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水中学, 一个屠龙少年终成恶龙的故事

“正在系着鞋带的同学，被一脚踹到脸上，只因为他迟到了几分钟”；

“有同学刚下课伸了一下懒腰，被老师叫到教室外蹲了一整节课”；

“冬天跑操不允许穿外套”；

一位自称是衡水二中的学生在社交媒体上控诉。

单看这些描述，很难分清学生到底是在学校还是在监狱。2023年春节过后没几天，衡水二中的学生抗议事件上了热搜。

衡水还有一个更著名的衡水中学，以衡水系中学为代表的那批“超级中学”们，往往以严苛、精细的管理著称。

打骂、体罚、人身限制和精神施压，几乎是它们共同的标志。在这种环境下，学生的精神状况受到很大打击，这次出现舆论事件的衡水二中，曾在2014年出现高三学生连续跳楼事件。

当外界质疑这些学校对青少年精神卫生状况的负面影响之时，超级中学们往往会拿出一张张耀眼的升学榜单作为回应。面对来自外界的质疑，它们回答：这一切，都是为了让更多的农家子弟能上大学，能上好大学。

然而，实情真的是这样吗？

经过数据梳理和专家访谈，我们发现：超级中学的神话不止建立在严格管理，更建立在通过非常规手段，对优秀生源跨区域“掐尖”之上。而在被超级中学抽空的县级中学，更多出身普通的农村子弟在高考的竞技场上从一开始就输了。

我们投入了大量的资源，牺牲了孩子们的青春，得到的结果却与初衷愈行愈远，或许是时候来梳理一下“超级中学”的问题了。

1、早期的衡水，曾是“庶民的胜利”

谈超级中学，故事总要从衡水中学说起，而很多人并不清楚的是，衡水中学的故事，其实是个屠龙武士终成恶龙的故事。

因为教育系统中的重点中学制度，90年代初，重点中学尤其是省会城市的重点中学，资源上已经和普通中学拉开了差距，并且还在通过行政和市场手段抽取县级学校的生源和师资——农村的高分考生被重点中学挖走，优秀教师也离开乡村去往城镇，离开小城市去往大城市。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名誉理事长，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杨东平在多年前的评论文章里，把重点中学称为高分学生的“收割机”，优秀师资的“抽血机”。强者越强的马太效应已经初显威力[1]。

这种“抽血”表面上出现在城乡、重点和非重点之间，其实质则是依托权力，从上到下的层层汲取。根据前几年的田野研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孙凝翔倾向于把这种模式称为“汲取型分层”。

在这个权力体系中，省会中学可以坐拥全省的优秀学生；地级市损失了一部分尖子生，只能加大向下“抽血”的力度；县中更惨，只能在县内“抽血”，由于身处下层，向下抽血也很难弥补损失，只能通过加强管理，向学校内部施压来维持成绩[2]。

而早90年代初期，衡水中学，作为一个坐落在县城的中学，曾是位于这套体制下端的被剥削者。

当时的衡水中学，虽然地处衡水地区行署所在地，但在整个衡水地区的十一个县教学评比中，衡水中学经常处于下游。

一个升学成绩不佳的学校，便如同一个后进的差生，各方面的情况几乎都是一片混乱，老师公然把学校的桌椅、床板拿回家，用木料打制家具；校长开会，学生起哄“散伙吧”，直接一哄而散；甚至还有校外的窃贼跑到学校宿舍里偷床板，搬出校门都没人管[3]。

在这种背景下，1992年，决定了衡水中学，乃至中国今天的“超级中学”生态的一位校长——37岁的李金池来到了衡水中学。

李金池到任后，决定对校园进行封闭管理。所有学生一律住校，实行半军事化的管理。

衡水中学的时间表精确到分钟，每天从早上5点半出来跑操，到晚上10点10分睡觉，几乎没有时间给学生自由支配。

杨东平告诉《知识分子》，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位女生，高中三年为了节省时间睡觉一直都不脱衣服。

量化的奖惩表细致到规定学生的一举一动，上自习课发呆、抬头都要禁止，甚至睡觉能不能穿短裤，也能在校规里找到依据。老师也是量化管理的对象，班级的学习成绩、纪律、宿舍卫生状况都会影响考核进而影响绩效。

“衡水中学的管理说到底就是封闭管理和量化考核，这是一个钢镚的两个侧面。”这是李金池自己的总结[4]。

三年之后，衡水中学高考升学率便提升3倍，跃居全市11所县重点中学首位。2002年，衡水中学升学率达到创纪录的98%。

利用严格管理，衡水中学一举成为全国知名的中学，全国各地高中的人来衡水取经，后来甚至发展成了旅游产业。衡水中学的名额也开始一票难求，市区和各县的尖子生都聚集到了衡水中学。

衡水并不是一个特例。杨东平介绍，早在衡水没出名之前，强调苦学、题海战术的“县中模式”已经在经济不够发达，教育资源不是特别丰富的地区一些中学中开始流行。

一手抓严格管理，让学生苦学，一手吸引优秀学生，于是，便可以取得不错的升学成绩，而升学率又进一步吸引优秀学生，这便是最早的“衡水式”中学们的套路。

回望当年的衡水中学，作为市县级中学其中的一个，招生范围只限于全市30多万人口的衡水中学，相比省会强校绝对是弱势群体。尽管不认同衡水中学的管理模式和思路，但杨东平还是认为，李金池当年带领学校打了“翻身仗”。

作为少数有全国性影响的地方中学，衡水中学无疑成了地方中学对抗省会强校的标杆。尽管管理模式一直饱受批评，但十多年前，对抗省会强校并逐渐取得胜利时，衡水中学在主流媒体上经常以正面形象出现，几乎是一个寒门子弟勤奋刻苦终获承认的完美的应试教育范本，代表着“庶民的胜利”[5]。

如果时间能够停止在那几年，这么说可能还不算错，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故事开始变了味。

2、超级中学诞生

那是在本世纪初，中国的GDP仍徘徊在两位数左右的时期，所有的行业都在飞速发展，成为标杆没几年的衡水中学却发现，它遭遇了瓶颈，涨不动了。

这是因为，决定学生成绩的部分因素是生源质量，而衡水的招生范围是有限度的。

根据2012年《南方周末》的报道，衡水中学原来的招生范围仅限（衡水）全市，多数学生都来自于市区桃城区（原来衡水县级市），衡水中学已经将这些学生的潜能最大程度挖掘了。一位河北教育界人士认为“衡水中学能考上十几个清华北大，已经到了极限[6]。”

衡水中学在招生上已经算是很有办法了。早在2004年，河北邢台各县高中就反映，衡水中学每年中考前给老师放假，通过关系了解到本地尖子的姓名，然后挨家挨户家访。承诺不看中考成绩录取，年年都能招走20来个[7]。

但这还不够与另外一些开了金手指一般的省会名校竞争。那些学校拥有面向全省招生的政策支持，在招生方面还有很多特权。

湖北宜昌的一位校长曾在2012年的《中国教育报》的采访中抱怨，“每年，我们很多尖子生被华师一附中和武汉外国语学校等省示范学校挖走了。有的学校春节一过，就在我们这些县市办起培训班，搜罗尖子生。”

湖北省曾推出一个“飞翔计划”，所有省级示范高中要拿出50个招生名额到农村初中招收农村户口并在农村读满3年的学生。“这个计划本来是基于农村孩子上大学比例低，而把优质资源向农村倾斜的一种办法，但实际上给省示范中学增加了一个明目张胆地在全省范围内挖尖子生的由头[8]。”

这种特权自然是政府和学校利益交换的结果。政府为学校提供特殊招生政策，学校如果成为名校，不仅能带来升学率、一本率等等绩效和择校费、学区房涨价等经济收益，而且，名校本身的席位就是拉关系的好工具。

身处地级市的衡水中学，尽管有当地政府撑腰，在全省在招生竞争中还是只够分一杯羹。但在制造垄断的竞争中，不前进，很有可能就要倒退。

一项基于两所精英大学2007-2013入学数据的研究显示，如果把高中分为三类，两所大学生源数量排名前10％的高中为第一类高中，中间50%的为第二类，后40%为第三类，第一类高中70%都在直辖市、省会、副省级城市，县中的比例一直没有超过5%。

更可怕的是，在这7年里两极化越来越明显，第一第二类高中入学精英大学的学生有所增加，第三类高中入学精英大学的人数却下降近三成[9]。

这种情况的出现与中国高中教育阶段资源配置的基本逻辑有关，在高考升学这一单一目标下，每一级学校都要通过集中资源来壮大自己，而这些资源——优秀的学生与老师，几乎只能通过剥夺下层学校的资源换来。强者恒强与制造垄断成了游戏的规则，马太效应由此显现。

不出几年，衡水中学壮大自己的资源就来了。

杨东平的一篇论文指出，2013年，衡水中学和房地产公司河北泰华锦业共同出资，成立民办的衡水第一中学，也叫衡水中学南校区。尽管一个是民办校一个是公立校，但两校几乎是一体的。

公办学校在招生规模和范围上都有限制，衡水一中建立后，衡水中学可以借民办之名做公办做不到的事情，面向全省招生。早在1999年，衡水还建立过民办的滏阳中学，主要招收外地学生和复读生，不过相比后来建立的衡水一中规模有限[10]。

2015年左右，衡水中学每年级招生1000余人，但衡水一中招了3200人[11]。三个年级加上复读班，整个衡中成为了万人规模的超级大校。加上旧有的滏阳中学，几所学校构成了衡水系超级中学。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曾在接受《今日教育》专访时表示，“超级高中的核心问题实际上是违规办学。公办高中举办民办学校，然后以民办学校的名义跨省、跨地区抢生源，按照民办方式进行收费和扩大招生规模。这种公办民办不分的办学本身是违反《民办教育促进法》的[12]。”

背后是地方政府的支持。全国政协委员迟福林2013年两会上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指出，地方政府是“超级中学”现象的始作俑者。许多地方领导以辖区内拥有“超级中学”为荣，一些教育行政部门甚至向中学校长下达招生、升学指标，完不成任务的“一票否决”[13]。

超级中学的时代开始了。

3、超级中学攻陷全国，甚至衡水也被迫更卷了

本来衡水中学已经是全国知名的学校，衡水一中建立后，借助民办高中全省招生的政策加上巨大的办学规模，衡水成为了一台巨大的抽水机，在河北各地“掐尖”，全省优秀的学生和教师资源都被衡水吸取。至此，衡水中学告别了“县中”，成为超级中学。

衡水系中学把聚集资源、制造垄断的逻辑推到了极致。孙凝翔告诉《知识分子》，衡水相当长时间里，能把整个省所有地区的中考前十名甚至更多全部抽走。这在湖南、浙江的省会强校不可想象，一是拿不到如此政策，二是没有这种规模。

据《第一财经》报道，河北沧州中考570分以上的高分生持续多年被大量挖走，现在考上清华北大的人数远远无法和衡中相比。这无疑加剧了省内学生向衡水系中学流动的动力，让衡水之外的市县教育处于成绩下降-学生流失恶性循环。尽管河北已经明文禁止违规外地招生，但仍然屡禁不止[14]。

掐尖带来了无意义的竞争，高考录取是看排名，优秀学生原本分布在各个学校，同样能上好大学。现在都集中在超级中学里，其他学校想不衰退就只能另想办法，无论是加大投入、外地挖人甚至送学生出外借读。竞争的门槛越来越高，整个教育环境都变得内卷了。

衡水系超级中学无节制的汲取，带来了整个河北地区的“军备竞赛”。为了弥补“抽血”的损失，维持地方教育的表现，河北各地都开始以衡水模式为模板进行改革，教师与学生的压力都翻了几番。在更卷的环境下，甚至那些坐拥资源省会强校也不得不加强管理力度。杨东平告诉《知识分子》，衡水模式兴起后，河北省北大清华的录取分数线提高了很多。

甚至衡水中学也被迫更卷了。当生源更弱的衡水二中在2004年按照衡水中学模式进行改革后，管理更严格的衡水二中成了衡水中学多年的对手[15]。

衡水系中学开启的超级中学模式，已经传播到全国。每当超级中学出现在一个地区，一个地区的教育生态就被破坏。熊丙奇对《知识分子》表示，超级中学在全国都有，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在河南省，河南省实验中学本校和分校师生人数已经接近1万人；江西抚州的临川一中原来也以当地学生为主，但后来也成为万人大校。这些学校出高价在跨地区挖走尖子生，同时收取高达数万元的择校费[16]。

超级中学发展到这个地步，早已不再是一个地方学校对抗省会强校的故事。屠龙勇士变成了恶龙。

杨东平对《知识分子》表示，“我相信最初衡水中学的确有帮助农村子弟的功能，过去完全是靠学生苦读苦学，那个时候学生在考试面前是平等的。但是后来它变成了一个强势的学校，可以大量接收现成的高分学生，这个情况就改变了。”

4、兴起的超级中学，衰败的县中

2021年，“我就是一只来自乡下的土猪，也要立志去拱了大城市里的白菜”引发热议。

这句话出自衡水中学张同学在综艺上的一次演讲。他说自己出身农村的普通家庭，去城里读书后感受到了巨大的城乡差距，立志要走出去。而在衡中，这里的考生“都是来自普通家庭的孩子”，拼了命地学，没日没夜地和时间竞赛，就是为了有一个“改命”的机会。

这也是超级中学们一直坚持的“人设“：为普通农村家庭出身的孩子，提供可以和城市考生竞争的舞台和资本，是一种“公平”。

然而，据《时代周报》报道，那位演讲的张同学高考结束后，坐着学校提供的三轮车走出校门，但没走多远就坐进了自家的轿车。张同学初中时就读的桃城中学，一年仅学费和住宿费需要3.2万元，这价格并不是一般农村家庭可以负担的[17]。

超级中学虽然打着为农村学生提供机会的旗号，但更多的农村学生并没有因此获益。

教育部公开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县镇和农村高中6821所，占全国普通高中学校总数约48%。中国有2800多个县，县镇和农村高中在校生1258.56万人，容纳了全国50%以上的学生。这些县镇和农村的中学，是大部分农村普通家庭的选择。

而每一个崛起的超级中学背后，都有一片倒下的县中。在超级中学无节制的汲取下，教育资源相对薄弱的县级中学的衰败是无法避免的。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林小英教授几年前去一所县中调研。这所县中曾经是省级示范高中，不出十年，衰败到当地几乎每个家庭都有这个学校的课桌椅，因为学校的东西都快被偷光了。全县前100名中85名都离开了县里，老师也打不起精神上课。

林小英在调研中发现，留在县里的学生“83%都是周边农村的孩子，多数是留守儿童，家庭情况复杂，父母文化水平低。”相反，县政府的官员的孩子，以及大量中学教师的孩子没几个在县中读书。有些人有资本离场，有些人只能被迫留下。

连对县中的希望也消失了，家长们认为在县中读书是没出息的表现，留下的孩子则因为不出成绩，成了学校和教育局嫌弃的对象。出身普通的农村子弟不仅没有高考竞争力，甚至失去了接受合格高中教育的权利[18]。

根据《中国青年报》的报道，广西凤山县，一个21.5万人的县城，在2016年没有一个人考上一本。甚至300多分的本科线，也只有十分之一的学生能达到。

这些年，这里的优秀教师和学生的流失已是常态。按照中考成绩，每年有大约70名“A+”和200名“A”等级的考生全部离开凤山，即使给钱也留不下。甚至从小学和初中阶段开始，家长就带孩子去其他地方上学，早早成为高考移民[19]。

县中并不是历来都如此衰败。《今日教育》专访中熊丙奇介绍，90年代有所谓的县一中现象。几乎每个县都有一所教学质量不错的一中，每年有几个人能考上北大清华。现在的江苏还维持了这一现象，因为江苏明确禁止出现超级高中，不允许在全省范围内跨地区大规模抢生源。

在《今日教育》专访中，熊丙奇表示，“县中问题的根源是过去十几年来，各地方基础教育存在严重的升学导向。有的地方为了打造升学名校，纵容当地超级高中在全省范围内掐尖、抢生源，由此造成优质的生源都汇聚到少数超级高中，也对县域内的优秀师资产生了虹吸现象，最终导致县域内学校办学面临严重困境。”

5、县中突围，只能成为小衡水吗？

有些县中还没有认命，它们或多或少在寻找一些走出困境的方法。但最普遍的方法，恐怕还是学衡水。

在河南周口市郸城县的郸城一高，很多来自周口、驻马店、郑州甚至外省的家长把孩子送来这里上学。近些年来，郸城一高创造了县中的高考神话，几乎每年都有三四十名学生考入清北。

根据《财新》报道，神话始于2008年，郸城一高新校长刘成章上任，以衡水中学为模板进行了全面改革。郸城一中的管理模式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同样精细到每分钟的时间表，紧盯学生的摄像头，严苛纪律。学校的领导甚至公开说一高是“衡水第二”[20]。

郸城过去曾是省级贫困县，郸城一高带来的高考经济和教育政绩，拉近了政府和一高的关系。政府允许郸城一高开设民办分校扩大学生规模，据估算，2019年郸城一中在择校费和补习费上收入已超6000万元[20]。

郸城教育产业还成为了“教育扶贫”政绩的一部分，县每年教育投入占县财政支出的30%以上，高于河南省平均水平12个百分点[21]。

郸城一高只是众多“小衡水”中突出的一个，复刻这种模式的县中非常普遍。倒是衡水中学这几年经常宣布要反内卷，惹得家长们一阵阵反对。这当然有政策压力和公共形象的考虑，但开启超级中学模式的衡水中学，可能也真的不那么想卷了。

2022年，衡中在五大学科奥赛中获得25金、34银、4铜，金牌数奖牌数均为全国第一。11人保送清北，50人获清北强基计划破格入围资格。和它同列的，是人大附中、成都七中这样的强校。集中大量资源和特权的衡水系超级中学，已经不那么需要拼高考“裸分”了[22]。

故事似乎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县城，凭一套严格的管理方式、对本地生源的垄断以及当地政府的倾力支持建立起一座标杆学校，对抗那些掌握资源和特权的超级中学。不过这次，上层的掠食者更多，从底层能汲取的资源更少了。

只是，看过上一次故事上演的我们，应该知道这次轮回的结局会如何。

参考文献：

1.杨东平. (2005). 重新审视重点学校制度. 群言(4), 5.

2.孙凝翔(2019):减负难题背后的隐形逻辑：教育内卷化与汲取型分层,《澎湃新闻》

3.李金池:衡水中学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的管理策略

4.雷磊,藏瑾(2012):衡水中学的“封神”之路超级高考工厂,《南方周末》

5.孙凝翔(2018):在那些漂浮的县中，屏幕究竟能改变多少命运？,《澎湃新闻》

6.雷磊,藏瑾(2012):衡水中学的“封神”之路超级高考工厂,《南方周末》

7.李俊义,马书平(2005):河北高中生源大战硝烟四起校长称根在收费体制,《新华网河北频道》

8.柯进,高毅哲(2012):升学率光环下的阴影——巨型学校发展现状调查（下）,《中国教育报》

9.郭丛斌, & 林英杰. (2020). 精英大学入学机会校际差异的马太效应研究.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18(4), 18.

10.杨东平, & 王帅. (2018). 从"衡中模式"看基础教育治理的困境与出路.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39(4), 7.12.

11.熊丙奇(2017):看清衡水模式的实质与真相，《澎湃新闻》

12.蒙石荣. (2022). 专访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从县中塌陷到县中振兴,要构建良好的基础教育生态. 今日教育(5), 8.

13.(2013):教育部：必须尽快消除“超级中学,《新华每日电讯》

14.张剑(2019),河北衡水异地“掐尖”当地学生高中就学问题待解,《第一财经》

15.张艳(2020),衡水中学：超级中学炼成后,《新潮》

16.林露,熊旭(2013):"超级中学"怪相:花钱垄断尖子生被指破坏公平,《燕赵都市报》

17.陈佳慧(2021),衡水“土猪拱白菜”演讲者：1年学费够30人上学，有专属粉丝群,《时代周报》

18.林小英(2019),赌局与赌徒：一个县域教育生态的非典型素描,《腾讯新闻》

19.(2017),广西凤山去年“零一本”:教师呆不住生源被抽走,《中国青年报》

20. 黄蕙昭,刘力鑫,李兰馨(2019):逆袭清北不止靠分数：一所贫困县中学的秘诀,《财新周刊》

21.李文哲,从“一个都不能少”到“个个都能好:河南郸城积极探索高质量办学,《新华每日电讯》

22.(2023),25金、34银、4铜！2022年衡中奥赛硕果累累，再造高峰！,《河北衡水中学》

文/张天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