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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第一位博士!他是贵州人

张筑生:北大第一位博士

(张筑生:北大建国后第一位博士)

1982年7月6日,在数学系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张筑生,顺利通过论文答辩,获得了理学博士学位。当时的校报刊文说,这是北大历史上第一次授予博士学位。

20年后,已经成为北大数学系教授的张筑生,病倒在了讲台上,并于2002年2月6日与世长辞。作为学生,他是才华横溢;作为老师,他是严谨执著。张筑生的名字,将注定和北大的研究生教育,紧紧联系在一起。

今天,在日新月异的燕园,张筑生这个名字,已很少再被人提起。转眼间,他已经离开人世近6年,年轻的后来者不知道他是谁,年长的一辈把关于他的记忆封存在心里,静静地沉淀。

值此纪念北大研究生教育90周年之际,张筑生,这个北京大学?建国以来的第一位博士学位获得者,这个在生命最后一刻还让研究生用担架把他抬进教室监考的导师,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唤醒了一代北大人刻骨铭心的感动和伤痛……

北京大学第一博士证书编号001

张筑生1940年出生于贵阳市,自幼命运坎坷体弱多病。两岁时他得了一次脑膜炎,万幸没有伤及大脑,但小脑受到了影响。

1953年,13岁的他不小心摔成左臂骨折,由于医疗事故,转为败血症,几经抢救终于保住性命,但左臂从此残废,肌肉和神经严重萎缩,只留下皮包骨头,左手的手指再也无法伸展开来。

身体的缺陷并没有影响张筑生勤奋的思索。1965年,张筑生从四川大学数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在我国刚刚恢复研究生培养制度的1978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大数学系,成为著名数学家廖山涛的弟子。

1983年张筑生毕业,成为北京大学第一位博士。北大百年校庆时,他的编号为001的博士证书被当作珍贵文物展出。

据当年的研究生同学、现任北大数学学院教授赵春来回忆:“1982年张筑生就在硕士毕业论文里,把著名数学家Smale提出的‘四大猜想’中的一个给干掉了。答辩委员会一致同意授予张筑生博士学位,但当时的校长张龙翔比较谨慎没有通过。第二年,张龙翔专门请了一百多位专家给张筑生一个人搞博士论文答辩,场面极其壮观。”

采访张筑生生前的同事、学生,大家都用“才华横溢”来形容这位面容清瘦、衣着简朴、左手残疾的教授。文兰院士是张筑生的同门师弟,他说张筑生的学问、口才、活力,让人根本想象不到他身体上的缺陷。文兰说:“在78级53名研究生中,张筑生是学问家。他是我们微分动力系统讨论班上的主讲,一讲就是三个小时,都是学科前沿的东西,黑板写满了擦,擦了又写满,总是一肩膀粉笔末子。”

一生只写三本书

张筑生并非著作等身的大学者,他一生只写了三本书:《微分动力系统原理》《数学分析新讲》(共三册)《微分拓扑讲义》。

文兰说:“张筑生有很好的文学造诣,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阐述深奥的数学内涵。他写出了《微分动力系统原理》,成为该学科国内最早的研究生教材。我至今还用这本教材给研究生上课。我们的导师廖山涛院士对该书的评价是:‘有了这本书,一大批年轻人就可以顺利地进入学科前沿。’廖先生从不表扬谁,唯独对他例外,说‘张筑生的知识面广博得惊人’。”

数学分析是数学系的基础课。1986年初,张筑生刚从美国作访问学者归来,领导就给他一个教材改革的硬任务:编写《数学分析新讲》。有朋友善意劝他:“科研成果才是立身之本,编写教材不算科研成果。”张筑生没有犹豫,马上进入角色。此后五年间,《数学分析新讲》一、二、三册相继面世。

曾是北大数学系“十大才子”之首的陈天权,现为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十多年来他一直把张筑生的《数学分析新讲》作为首选教材。他说:“数学分析的书多如牛毛,我没有全部见到,不敢妄加评论;不过与我所见到的书比较,张筑生的这套《数学分析新讲》是有特色的。数学分析是数学系最基础的课,讲好了不容易,但讲得再好也不算学术成果。张筑生能这么投入地搞一本基础教材,是非常难得的。”

张筑生本人对这套教材也钟爱有加,他在书的后记里写道:“从编写教学改革实验讲义到整理成书,前后花费了五年时间。明知是‘吃力不讨好’,却硬着头皮做了……《红楼梦》里有两句诗: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张筑生夫人刘玲玲回忆,就在这套《数学分析新讲》面世不久,张筑生被查出了鼻咽癌,从此开始了12年漫长的放疗过程,直到去世。

5个世界奥赛第一协和医院化疗“第一”

自1990年开始直到去世,张筑生与癌症搏斗十余年。鼻咽癌后来转移到了肝部,在生命的最后5年,他唾腺损坏,全身骨头疼,肝癌引发腰部以下浮肿,又得了严重的结肠炎,一天要上几十次厕所。

学院劝他全休,他却坚持上课。为了上好课,他总要提前一天节食,上课当天则禁食禁水。夫人刘玲玲代他找到了系领导:说“他把工作和讲课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如果不让他上课,就是要他的命。”

张筑生常对前来劝他去医院的人说:“你们让我去医院就是让我去死!”他乐观地说自己“万千劫难平安过,炼就金刚不坏身。”

带着半身癌细胞,张筑生从1995年开始受命担任中国数学奥林匹克国家队主教练,一干就是五年。领着一帮数学尖子,五年间张筑生从加拿大转战到阿根廷,在70多个参赛国中,中国队连拿五届总分第一,其中三次所有参赛选手都获得了金牌。这一成绩,在世界范围内尚无先例。

连续拿了五个世界第一的同时,张筑生在北京协和医院也拿了一个“第一”:他是该院有史以来接受最大量放疗的癌症患者。有一次在课堂上,张筑生对着下面几十张青春的脸庞说:“也许你们所有人经历的痛苦之和,也没有我一个人经历的痛苦多。”

最后一次监考被学生用担架抬出教室

2001年9月,张筑生的身体变得异常虚弱,连路都走不成了。从他在蓝旗营的家到学校东门大约只有500米的路程,他却要历尽艰辛:先请夫人叫出租车到楼下,再慢慢地扶他从没有电梯的六楼下到五楼,乘电梯下去,艰难地一步一步挪到出租车上;到了学校,夫人扶他上楼,走进教室。每节课他都要拼尽自己全身的力气才能讲几十分钟。每次讲完课,他都像是虚脱了一般。

2002年1月11日下午,已经失去方向感的张筑生被几位研究生抬进北大第一教学楼208室,这是他的微分拓朴学考场,他要亲自为37名学生监考。

据他的学生们回忆,当时张筑生拿起花名册,一个一个点名,看着夫人刘玲玲和临时来帮忙的史宇光老师把考卷发下去,他又认真地宣布了考试纪律,然后才让学生们开始答卷。

整整3个小时,张筑生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像是一尊雕像。几十年来他已经形成了一种近乎苛刻的习惯,在监考期间坚决不允许自己去厕所。

考试终于结束了,张筑生却再也挪不动半步。学生们流着泪把他抬下楼,送上了车。学生们的评语和成绩很快就出来了,交到学院后,张筑生不省人事,住进医院,2002年2月6日,他与世长辞。

真正的教授

张筑生和刘玲玲没有孩子,他们把一茬接一茬的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奥赛金牌得主、北大研究生安金鹏回忆说:“2002年2月1日,张老师病危,我去医院探望。张老师苏醒过来了,拉住我的手,坚持让我坐在他跟前,不准我起来。我就坐在那里,看着瘦得脱了相的张老师,心绪烦乱。过了好一会儿,张老师又慢慢睁开眼睛,看到我还坐在那里,慢慢地露出了安静的微笑。我被震撼了,从这个笑容里面,我看到了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的东西。”

张筑生去世后,北大校园网的BBS上曾贴满了悼念文章:

“张老师也许是我一生中再难遇到的顶尖级的老师……当他讲到几何,我才知道自己以前没有学过真正的几何;当他讲到代数,我就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学过真正的代数。张老师的数学思想深刻但极其清晰,使我这样智力平常的人都能懂。”

“我曾经数次拜访了张老师以前在蔚秀园的家,真的是非常清贫,看过后我一度放弃了要从事科学研究的打算。2000年的夏天,最后一次拜访,张老师高兴地拿出蓝旗营的结构图,说:用我和刘老师的积蓄,也可以住进去了。我难过得哭了。”

还有位叫刘卫平的学生在《人民日报》上写到:“我是在硕士阶段认识张老师的,我上了他的《微分拓扑》的课程。虽然我跟他很多时间都在争论数学问题,虽然我对他缩在怀里的断掉一截的左手一直充满好奇,虽然我知道他身患癌症却在玩命工作,但是我没有想到他会走得这么早。也许张先生还会记得我这个经常提出问题,却不好好听他讲课的学生。现在唯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我的那门课的成绩是班里最高的,我自认为也是对他的书本掌握程度最精的。我没参加过奥赛,对张老师带奥赛班自然有点瞧不起,毕竟一个大学教授教初等数学是一种浪费(我的直觉)。现在我明白了:人的一生重要的不是结果,而是过程。重要的是你去做了,努力过,让生命的价值完完全全展现出来。为什么这么浅显的道理我直到现在我才真正体会出来?我为自己的轻浮感到羞愧,也为张老师英年早逝感到悲哀。

张老师,您走好!”

《光明日报》在张筑生逝世后曾这样评价他:“张筑生一生钟爱()教育事业,心里只有工作、学生。他似乎不懂得争成果,争头衔。然而,熟悉他的人们授予了他最高、最响亮的头衔——真正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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