标。高校在地市办分校,不仅能取得更大的办学面积,并且耗费的成本更低。而与省会城市相比更小的高校竞争,也可能为其带来更多在地生源,并辐射更广的区域。
也不乏有学校将外迁视为面对实际困难后的唯一出路。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武汉华夏理工学院相关负责人就曾提到,2024年学校将接受办学水平评估,16平方米的生均建筑面积是硬指标,但其实际仅不到12平方米,并且位于东湖高新区繁华市区的条件使其无法就地扩容。2021年,学校确定在鄂州设立新校区,一次性增加约1000亩面积,解决学校燃眉之急。
更直接的帮助来自资金层面。
根据周应佳引用的统计数据,湖北地方高校投入一度严重不足,自2001年至2015年15年间,湖北地方普通高校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均位于全国19位之后,甚至有数年在倒数后两位。
为弥补资金不足的问题,湖北在2022年政策中,提出将每年安排10亿元专项资金支持省属高校一流学科建设。但对比现有“双一流”高校动辄数十乃至数百亿的年度预算,仍显不够充分。
上述业内专家提到,过去几十年间,省会通常会给予大学较大支持,特别是在谋划新区时常常会考虑配套打造大学城,通过大学聚人、聚产,提升地价,因此乐于协助其解决新校区建设所面临的资金和资源问题。近年来,房地产市场趋于理性,省会城市支持动力下降,而对于地市大学仍是宝贵的资源,在延揽高校时仍会给予可观的政策和资金支持。
事实上,仅新校区建设就已耗资不菲。在大悟县最新开工的武汉工贸职业学院总投资达21亿元,而此前落地的武汉传媒学院大悟校区项目总投资也达10.5亿元。更高投资如武汉轻工大学在孝感的临空校区,计划总投资则有40.37亿元。
而新区曾验证的“大学城”模式,如今也正在成为湖北地市的“标配”。荆州、襄阳等城市对于湖北地市首个大学城的“竞逐”日渐清晰;依靠5家武汉高校异地办学而起势的黄冈红安县,已经将高新区大学城谋划提上日程;黄石市委、市政府也已成立工作专班,游说武汉多所高校落户黄石,打造“黄石大学城”。
联合体
随着越来越多新校区落地,更大的难题是,如何真正用好地方资源,推动学校实现水平提升?
外界看来,严控异地办学意在应对新设校区办学质量良莠不齐、教育资源不均衡加剧等问题。暨南大学研究生院专业学位办公室副主任贺璞等人曾撰文指出,现行政策对异地研究生教育调控也留下一定空间,允许按照科教融合、产教融合的要求到异地设立研究院或其他类似机构,对研究生进行部分学段、非全过程培养。换言之,政策并非“一刀切”,异地办学的可行性取决于其能否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所需。
在异地办学推进产教融合上,广东做出了有益探索。此前我们曾分析,广东引进异地办学的高校,针对当地产业需求“量身定制”进行学科设置,比如去年开学的香港科技大学(广州),首批开设人工智能、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和智能制造工程三个本科专业,以针对性解决地方人才和技术之渴。
更重要的是,广东模式不仅平衡高校资源差距,还发挥了高校间协同合作之效。大量香港高校北上,并在广东城市多点开花,以类似高校“联盟”的形式形成了城市间的网状辐射,也成为在交通之后湾区“软联通”的新一轮基建。
在湖北,高校同样能发挥类似功能。有媒体统计发现,新落地的新校区大都位于武汉“1+8”城市圈中,这不仅提升了城市圈的整体科教水平、增强文化底蕴、推进产教融合,同时,通过高校的链接,也能形成“联合体”,增强城市间的合作水平。
这是一种与广东模式有些不同的联合形式。
纵观全球的高校联盟发展,在硅谷,以加州大学一所研究型大学联盟带动了湾区高校发展的,而在德国,享誉世界的职教体系背后同样诞生了以各类职教院校为主体的联盟,其不仅提升了职业教育的水平和认可度,还充当了技能人才的“中转站”,推动不同联邦州、不同城市间的人才流动。
研究型大学和职业院校共同发力的湖北则是介于二者之间。在业内专家看来,基于湖北制造业基础,现有异地办学资源也有望与各地产业优势相结合,因地制宜地发挥产教融合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