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亿灵活就业人员背后的中国, 正在发生一场巨变

特约撰稿 |连清川

一个星期前，我参加了春节返程后的第一次朋友聚会。

我默默地数了一下，十个人里，只有三个人有“稳定的工作”，另外七个人，已经在不同的时间里放飞自我，成为了如今被定义的“灵活就业人员”。他们都很愉悦。我想起一个朋友跟我说：我再也不会回去上班了。

或许，每个人离开“稳定”，选择“灵活”的理由都不大相同，但是无非获得自由与赚得更多两个方向。

获得自由，与赚得更多，是一对矛盾吗？

最近饿了么发布了一个调研报告：《2022蓝骑士发展与保障报告》，2021年一共有114万骑手在饿了么获得稳定收入；1877位骑手晋升为站长，队长。

去年美团就公布过一组数据：2021年上半年美团平台日均活跃骑手超100万人，6成全职骑手月收入高于5000元；已有近三千名骑手报名晋升管理岗位，另有百余名骑手转岗客服、培训师等职业。

图/图虫创意

有确定性收入、有顺畅的职业上升通道，这似乎与我们在各类社交媒体中所见对骑手的同情、怜悯不太一样，反而骑手们有着十分光明的现在和未来。

这种反差从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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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的“感觉”并没有出错，在上海这样的超级大城中，机遇总是丰厚的，只要你有能力，总不必担心会有挨饿之虞。

但是，国家新闻办在最近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中，曾经公布过一个数据，灵活就业人员已经达到了两个亿，而其中，高校毕业生的灵活就业率已经连续两年超过16%。

自然，可以想象的是，灵活就业人员主要集中在数字经济所创造的业态之中。

得益于各类互联网平台的出现，淘宝京东拼多多创造了电商从业者，以及为电商服务的中下游厂商，超过两千万人在其中生存；

美团和饿了么创造了庞大的外卖业务，小哥们早就跨越了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而遍布在上千个大大小小的城市之中，总量已经超千万；

以滴滴与美团为首的打车服务，抖音快手小红书上的数百万网红与直播，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上的百万级自媒体写手……

图/网络

但是，即便以我的朋友们强大的学历背景，以及丰富的人脉资源，他们中一些人的父母，都是胆战心惊：灵活就业说来好听，可是，收入不稳定啊。

这话如果放在美团、饿了么这样的外卖平台上，它所引发的总体社会担忧恐怕会更甚，而以往的质疑也常常成为社交媒体中标题党的常客：外卖小哥真的能有稳定的收入吗？

总体说来，2021年的总体社会就业状态并不令人快乐。总有大厂裁员的信息传来，而外企高管中年失业大有人在，软件工程师自坠高楼的传闻也时有传出。连以往光鲜的职业都如此不堪，于是人们便开始抢夺更加稀缺的资源。

2021年11月18日，国考笔试拉开帷幕，总报名人数212万人，而计划招录的，只有3万出头一点，竞争率达到68：1。谈到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这恐怕毫无夸张之处。

有意思的是：很多人谋求“铁饭碗”的终极目标是获得稳定的收入，但人们在惴惴不安地追问外卖小哥收入的时候，却并不知道，灵活就业的稳定性，其实已经悄悄地正在逼近传统的“稳定性”。

在数字经济的全球化发展之中，中国的数字经济增长速率，可以公认是最为迅猛的。尤其是日常生活的数字化方面，几乎无人能望项背。因而，从政策面而言，也在不断鼓励数字化的增长。

电商、直播、外卖、快递和网约车，这些都直接与民生相关，因此，可以想见在政策面上，也会不断鼓励发展。平台自然也植根与发展在这样的政策支持之中。

因此，只要数字平台的发展有保障，那么与之相关的外卖快递小哥，网红与司机，就没有失业的担忧。这与以往的业态，大相径庭，也可以说，几乎颠覆了以往的就业状态。

但是既然是新业态，新就业，自然也就意味着经验不足，缺乏传统公司和传统就业完善的机制。例如，晋升和前景就成为了大问题。在最初的数字化经济企业和平台中，几乎没有听见对此有任何反馈。

但在美团，对于骑手的发展，已经形成了系统化的机制。

1994年出生的鹤岗美团外卖小哥张硕，是从一名农民成为外卖员的。但是，他在月入超过1万之后，却转岗做了美团外卖业务员，拓展和服务平台商家，更加在不久之后一跃成为了城市经理。据《生活报》的报道，他一个人，就帮扶了300多个贫困人员，解决了近1000个就业。

美团内部的资料显示，对骑手的晋升与训练，有一横一纵两个方向。纵向，是向上的晋升；横向，则是包括了客服、服务、运营、物流专业甚或是英语这样的内容，从而使骑手拥有广阔的空间。

稳定性，自然还涉及到一个问题，社会保障。众所周知，平台社保一直是一个难题，如此庞大的人员基数，如果要按照正式员工的社保缴纳，就会对平台造成致命性的成本打击。所幸，在去年人社部等就已经出台了一个指导意见，开始以“三分法”试验国家与个人分摊的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障问题。

可以想见，尽管目前尚未有完善解决方案，但是保障问题也行将解决。

被裁员可能性、晋升机会以及社会保障机制。如果要评判稳定性的话，那么拥有以上稳定性机制的外卖岗位，如何不能被定义为稳定职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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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还有更加重要的事情：到底外卖小哥的收入有多稳定？

美团去年给出的数字是：超过60%的外卖小哥月收入超过5000元。而在一线城市，月入过万的案例，比比皆是。

2021年，社交媒体上曾经曝出一个“外卖神话”，一对鹤岗夫妻，田丹丹和丈夫一起在鹤岗成为了外卖员。他们不满于自己所租住的房子，于是用双方三个月的收入，三万多元钱全款在鹤岗近郊购买了一套小房子，过上了稳定幸福的生活。

图/微博

田丹丹夫妻的故事，或者并不是什么典型案例，毕竟，鹤岗的房地产经历了一轮大调整，价格较低，地段与面积也并不理想。

但这个故事，以及以上美团和饿了么的数字都结结实实地诠释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现金收入的稳定性。

在田丹丹的故事中，他们曾经有过创业的挫折，所以被迫去当了外卖员；但是这次被迫的就业，反而成就了他们的稳定性。

当下，中国的经济正在进入一轮调整期，因此，无论从企业的发展、总体的就业还是个人的去向，都会面临着许多重大的不确定性，而这些不确定性，背后却是冷冰冰的现实。

在所有的城市中，房贷车贷都是家庭生活的基本压力，在放开计划生育限制之后，生育与养育的负担也随之增长，而长久就存在的教育费用问题，更是每个父母所必须要考虑的重投入方向，方方面面，都需要稳定的收入进行支撑。

在过去的数年之中，人们对于持续增长、长期增长的幻想开始破灭。这其实才是回归理性。没有任何一个经济体，能够无限期增长，经济周期是自然现象。越是在经济周期，越是需要理性地寻找稳定性的收入来源。而依赖平台的增长，而获得稳定性的收入，无疑是抵抗周期的一个良好方法。

而且，要看到的不仅如此，许多的外卖小哥，其实都是斜杠青年。

深圳美团骑手景小飞，身为一家智能卡片厂厂长，却在业余时间，披挂接单，碰到自己的下属，也乐呵呵的。他的目的，一方面增加收入，一方面释放生活压力。

而另外一个深圳中年骑手胡军，则似乎更加直接。作为一个工厂主管，他拍短视频，做直播，写文章，同时身兼美团骑手，每月净得额外收入4000元。

绝不躺平，就能各得其所。

恰如国新办所公布的信息，16%高校毕业生进入灵活就业，而过往的新闻中，硕士生、博士生进入外卖行业，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传闻。

在一个不确定的时代里，理性的思考，摒弃好高骛远的自我期许，获取稳定而坚实的收入，恐怕是最可靠的步伐。最起码，它是一个良好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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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70后，我们这代人大概是最有幸目睹了大江大河，山海巨变的一代人。这使我们对于“不确定性”和“风险性”有着异常深刻的认识。

我们经历过SARS病毒、金融风暴、汶川地震和新冠疫情，所以深知所谓的稳若泰山，有时候经不起自然或生命的风吹草动。

但是我们也的确看见，唯有社会与科技的进步，才能让社会总体的抗风险能力得以提升。2020年在新冠疫情的元年，武汉、上海、广州这些地方，在城市封锁或地域封锁的前提下，是外卖小哥延续了社会的流动性，是电商延续了经济活力。

即便在郑州暴雨这种突发性的区域灾难中，也是数字经济部门最快恢复了运行能力。因为数字经济的核心构件，就在于资源的动员、定位和匹配，而这些功能，恰恰是灾难救援或灾后重建，所最需要的信息和能力。

从个人而言，寄托在数字经济及其平台上，以寻求个人的发展，是对抗不确定性的一个明智的方法。

从某种程度上说，国企和外企，依然是这个国度上较为稳定的职业。然而，它的整体职位供应是十分稀缺的，试图挤进去所需要付出的资源、成本和时间，是多数人所不具备的。

而传统的科层制、固定性办公模式，正在面临着极大的衰退。数字化经济正在摧毁这些公司的生存根基，或者正在全面地改造它们。

因此，职业的形态，也正在全面地产生进化。灵活就业并不是一个临时性的现象，而是数字化经济取代传统经济形态的一个核心变化。

一个拥有2亿人的生态系统，怎么可能是一种临时性或者过渡性的现象？在全世界范围内，灵活就业，在家办公，远程教育，数字交易等等，都将逐渐地摧毁旧有的商业形态。

因此，“灵活就业”将会成为一种主流的就业形态，而现在的“固定就业”会越来越成为稀缺。

从这个意义上说，灵活就业，既代表着自由的工作方式，又代表着稳定的收入来源，会成为主流。

当然，我并不是说，只要成为灵活就业人员，就会自然而然地稳定而幸福。与任何时代一样，唯有智慧与勤劳并重的人，才能在新经济业态中愉悦地成长。

但是我敢断言说：这是趋势，这就是未来。如果你想要从中获取成长，那就要成为它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