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生年华尽付“冷门绝学”

宗福邦简介：

宗福邦，1936年生，著名语言学家，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音韵、训诂研究和辞书编纂工作，曾任该校古籍研究所所长、汉语言文学典籍整理与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教育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文化部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

从1975年参与《汉语大字典》的编纂工作开始，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宗福邦的人生，就和一个个方块汉字结下了不解之缘。2020年10月底，历时22年编纂的《古音汇纂》正式出版，首发式上，84岁的宗福邦看上去安详、平和，淡淡的笑容中隐现着喜悦。

“确实是了却了一大心愿。”宗福邦4月30日接受长江日报记者采访时说，“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我们几十年来所做的，就是把中华文化研究的基础打牢，让其他‘攀登高峰’的学者们，今后做起研究来更方便一点。”

甘坐冷板凳40年,讲清汉字的来龙去脉

1955年，19岁的宗福邦从家乡广州考进武汉大学中文系，1959年毕业后留校。原本喜欢文学的他，人生理想是去一家文艺刊物当编辑，或是当个记者。他坦言，因为自己的普通话很差，没想到会留校当教师，更没想到会当汉语教师。

1975年，我国启动《汉语大字典》编纂。这是一部集古今汉语言文字研究之精粹，集国内外汉语字典之大成，收集汉字最多、单字注音释义最全的巨著。作为大字典主要承编单位之一，武汉大学编写组承担了近四分之一的编、审任务。彼时，宗福邦正是武大编写组组长。

1985年，在《汉语大字典》进行定稿的同时，宗福邦开始投入到编纂《故训汇纂》这项新工程中。以他为领头人的12位学者，皓首穷经18载，《故训汇纂》在2003年得以出版。全书时间跨度从先秦直至晚清，篇幅达1300多万字，是历代汉字字义训释资料的总汇，勾勒了两千多年来汉字字义发展演变的脉络。

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黄侃曾构想编一本《经籍籑音》，搜集有关汉字的语音资料。在完成《故训汇纂》项目后，时任武大古籍研究所所长的宗福邦，决定再编一本《古音汇纂》，“把古人给我们留下来的极其丰厚的读音资料这笔遗产也编出来，把这一块空缺补足了”。

从1998年立项到2020年出版，宗福邦和同事们在《古音汇纂》“一耗”又是22年，这是一部先秦至晚清历代典籍中汉字读音的总汇，它为读者探索两三千年汉字字音发展演变的轨迹，提供了厚实的基础。宗福邦说，与《故训汇纂》不同的是，《古音汇纂》没有任何参照，完全靠自己探索，“总会有点小的弯路，发现有问题就大家讨论，提出新的构想，再逐步完善。”去年11月，在商务印书馆年度十大好书评选中，《古音汇纂》高票当选，名列其中。

强忍病痛亲力亲为，拒绝做“挂名学者”

筹划和主持《古音汇纂》时，宗福邦经常告诫年轻学者，项目主持人必须要有奉献牺牲精神，不应该坐在那里发号施令只说不干，一定要吃苦比别人多，做得比别人多。事实上，他也确实在项目工作中自始至终亲力亲为。

编纂《古音汇纂》的同时，宗福邦还要担任另一个超大项目《中华大典·语言文字典》的执行主编和《音韵分典》的主编工作。2005年，他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颈柱高位第一节处骨质畸变造成神经压迫，几近瘫痪。起初，他选择了保守治疗，直到2010年才下定决心，去广州接受颈椎高位手术，风险巨大。

出发前，他还不忘带上一大摞《古音汇纂》的稿子，计划在手术前后看稿。虽然最后手术顺利，但是他的身体控制无法恢复如初，尤其是手抖日益严重，写字对他而言成了一件艰难痛苦的事。这期间，他仍一直坚持带博士，审读论文。经他看过的《古音汇纂》初编稿和初审稿上，布满了他哆哆嗦嗦、凌乱不堪的字迹。

“书上写着我的名字，我就得切实参与其中。”宗福邦说，“这是对信任我的读者负责，也是对同仁负责。”

传承中国文化，为其他登峰者打好基础

从意气风发的青年人到华发满头的老者，宗福邦为祖国的语言文化事业倾尽一生。历时40余年，长期投身于“马拉松式”的编纂工作中，宗福邦却称自己“只是做了一些基础工作”。

“中华民族有几千年历史，给今天的我们留下了大量宝贵的文化遗产。”宗福邦说，要建立民族自信，首先就要挖掘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大批学者需要查阅大量典籍，费时又费力。“而我们所做的，就是把语言文字工作的基础打牢，为其他攀登高峰的人打好基础。”

宗福邦认为，在以往的研究中，西方语言学的一些理论和方法带来了一些启示和帮助，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和传承，一定要结合中国的实际。”他表示，“只有结合我们民族文化的实际，不断挖掘和研究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基，才能在新时代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作为一名新中国培育成长的学者，我怀有一种使命感，力求为社会做点实事。”谈及自己将毕生年华尽付“冷门绝学”的坚持，宗福邦如是说。（长江日报记者邓小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