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简介：陈伟，1954年3月生，简牍学家。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92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简帛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湖北省历史学会会长、中文集刊《简帛》与英文期刊《Bamboo and Silk（简帛）》主编。2021年获聘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一堆散乱的竹片，从两三千年前的墓葬、水井中出土，上面书写着古怪晦涩的文字。这些是什么字，说的什么内容，背后又有怎样的历史，就是陈伟30年来所做的事。
写有文字的竹片，称为竹简；写有文字的木板，称为木牍，两者合称简牍。书于简牍，是甲骨金文之后、纸张之前，自春秋至魏晋，中国人的主要文字书写和典籍传播方式。研究简牍的学问，就叫简牍学。
便宜的简牍取代昂贵的甲骨、青铜，又被更轻便的纸张代替，一段近千年的简牍时代逐渐湮没于时间的尘沙之中。竹木难以保存，潮浸火焚，腐蚀虫噬，简牍的使用虽广泛，能保留至今的却弥足珍贵。据统计，近百年来，随着考古的不断发现，出土的战国到魏晋的简牍，总计约200多批，不下30万枚。这些出土的简牍从政令律法到思想哲学再到巫卜信札，无所不包，其中有大量失传的古书，或者与传世典籍存在歧异的版本。尤其难得的是，一再出土战国时期楚国的官府档案和秦汉时期的文书法令，是司马迁等古代史家未能看到的原始文献。司马迁在著述《史记》时，多次感叹战国时期文献不足征。一段别有洞天的历史呈现在今人面前，陈伟说，目前所见的这些简牍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司马迁时代文献匮乏的窘迫局面。生当今日，从事战国秦汉简牍研究，真是幸运之至。
冷板凳上的水磨工夫
一根竹简上写着8个字：君王䛠仆于子左尹。
“䛠”是什么意思，学者有多种推测。陈伟比勘辞例发现，“䛠”在楚国竹简中多次用到，而且䛠者的身份均高于被䛠者，从而判断“䛠”应读为“嘱”，这是一根上司把事情交付给下级办理的命令简。
另两根竹简上写着一道数学题：有妇三人，长者一日织五十尺，中者二日织五十尺，少者三日织五十尺，今织有攻（功）五十尺，问各受几可（何）？
“织有功”三个字显得很突兀，陈伟认为“织”其实应当是“威”字，“威”在楚语里是婆母的意思。“威有功”是说婆婆有纺织任务，分给三位媳妇作。在订正简文的同时，揭示出秦人存在大家庭的意境。
前一根竹简1987年出土于荆门市包山二号楚墓；后一根竹简2007年收藏于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对前者的释读是陈伟研究竹简的起步，对后者的释读则是陈伟研究竹简的晚近，前后相照，映出学术足迹，30年心无旁骛，陈伟一以贯之地做着对简牍文献进行识字、句读、编连、分篇、考证的工作，他称之为“求真出新”，求文本复原之“真”，出证经补史，开辟新领域，解决新问题之“新”，发掘出简牍中的典章制度和文化价值。“这是简牍研究生命力之所在，一种创造性的复旧返古。”陈伟说。
面对一根根竹简，陈伟喜欢用“研摩”这个词，冷板凳上的水磨工夫。他说“简牍材料易得也易坏，脱简错简寻常见，破裂残断也多有，他说，那种毕其功于一役的愿望或期待是很不切实际的。在未来几十年间，恐怕我们不仅需要有‘悟’性，而且更要有‘定’性。”
200多条“纸简”挂满房间
陈伟跟简牍“结缘”发生在博士即将毕业的那一年。
1991年，湖北荆门市包山二号战国楚墓出土的竹简经过整理正式出版，主持发掘和整理的王红星是陈伟的学兄，别人送一本，他送给陈伟两本。博士毕业在即，正在纠结自己的学术方向，包山楚简让陈伟一下子感觉“这批材料太了不起了，完全是以前古书里面没法看到的东西。对新材料的兴趣战胜了以往熟悉领域的吸引力。”
包山楚简包含了278枚竹简和一件竹牍，大部分属于当时的官方文书，多涉及政治法律制度，还有一些卜筮、祷祠和丧葬记录。
战国时楚国雄踞全中国的半壁江山，而它的典章制度迥异于其他国家。楚国被秦国灭亡后，制度被废除，文字也失传。面对楚简，其实面对着一段“完全被割裂”的历史：无论字形字义，还是内容主题，释读起来都有极大的困难。特别是楚简中的官方文书，是“比较难懂难读的，揭示的是一个完全未知的层面。楚国作为战国七雄中的南方大国，它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的运作，没有这些竹简，就完全了解不了。楚简给我们提供了新的历史信息，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缘。”陈伟说。
散乱的包山楚简经整理者编缀成书，陈伟又将书剪成一条条竹简，再重新编连、分篇。当时他住的房子不大，两室一厅，裁出的200多条“纸简”挂满了整个房间，每天看着它们反反复复揣摩。因为博士读的是历史地理，最初他只想做包山楚简中的地理问题，但一旦深入之后，才发现如果不能全面读懂这些材料，里面的具体问题也很难搞清楚，所以从地理很自然地走向了对竹简的全面梳理和解读。“除了整理小组外，我可以算是包山楚简研究的最早一批学者。1991年是我做简牍的一个起点。”陈伟说，“在简牍之路上奔走终生的命运大概当时已经注定。”
“冷门还是‘冷’点好”
简牍学是冷门而小众之学，但关联甚大。每个历史阶段的学术研究都有其前沿，简帛的发现、整理和研究，就是最近几十年中国文化研究的前沿、焦点。一波接着一波构成了影响深远的浪潮。中国古代历史、思想史、学术史的不断改写，原动力主要来自简帛等出土文献。
1925年，王国维敏锐地指出“发见时代”的到来。他把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与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并列，视为划时代的发现。上世纪50年代以来新发现的简牍，出土地点由我国西北一隅拓展到内地广大地区，书写年代由汉代上溯至战国中期，内容也愈益丰富多彩，赋予“发见时代”更深刻内涵。
包山楚简是陈伟简牍研究学术生涯的开始，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由楚简至秦简，再至目前正在研究的汉简，30年来陈伟在简牍领域耕耘不辍。他主持了对楚简、秦简与睡虎地汉简的整理、研究这三个国家级重大课题，也是一项雄心勃勃的对多宗珍贵简牍进行整理、再整理的学术工程，目标是要形成这些简牍资料内容更完整、图板更清晰、释文和注释集学界研究之大成的图录、释文、注释本。他主编出版的《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十四种]》《秦简牍合集（1-4卷）》《里耶秦简牍校释》等大部头专书，正是这一目标的结晶，被学界誉为“简牍再整理研究的范本”。
“卅年之爱唯简牍，一生所系在冷门。”陈伟说，简牍文本复原与内涵探究不乏艰辛，但又饶有兴趣，能与这门学问结缘并乐此不疲，不能不说是人生幸事。
30年来，陈伟一直预于简牍“发见时代”之流，反倒让他生出戒惧之心，“简牍学是一门很实在的学问，它的可验证性在人文学科里是最高的。出新和出错的机会相伴相随，这是很幸运的事，只要做对了，大家就认可你，但也要求特别高，不能‘玩’学问，必须沉下心来长时间推敲琢磨。所谓的‘冷’门绝学，其实考验的是能否静心屏气地坐下来做事，耐得住寂寞。”
（长江日报记者周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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