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里，爸爸“设计”他的启蒙教育

策划董林执行记者于茂世

1901年10月2日，八月十五后5天，即阴历八月二十日，杨廷宝在河南南阳南门大街杨家大院（今解放路杨廷宝故居）降生。

喜从天降，祸不单行：21岁的母亲米氏大出血去世，躺在病床上的爷爷得知自己一向喜爱有加的儿媳妇命赴黄泉，也在同一天撒手人寰。

“小克星”，克死了母亲、爷爷两个大人的命。

奶奶东家西家“借奶”，续下了他的小命。

但是，“活罪”难免：发育缓慢，体弱，呆滞，个矮，语迟……无论什么，都比别人家孩子慢半拍。甚至牙刚长出来，就面临着“烂光”（好在还没有换牙），最终在一个西医那儿看好了。

还被送到和尚庙，起了个小名“小和尚”。希望得到保佑，活下来。

活，是活下来了。等到6岁上私塾，体力智力都跟不上。《三字经》怎么都背不来。挨板子不说，先生还怎么说都不肯再教这个“笨小孩”了：将爸爸叫过来，说“杨廷宝成不了宝，你还是领回家去吧”！

杨家是南阳四大家族之一，向有“孙坑米家、南关杨家、东关勇家、白庄张家”之说。至今，杨家大院还屹立在南阳旧城解放路南端，早在2006年已被河南省人民政府列为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杨廷宝故居）。而孙坑米家，就是杨廷宝的母亲米氏的娘家。

杨廷宝的父亲在杨家排行第十四，号称“杨十四少”，大名杨鹤汀。

杨廷宝开启童蒙教育之时，杨鹤汀正在京师（北京）法政学堂求学，而且加入了同盟会。

为在家里“设计”好杨廷宝的启蒙教育，杨鹤汀首先打开了妻子米氏遗留下来的书画箱，让儿子临摹母亲自作、收藏的书画，以解儿子的思母之情；其次，易子而教，将儿子托付给好友、南阳名士王可亭。

王可亭是晚清秀才，思想开明，能文能武。他首先教杨廷宝练习少林拳，以此强壮筋骨；其次结合当地名胜古迹讲述张衡、张仲景、诸葛亮等名人故事，以此淬炼杨廷宝的心志毅力。

“王可亭对数理、机械、语言学、音韵都有所通晓，他是一位有禀赋的人才。可惜生在旧社会，穷困潦倒至无以为生的地步。”——在《我为什么学建筑》中，杨廷宝先生这样写道。

回头看，爸爸的“设计”是非常成功的——

矮矬少年健康成长为至少180厘米以上的男子汉，少林功夫造就了他的精气神，况且他还是一位美男子，堪称“花样美男”……在清华求学期间，他获得过全校武术、剑术冠军；直到晚年，南京工学院（今东南大学?）每有晚会，身为副院长的他，还在舞剑，甚至翻跟头为大家助兴。

君子之风，名士气概，让他受用一生。不道家长里短，不惧浮云满楼，光明磊落地走过了“大鸣大放”、“文革”十年，基本上没有受到大的冲击。

自小练就的书画童子功养成了他的意趣，而这种意趣与建筑神韵互为表里，与武术家精神血气相通。

他一生都没有过过生日，因为他的生日是母亲、爷爷的忌日。自留学宾大起，他的书桌前总挂着母亲坟茔的照片，一个小土丘、几株迎风树，云走云飞，照片前三朵塑料菊花插在堆积了几块鹅卵石的器物上……一生，杨廷宝先生都在这样陪伴他未曾见面的母亲。

正在杨廷宝身心、学业慢慢走向健康成长之际，因创办南阳公学（之后与宛南中学堂合并，系南阳一中前身）并在师生中宣扬革命思想的爸爸杨鹤汀，遭到清政府通缉。杨鹤汀骑马避走襄阳，一家人避难乡下山村亲戚家。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杨鹤汀纵横捭阖，光复南阳，被推举为中华民国首任南阳知府。

之后，创办南阳女子中学（系南阳四中前身），三个儿子、三个女儿全在南阳接受新式教育，全都考入北京、上海、开封的大学，其中二儿子杨廷宾，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考入北平大学艺术学院西画系，师从徐悲鸿。1935年，杨廷宾为鲁迅先生收集、拓印南阳汉画石200多幅，对此《鲁迅日记》多有记载：“得南阳汉石画象拓片六十五枚，杨廷宾君寄来……”；1936年，杨廷宾在中央研究院工作，参与了殷墟第十三次考古发掘；1937年，杨廷宾奔赴延安，开始木刻艺术创作，其中最具代表性作品是为中共七大召开而创作的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像，以及作为纪念品发给七大代表的火柴盒上的毛泽东像（现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1963年，中国美术馆建成开馆，刘开渠出任馆长。1964年3月，杨廷宾出任副馆长、中国美协党组成员。

因材施教，人各有志。从把孩子领回家，再到孩子的自我选择上，看得出南阳辛亥元勋、现代教育先驱杨鹤汀先生不愧是誉满南阳的高流名士。

但是，老先生营造、设计素质教育的同时，也讲“应试教育”。

清华学堂（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始建于1911年，还是清朝。

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河南大学前身）始建于1912年，已经民国。

河南为什么要办这么一所学校呢？

这无疑是河南先贤是时对河南教育的“顶层设计”。

《公启》云：“夫国之强，强于学，一省亦然。河南学战之战阙员，既不能与各国相角逐，复不能与各省相角逐。”学战阙员，一个显著的事例是，庚款留学，1911年前已经派出3批，河南无1人。而按照当时以地区人口分配留学名额的标准，河南每年本该有4个名额，但只因考试科目偏重外语、西学，河南学生成绩太差，分配名额只能作废。

为什么非要“留学欧美”而不再学习日本、留学东瀛了呢？

《公启》云：“或曰：河南留学东岛（日本）者，不有人乎？何事留学欧美之预备？为不知日本之短期文明，足以飨遗我国者无几；且从前学说，更不适用于今日之新共和国也。百年之计，端在树人；亡羊补牢，晚而未晚。日本福泽谕吉创庆应义塾（庆应义塾大学），专以英文教授科学，其故可深长思也。特是事体重大，经费维艰，仁人君子，有以救不光荣、不名誉之河南为念而热心赞助解囊相予者乎？馨香视之。”——作为日本近代最为紧要的启蒙思想家、“日本近代教育之父”，福泽谕吉1858年创办日本历史上第一所高等教育机构——庆应大学，即从“兰学塾”“英学塾”起家，向荷兰、英国学习，1868年改称庆应义塾大学，面向欧美，仍以英文教授科学，并从1899年起像遣唐使一样向欧美派遣留学生，而河南谋求科教兴豫，教育救国，又何必去吃日本嚼过的馍呢？！——“不适用于今日之新共和国也。”

“呜呼，黑夜复黑夜，长夜何时旦。我父老兄弟，纵不为一己之人格、人权悲，独不为后世子孙怜乎？”

身为教育界人士，杨鹤汀怜爱子孙，决定让未满11周岁的儿子杨廷宝挺身一试——尽管“投考资格”要求“年龄在13岁以上60岁以下（是时，户籍管理尚不严格，想来更易年龄不是问题）；国文通顺；算学会习加减乘除”。

杨廷宝告诉父亲，自己不会“做文章”，父亲就教了他做文章的“套子（套路）”。

初生牛犊不怕虎。在父亲的激励下，1915年6月，杨廷宝只身奔向八百里之外的开封，投考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

放榜之日，杨廷宝抱着希望去看榜，不料只在“备取生”的倒数第2位找到了自己的名字：《公启》云“暂开英文班两班，每班以60名为限”，也就是甲班、乙班。另外，备取30人。

但是，“备取生”中有位家里有权势孩子，纠集力量一闹，结果又办了个丙班——30名备取生，全部录取。

1915年9月，杨廷宝入学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

几十年后，回忆这段往事，杨廷宝先生向他的学生齐康院士感叹：“运气是个古怪的事，有时在人生的激流里，会把你推上岸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