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第一位博士！他是贵州人

张筑生:北大第一位博士

（张筑生：北大建国后第一位博士）

1982年7月6日，在数学系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张筑生，顺利通过论文答辩，获得了理学博士学位。当时的校报刊文说，这是北大历史上第一次授予博士学位。

20年后，已经成为北大数学系教授的张筑生，病倒在了讲台上，并于2002年2月6日与世长辞。作为学生，他是才华横溢；作为老师，他是严谨执著。张筑生的名字，将注定和北大的研究生教育，紧紧联系在一起。

今天，在日新月异的燕园，张筑生这个名字，已很少再被人提起。转眼间，他已经离开人世近6年，年轻的后来者不知道他是谁，年长的一辈把关于他的记忆封存在心里，静静地沉淀。

值此纪念北大研究生教育90周年之际，张筑生，这个北京大学?建国以来的第一位博士学位获得者，这个在生命最后一刻还让研究生用担架把他抬进教室监考的导师，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唤醒了一代北大人刻骨铭心的感动和伤痛……

北京大学第一博士证书编号001

张筑生1940年出生于贵阳市，自幼命运坎坷体弱多病。两岁时他得了一次脑膜炎，万幸没有伤及大脑，但小脑受到了影响。

1953年，13岁的他不小心摔成左臂骨折，由于医疗事故，转为败血症，几经抢救终于保住性命，但左臂从此残废，肌肉和神经严重萎缩，只留下皮包骨头，左手的手指再也无法伸展开来。

身体的缺陷并没有影响张筑生勤奋的思索。1965年，张筑生从四川大学数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在我国刚刚恢复研究生培养制度的1978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大数学系，成为著名数学家廖山涛的弟子。

1983年张筑生毕业，成为北京大学第一位博士。北大百年校庆时，他的编号为001的博士证书被当作珍贵文物展出。

据当年的研究生同学、现任北大数学学院教授赵春来回忆：“1982年张筑生就在硕士毕业论文里，把著名数学家Smale提出的‘四大猜想’中的一个给干掉了。答辩委员会一致同意授予张筑生博士学位，但当时的校长张龙翔比较谨慎没有通过。第二年，张龙翔专门请了一百多位专家给张筑生一个人搞博士论文答辩，场面极其壮观。”

采访张筑生生前的同事、学生，大家都用“才华横溢”来形容这位面容清瘦、衣着简朴、左手残疾的教授。文兰院士是张筑生的同门师弟，他说张筑生的学问、口才、活力，让人根本想象不到他身体上的缺陷。文兰说：“在78级53名研究生中，张筑生是学问家。他是我们微分动力系统讨论班上的主讲，一讲就是三个小时，都是学科前沿的东西，黑板写满了擦，擦了又写满，总是一肩膀粉笔末子。”

一生只写三本书

张筑生并非著作等身的大学者，他一生只写了三本书：《微分动力系统原理》《数学分析新讲》（共三册）《微分拓扑讲义》。

文兰说：“张筑生有很好的文学造诣，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阐述深奥的数学内涵。他写出了《微分动力系统原理》，成为该学科国内最早的研究生教材。我至今还用这本教材给研究生上课。我们的导师廖山涛院士对该书的评价是：‘有了这本书，一大批年轻人就可以顺利地进入学科前沿。’廖先生从不表扬谁，唯独对他例外，说‘张筑生的知识面广博得惊人’。”

数学分析是数学系的基础课。1986年初，张筑生刚从美国作访问学者归来，领导就给他一个教材改革的硬任务：编写《数学分析新讲》。有朋友善意劝他：“科研成果才是立身之本，编写教材不算科研成果。”张筑生没有犹豫，马上进入角色。此后五年间，《数学分析新讲》一、二、三册相继面世。

曾是北大数学系“十大才子”之首的陈天权，现为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十多年来他一直把张筑生的《数学分析新讲》作为首选教材。他说：“数学分析的书多如牛毛，我没有全部见到，不敢妄加评论；不过与我所见到的书比较，张筑生的这套《数学分析新讲》是有特色的。数学分析是数学系最基础的课，讲好了不容易，但讲得再好也不算学术成果。张筑生能这么投入地搞一本基础教材，是非常难得的。”

张筑生本人对这套教材也钟爱有加，他在书的后记里写道：“从编写教学改革实验讲义到整理成书，前后花费了五年时间。明知是‘吃力不讨好’，却硬着头皮做了……《红楼梦》里有两句诗：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张筑生夫人刘玲玲回忆，就在这套《数学分析新讲》面世不久，张筑生被查出了鼻咽癌，从此开始了12年漫长的放疗过程，直到去世。

5个世界奥赛第一协和医院化疗“第一”

自1990年开始直到去世，张筑生与癌症搏斗十余年。鼻咽癌后来转移到了肝部，在生命的最后5年，他唾腺损坏，全身骨头疼，肝癌引发腰部以下浮肿，又得了严重的结肠炎，一天要上几十次厕所。

学院劝他全休，他却坚持上课。为了上好课，他总要提前一天节食，上课当天则禁食禁水。夫人刘玲玲代他找到了系领导：说“他把工作和讲课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如果不让他上课，就是要他的命。”

张筑生常对前来劝他去医院的人说：“你们让我去医院就是让我去死！”他乐观地说自己“万千劫难平安过，炼就金刚不坏身。”

带着半身癌细胞，张筑生从1995年开始受命担任中国数学奥林匹克国家队主教练，一干就是五年。领着一帮数学尖子，五年间张筑生从加拿大转战到阿根廷，在70多个参赛国中，中国队连拿五届总分第一，其中三次所有参赛选手都获得了金牌。这一成绩，在世界范围内尚无先例。

连续拿了五个世界第一的同时，张筑生在北京协和医院也拿了一个“第一”：他是该院有史以来接受最大量放疗的癌症患者。有一次在课堂上，张筑生对着下面几十张青春的脸庞说：“也许你们所有人经历的痛苦之和，也没有我一个人经历的痛苦多。”

最后一次监考被学生用担架抬出教室

2001年9月，张筑生的身体变得异常虚弱，连路都走不成了。从他在蓝旗营的家到学校东门大约只有500米的路程，他却要历尽艰辛：先请夫人叫出租车到楼下，再慢慢地扶他从没有电梯的六楼下到五楼，乘电梯下去，艰难地一步一步挪到出租车上；到了学校，夫人扶他上楼，走进教室。每节课他都要拼尽自己全身的力气才能讲几十分钟。每次讲完课，他都像是虚脱了一般。

2002年1月11日下午，已经失去方向感的张筑生被几位研究生抬进北大第一教学楼208室，这是他的微分拓朴学考场，他要亲自为37名学生监考。

据他的学生们回忆，当时张筑生拿起花名册，一个一个点名，看着夫人刘玲玲和临时来帮忙的史宇光老师把考卷发下去，他又认真地宣布了考试纪律，然后才让学生们开始答卷。

整整3个小时，张筑生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像是一尊雕像。几十年来他已经形成了一种近乎苛刻的习惯，在监考期间坚决不允许自己去厕所。

考试终于结束了，张筑生却再也挪不动半步。学生们流着泪把他抬下楼，送上了车。学生们的评语和成绩很快就出来了，交到学院后，张筑生不省人事，住进医院，2002年2月6日，他与世长辞。

真正的教授

张筑生和刘玲玲没有孩子，他们把一茬接一茬的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奥赛金牌得主、北大研究生安金鹏回忆说：“2002年2月1日，张老师病危，我去医院探望。张老师苏醒过来了，拉住我的手，坚持让我坐在他跟前，不准我起来。我就坐在那里，看着瘦得脱了相的张老师，心绪烦乱。过了好一会儿，张老师又慢慢睁开眼睛，看到我还坐在那里，慢慢地露出了安静的微笑。我被震撼了，从这个笑容里面，我看到了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的东西。”

张筑生去世后，北大校园网的BBS上曾贴满了悼念文章：

“张老师也许是我一生中再难遇到的顶尖级的老师……当他讲到几何，我才知道自己以前没有学过真正的几何；当他讲到代数，我就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学过真正的代数。张老师的数学思想深刻但极其清晰，使我这样智力平常的人都能懂。”

“我曾经数次拜访了张老师以前在蔚秀园的家，真的是非常清贫，看过后我一度放弃了要从事科学研究的打算。2000年的夏天，最后一次拜访，张老师高兴地拿出蓝旗营的结构图，说：用我和刘老师的积蓄，也可以住进去了。我难过得哭了。”

还有位叫刘卫平的学生在《人民日报》上写到：“我是在硕士阶段认识张老师的，我上了他的《微分拓扑》的课程。虽然我跟他很多时间都在争论数学问题，虽然我对他缩在怀里的断掉一截的左手一直充满好奇，虽然我知道他身患癌症却在玩命工作，但是我没有想到他会走得这么早。也许张先生还会记得我这个经常提出问题，却不好好听他讲课的学生。现在唯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我的那门课的成绩是班里最高的，我自认为也是对他的书本掌握程度最精的。我没参加过奥赛，对张老师带奥赛班自然有点瞧不起，毕竟一个大学教授教初等数学是一种浪费（我的直觉）。现在我明白了：人的一生重要的不是结果，而是过程。重要的是你去做了，努力过，让生命的价值完完全全展现出来。为什么这么浅显的道理我直到现在我才真正体会出来？我为自己的轻浮感到羞愧，也为张老师英年早逝感到悲哀。

张老师，您走好！”

《光明日报》在张筑生逝世后曾这样评价他：“张筑生一生钟爱()教育事业，心里只有工作、学生。他似乎不懂得争成果，争头衔。然而，熟悉他的人们授予了他最高、最响亮的头衔——真正的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