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水中学搞起了改革，他们想要通过改革，“破除教学上存在的超限现象、内卷现象、短视现象以及不规范现象”。
但家长们不同意了。他们认为，高考看的是分数，“不让孩子卷的人，是坏了良心”。
在衡水中学，时间是按分钟计的，哪怕是网课。按照高二学生褚文杰的日程表，早上6点就得起床，用15分钟洗漱、整理内务，班委会在6:15发起钉钉；早读到7点钟，吃完早饭、再收拾下，8点上课；一直上到晚上10点。全天有10节课，外加3节晚自习。
但褚文杰的父母发现儿子最近有点儿不对劲——他每天都会抽时间去跳绳或做俯卧撑。对一个衡中学生来说，这简直算得上忤逆。父母有些着急，他们以为儿子早恋了，才突然学着保持身材。接下来的几天，更“大逆不道”的事发生了——母亲买菜回来，褚文杰突然冲进厨房，说要跟着妈妈学做饭。
“我的好儿子呀，你是衡中学生，怎么能干家务呢”，妈妈说出这句话时，眼泪差点流出来，她觉得儿子一定是遇到了什么难事。褚文杰解释，没那么严重，只是学校最近在搞素质教育，让他们不能只做书呆子。说完，他赶紧催妈妈教他做饭，说是得把成品发给老师，做好了会发到学校官网上。
褚文杰17岁了，在此之前，他除了泡面，什么饭都不会做。但他从小学习就好，父母为了让他安心读书，几乎替他包办了所有事情。褚文杰也不负众望，初中毕业后，他进入了“衡中系”。所谓“衡中系”，是衡水中学除本部外，在当地还有三个衡中内核的校区。这三个校区主要招收外地学生，褚文杰就在其中一所。
褚家人知道，能在这里读书的孩子，一只脚已迈进了清华或北大。
上高一时，褚文杰觉得跟父母多说句话都是浪费时间。可自从上了高二，尤其是最近因疫情回家上网课后，他竟有了闲暇，不光跳操、做饭，甚至关注起世界杯。
沉默许久的父亲褚伟终于忍不住了，“你上的还是衡中吗，大家不搞竞争了？”
“当然是！只不过现在学校要反对内卷，以前那套模式可能不好用了。”
褚伟更来气了，“衡中是靠卷上位的，没有卷，哪有衡中今天的成果。”
但他阻拦不了。褚文杰说了，“如果阻拦，就是阻拦学校改革”。最后，母亲教他做了西红柿炒鸡蛋，父亲用手机拍下这一幕，褚文杰将烹饪过程发给班主任。
这次素质教育活动完美落幕。
“可高考看的是分数”
从11月下旬接到儿子电话那刻开始，褚伟就一直窝着火。
“学校要暂时放假了，赶紧来接我，所有学生都得离校。”电话里，儿子说。褚伟很意外，他联系班主任，确定不是假消息后，马上从邢台市驱车赶往160多公里外的衡水市。
沿着邢衡高速一路行驶，他越想越不高兴，“开学才没多久，学校何必这么折腾呢”。大约用了两个小时，他到了学校指定的冀州南出口南行一点儿的位置。
回家路上，褚文杰说，衡水所有学校都放假了，具体开学时间还不清楚，这段时间只能上网课。说起网课，褚伟就来气，“我们就是冲着衡中模式去的，在家上课算什么？”
所谓“衡中模式”，是该校为适应高考制度形成的一种应试教育模式。在这种模式下，衡中像是一台庞大的机器，学生们的学习，甚至吃饭、睡觉都被精确到分，终日处于备战氛围和题海战术中，不停运转。一位曾经专门到衡中取经、学习“衡中模式”的老师接受媒体采访时描述，在衡中，他“感受到学生们都有一种强烈的目的性。他们不管去任何地方，都是用跑的。你在校园里，根本看不到散步的那种步伐”。
“我当然知道这会让孩子失去创造力，可高考看的是分数。”在褚伟看来，衡中就是通往名校的最佳路径，儿子也会因此飞黄腾达。他还有点小自私——每次有人问儿子在哪儿读书，他说出衡中后，对方都会羡慕半天。在他的固有观念里，衡中学生就应该最刻苦、最内卷，否则就失去了衡中模式的意义。
但不可否认，衡中确实要改革了。11月17日，学校官网发文介绍了新一轮教学改革进展。在其自述的语境里，他们想通过这样的方式，“破除教学上存在的超限现象、内卷现象、短视现象以及不规范现象”。
那么，这些问题具体指向是什么呢？一位在职的衡中老师说，超限可能是布置作业太多了，内卷就是把学生逼得太紧了，“至于短视现象什么的，我确实不明白，感觉像互联网大厂黑话。”这位老师称，校领导非常重视，近期每次开会都要谈改革，但到底怎么改，大家都还没有个具体概念。
按照学校的愿景，各学科、各级部、各处室都要围绕教学改革组织月公开课、学科论坛、学科文化节、优质课比赛、青年教师微课比赛等教学活动，引导广大教师转变观念，行动起来，迈开步子，做出改变。
作为具体执行者，这位受访老师说，自己的感触还不是特别深，“但很多课改实验教师都开始走纯素养教学了，如果学案作业布置多了、难了，是要挨批评的。”
对回家上网课的学生来说，这段时间，学校除了组织他们学做饭，还搞了几场体育运动，高一2部甚至开展了个最美书桌评选活动。褚文杰喜欢这种改变，可当固有的“衡中模式”逐渐被打破，父母明显不乐意了，而这种不满情绪也在更多家长间传染起来。
“我们就是要孩子考高分，只要高考不改革，衡中就不能搞改革。”一个高二学生的家长认为，“内卷才是正能量，不让孩子卷的人，才是坏了良心”。
“我要上清华，我要上北大”
田亮就在衡中“卷”了三年。作为褚文杰的学长，他离开衡中两年了，目前正在成都一所学校读大二。现在想起高中那三年，他心里还是“一揪一揪的”。
田亮也不是衡水本地人，因为中考成绩好，2018年被“掐尖”到“衡中系”的校区。那年8月份一个上午，父母开车将他送到学校时，他就开始被窒息笼罩着。办入学手续时，他听到后面一位家长对孩子说：“这三年不要压力太大，考不上清华，咱上北大，实在不行去浙大或上交大”。那一刻，田亮意识到，未来三年，自己与“大”字过不去了。
入学那天，他和很多同学一样，在学校外墙上对着一张张喜报惊叹——上面的师哥师姐都考入了名校，他梦想三年后，自己的名字能这样被人瞻仰。
可田亮很快失去了自信，打击首先来自学号。他说自己读初中时，在年级成绩从未下过前5名，中考还考了全校第三。而衡中对新生恰好是按中考成绩给学号的，最终他的学号排到了50以后，而他所在的班一共才70多人。他后来又得知，自己的中考成绩放在整个年级的话，排在1000名以后了。
之后三年，田亮继续被学号绑架着——学校会通过各种考试成绩，随时调整学号，号码越小，成绩越好。田亮的学号，最小时也才三十几。“别人一看你学号，就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在他看来，学号就是摆在每个学生面前的生死标签。
除了学号，衡中的分班制度也让他窒息。每学年，学生们会根据成绩分一次班，成绩好的学生慢慢都聚到一个班。于是，就形成了衡中特有的“清北班”。这种班里的孩子，在老师重点培养下，会成为名校的种子选手。
在衡中，效率是第一要求。每天早上，田亮都会在5:30准时起床，当他小跑到操场后，已经有一大片同学在那里读英语、背古文或者理科公式。也有些睡眼惺忪的同学，握起拳头坚定说着，“我要上清华”“我要上北大”——“做一匹最有状态的黑马”，“我傲立九天之上，恨不能万世为王”，“进清华，和主席总理称兄道弟；入北大，与大家巨匠论道谈经”，在衡中一次次的誓师大会和日常洗脑中，这些口号被一股脑塞进了学生们的大脑。
衡中的跑操也一直很有特色。每次晨跑，会有人做操前动员——通过演讲的形式，对大家进行激励教育。比如，有老师朗读毛泽东诗词，每念一首做个总结，让同学们从诗词中自省，保持高考自信；还有老师通过激情演说让同学们“相信相信的力量”，诸如此类的动员，时不时出现在跑操前。跑操过程中，所有人都紧紧贴在一起，高喊着口号，旁边会有专人为跑操整齐度、声音宏亮度打分。哪个班一周排名靠后，未来一周就得多跑。
跑操过后是早读，接着是早饭，8点上课，上午4节课几乎无缝衔接。接下来是午饭、午休，下午再来4节课，其间有20分钟课外活动时间。晚饭过后看新闻，再连上三节晚自习。晚上10点多，才能走出教室，洗漱、睡觉。
田亮记得，按照学校规定，一周才能洗一次澡。而他为了学习，曾连续5周没洗澡。
那三年，压力是全方位的。除了前述细节，学校每星期的最后一节课是班课，班课不做别的，多是老师在输入价值——从人生到梦想，从过去到未来，大多听上去有些虚无，但落点总会回到学习，回到高考失败，人生就会完败。
每次班课上完，田亮总感觉前途一片渺茫，自己完全就是Loser（失败者）。但他不敢放松，因为学校每周有一次周测，每月有一次月考，老师不仅会将成绩单贴到门上，还会在班里大声念出每个学生的成绩。
各班之间会搞排名，排到后面的班级得做总结、检讨。甚至每个科目的老师也得排名，成绩不佳者得多值班、晚回家。
受罚的老师自然不甘心，有人偶尔会把压力带给学生。“耍情绪、发脾气是常有的。”田亮发现，有的老师是真为成绩伤心，有人则是纯报复。面对老师的报复，大多学生早学会了逆来顺受，但也有人私下会做些小动作，比如破坏学校水龙头或在厕所墙上涂鸦骂老师。
可学校纪律太严了，稍有不慎就会违反校规。这些规矩包括，课间不允许喧哗、随意走动，自习课有人进教室的话，不许抬头看。晚上熄灯后不能再上厕所。甚至睡觉前和同学聊天、在宿舍走动、在床上坐一会儿、裸睡等都不可以。
“老师说，是保证我们的睡眠时间。”田亮说，衡中的时间管理简直做到了极致，不仅上厕所要跑着去，一顿饭也只能吃15分钟——其中还包括打饭时间。
为了赶时间学习，他连吞带咽就能对付一顿。他也因此落下了慢性胃病。即便上大学后，还是改不了吃饭狼吐虎咽的习惯。
关于衡中的吃饭问题，有个故事时常被提起。故事主人公是前几年的河北省文科状元。大家都知道，这位同学每天早上只吃包子，从食堂开始吃，到教室前结束。如果没吃完，就直接把包子扔掉，然后开始学习。
凭着这股韧劲儿，他连续五次考取年级第一，高考考了706分，总分和文综分数均刷新了河北省高考记录，最后上了清华大学。
“改革的牺牲品”
高考成绩带来的光环塑造着一个又一个的衡中神话。在衡中复读过一年的何俊毕业后再回看这些，觉得学校本身没什么问题，老师讲课讲得也非常好，只不过是铁腕的管理方式和学习模式饱受诟病罢了。
何俊说，在衡中复读那一年的压力，比之前的高中三年都要大。
现在他在一所军事院校读大二，经过了衡中洗礼，他反倒觉得军校还要轻松不少。
2020年，何俊第一次高考，考了不到550分。这个成绩原本也能让他上个普通本科，但父母和他都不甘心，最终决定在网上报名衡中的复读班。
一开始，何俊觉得自己的高考成绩还可以，但衡中录取电话一直没打来。他给招生办打电话，对方只说，衡中的复读也是按成绩录取的，叫他继续等着。等待过程中，何俊意识到，学校之所以录取慢，是因为自己的成绩一般。等了一段时间后，他终于被衡中录取。
复读班也有军训。军训时，何俊总觉得老师用有色眼镜看他们这些复读的同学，动不动就说，“如果不行，赶紧出局”“看看你们的同学，再看看你”。再后来，他也的确感受了自己与衡中应届生的差距，“我都读过一次高三了，成绩还远不及人家。每次考试，在全校成绩从未进过1000名。”
复读班作息也全部按照衡中规矩来——学校每周六只让学生休息40分钟，高三学生一个月休一次假，高一、高二有时可两三周休一次。但无论何时休假，每次最多只能休息24小时。所以，一到休息日，学校周边数公里之内的宾馆、饭店，全是外地赶过来看孩子的家长。也有很多家长选择租住在衡中附近，好让孩子随叫随到。
住在校外的家长甚至会和孩子同步起床，站在围栏外面远远看着孩子跑操。前不久，一位衡中学生的母亲，早上6点多就在短视频平台发布了衡中学生的跑操视频，标题是《孩子们新的一天开始了》。
陪读家长们大多没什么事，他们守在这个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级市，要做的就是等孩子休息时，与他们相处24小时。而每到这一天，更多的家长则是拖着疲惫的身躯，从外地匆匆而来，再带着希望匆匆而去。
何俊对衡中的“梦想教育”印象颇深。这是专门给高三学生举办的名校进校园活动，简单来说，就是各个大学来衡中宣讲，打鸡血。
到衡中的每所名校都能分到一间教室搞宣讲，而像清华、北大这样的学校，一般会在大一些报告厅。所谓宣讲，就是给台下的同学讲本校历史、特色、学科、生活等，再发些学校的明信片，这相当于给了备考学子们一根“胡萝卜”，让他们为之努力。
这些年由于疫情，一些名校把这种活动放到了网上。2022年高考前几天，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就给衡中学子做了一场主题为《计算思维与哈工大人才培养》的云上科普主题团课。
对非复读班学生来说，类似教育从高二就开始了。一位衡中学子说，一上高二，每个同学都要明确自己要上哪所大学，并要朝着这所学校的录取分努力，“很多老师会让学生在月考前写下目标分数，如果没有达到会挨批评。”
“其实，我在衡中学会了很多，比如专注、刻苦和拼搏。”何俊说，不好的地方就是，自己的思维被固化了，且变得很偏执。拿他本人来说，上大学后，各科成绩都很好，但缺乏创新与社交能力，脸上总挂着年轻人不该有的踌躇。
最近，何俊也注意到了衡中搞改革的新闻，但他不看好。他觉得，衡中模式完全迎合了高考制度：“很多家长也是奔着这个让孩子去的，素质教育说得很好，可高考可只看分数呀。”
但他也知道，衡中的改革必须得搞，“毕竟是教育部让高中减量提质的。”
何俊口中这个信息，来源于2022年1月10日教育部发布的《普通高中学校办学质量评价指南》，其要求“着力克服普通高中办学中‘唯分数、唯升学’倾向，切实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加快建立以发展素质教育为导向的普通高中学校办学质量评价体系”。
这份“意见”还特别指出，高中学校不能给年级、班级、教师下达升学指标，不将升学率与教师评优评先及职称晋升挂钩，不公布、不宣传、不炒作高考“状元”和升学率。
这一切，似乎是为衡中这样的超级中学量身打造的。
这一大背景下，衡中的改革慢慢展开。但大搞改革的同时，衡中也表示：“教学改革不是教学革命，不是颠覆过去，而是守正创新，改革的过程是教育回归本真的过程，是学校管理不断完善、提升的过程，也是教师不断发展、成长的过程。”
“希望学校别整虚的，成绩才是第一位，我们可不想做改革的牺牲品！”褚伟说。
他的儿子褚文杰最近又有些焦躁了——11月27日至30日举办的“第36届全国中学生化学奥林匹克竞赛决赛”上，衡中学生共夺得了12枚金牌（河北省一共13枚）与8枚银牌，其中6人进入国家集训队，并获清华、北大的保送资格。
学校把这个消息发到官网后，很多正在鏖战网课的学生开始羡慕保送者。“这是反对内卷吗？还是在制造内卷呀。”褚文杰对父亲抱怨，他有些不太高兴。
褚伟反倒笑了，“无论搞什么改革，成绩才是硬道理，你们就应该像前辈们一样卷起来。”
（应被访者要求，文中褚文杰、褚伟、田亮、何俊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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