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先生杨叔子: 人文素质教育先行者

杨叔子个子不高，瘦瘦的，普通话带着南方口音，语速快。在熟悉他的人印象里，杨叔子记忆力很好，有时即使八百度近视，远远看不见人，但听其声便能说是哪一位学生，对方的学业、工作和生活记得八九不离十。

作为科学家，他在国内率先提出并开展智能制造探索性研究，开拓我国智能制造基础理论与关键技术研究及工程应用，并致力于把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应用到制造工程。作为老师，他一生培养一百多名硕士、博士。他还是一位有着深厚文学修养的业余诗人，一个在大学校长任上掀起“人文风暴”、被称为国内高校领导人中人文素质教育先行者的教育家……

诗人姚洪磊描述他：利他心极强，与年轻人聊天时喜欢换位思考到“你的命运，你的追求，你的梦想”。弟子张海霞说他站位极高，总能看到更远，“在思维方式上是降维打击”。

2022年11月4日，中国科学院院士、原华中理工大学校长杨叔子因病医治无效于武汉逝世，享年89岁。

“选学工”

杨叔子将自己的一生概括为“一生乐作长途马”。灵感源于父亲在抗战年代写下的一句诗：“一生苦作长途马，万载哀鸣大泽鸿”。

1933年，杨叔子出生于江西省湖口县，父亲杨赓笙为同盟会会员、国民党元老之一。1938年，日军攻占湖口后，父亲不得不带着全家逃难。途中，他将全家20多人召集在一起，特别强调：“我们是炎黄子孙，是中国人，我们绝不能做亡国奴!如果日本鬼子追上我们，我们全家自杀，投河自杀!”

抗战时期，杨叔子全家人辗转流离，逃难到江西省抚州市黎川县。面对大批青年流离失所的情状，杨赓笙集资接办国立江西中学，出任校长，救济从沦陷区逃难出来的青年学生。

杨叔子亦在颠沛流离中获得了文化启蒙。在口述史中，杨叔子回忆1938年随家人逃难到江西东部的小镇时，父亲把他叫到身边，拿出一本《唐诗三百首》。第一首诗是《静夜思》，也是杨叔子的“人生第一课”。父亲讲到：“你看到月亮，就要想到湖口，想到石钟山，想到故乡被侵占了，老百姓在遭敌人蹂躏。”

1952年春天，19岁的杨叔子考入武汉大学机械系，随后因全国院系调整，转入华中工学院(华中理工大学前身，现并入华中科技大学)学习。

杨叔子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新中国成立后，认定了共产党，跟定了共产党……用雷锋的话讲：‘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我的确在努力去实践这一心愿。”

正值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年代，杨叔子坚持选择学工，是因为国家需要。他看到当时的宣传画上工人拿着铁锹，农民拿着镰刀、士兵拿着步枪，“都是机器所制造的”。杨叔子和同学们也时常唱起当时的流行歌曲：“发动了机器轰隆隆响，举起了铁锤响叮当”。

1956年，学校选中杨叔子去哈尔滨工业大学进修一年后返校做老师，并将专业从机械调整为“金属切削机床设计”。在口述史中，杨叔子提到自己“坚决服从”这一安排。

1980年，杨叔子成为武汉两个最年轻的教授之一，并在1981年往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做高级访问学者。一年后，杨叔子回国，向院长朱九思请示：“希望有段时间不再担任社会工作和行政工作，我想全心全意搞学术，集中力量把在美国学到的知识和我正在研究的问题进一步向前推进，做出成绩。”

1984年，杨叔子团队开发出国内第一台微机信号处理系统，在运行速度上提升极大。《光明日报》曾报道，这台微机信号处理系统的作用好比老虎插上翅膀。此后，许多高校都引入该系统。

同年，我国煤炭部门找到杨叔子团队，求助钢丝绳断裂定量检测问题。作为一种应用极广的材料，从矿山到码头，从旅游到航天，从军事到民用，每年因为钢丝绳断裂造成不少死伤。由于缺乏定量检测手段，每一导程具体断了多少根丝、断在什么地方这一关键的问题总是无法解决。杨叔子带着一支四人团队日夜加班，除却春节头三天，其他时间几乎没有休息。1987年，正式开发出钢丝绳断丝检测第一代装置，通过传感器，在计算机屏幕上得以显示清晰的数据，令人知晓测量起点处的距离、断丝数量、最危险区在何处等。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全国各地矿山和缆车索道纷纷邀请杨叔子团队前去实地检测钢丝绳的安全性，项目极大地降低了事故的发生率。

1991年，中国科学院增选杨叔子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杨叔子由此成为原华中理工大学首位院士。

“人文风暴”

1993年，杨叔子担任华中理工大学第四任校长。

杨叔子担任校长期间，全国高校掀起了一场“人文风暴”，而华中理工大学成了领头羊。他也被誉为“中国高校人文素质教育先行者”。

杨叔子在口述史中回忆，自己当校长不久，即收到一封学生来信，信中提出一个问题：作为一个中国的大学生，四级英语过不了关就不能拿学位证。但汉语错别字一大堆，用词不妥，句子不通，文章不顺，连母语都不过关，居然可以拿到学位证。这能算一个合格的大学生?

这封信对杨叔子触动很大。

“高等学校最根本的任务是育人，所培养的人才最重要的是爱国和创新。”杨叔子曾在公开场合强调文化素质教育的重要。

在40周年校庆讲话中，杨叔子宣布：“学校最根本的任务是培养德才兼备的高层次专门人才，我们决心朝向办成一所研究型大学的目标。”

在杨叔子和学校人文教育基地的推动下，人文讲座开展起来，学校邀请到社会各界名人来到校园里和学生交流，涉及文学研究、教育问题、企业文化、时政热点等，内容深广。第一讲是《当代世界经济与中国》，地点在学校西五楼117室，270个座位都被占满，连走道和走廊上都挤满了听众。

杨叔子本人也经常开讲，学生们评价他的风格是“充满激情”、“引经据典”。杨叔子在讲座中随时引用《论语》、《道德经》、《庄子》等国学经典，同时也不讳于分享自己的故事。杨叔子曾经讲到自己的爱情故事，告诉学生要大胆去爱，去追求自己人生的幸福。到了人文讲座第129期，杨叔子讲授《人才·教育·底蕴——从“君子不器”谈起》，讲台前一些学生席地而坐，走廊、走道和教室外都挤满了听众，气氛热烈，杨叔子几乎是被围在学生中间讲的。

据统计，那段时间，华中理工大学平均每场讲座人数100-200人左右，有的学生在大学四年听过数百场讲座。

1995年，校方将文化素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计划，进入课程培养体系，进入学生的学籍管理之中，开始时，规定全校学生必须选修6个学分的文化素质课程，必须通过“中国语文水平达标测试”，方能取得学位证书。

华中科技大学原党委副书记刘献君回忆说，“如果没有他(杨叔子)，好像(这项工程)谁也推进不下去。他有校长和院士的双重身份，有深厚的人文底蕴，更重要的有做事做到底的信念感。”

多年以后，不少同学回忆杨叔子的这场改革。新闻学院1995级本科生姚洪磊认为，在这个以理工科为主导的院校，文科生多少会认为自己有些被边缘化。但通过听讲座、参加学校组织的国学经典培训班、自己按图索骥地自主阅读，四年下来，自己也逐渐在人文方面获得了启蒙。

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2012级校友李陈鹏说：“如果所有的学生只学数理化，缺乏人文精神或者缺失人文精神，就像是一支部队，装备了世界上最精良的武器装备，但是缺乏同情心、同理心，缺乏对人世间众生的悲悯，这样的部队就注定只是战争机器，而不能成为真正服务于国家和世界的良将、良军。通过参加一场又一场人文讲座，彻底地改变了我对世界的看法：社会、资本、科技、设计、创新、文学……”

没架子的校长

杨叔子任校长期间，学生中间流传着一个说法：谁都可以敲开校长办公室的门。

1999年，姚洪磊在大四那年敲开杨叔子的门。递上自己的第一本诗集《兄弟》，希望杨叔子能为诗集作序。杨叔子接过诗稿，仔细阅读，“你这么年轻，你能够有这样的一种思考，有这样的一种责任感，我们这个国家有希望，写序没问题，你给我一点时间，我要好好地再读一下。”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姚洪磊就收到了校长写的序，共3000多字。

2005年，电气学院本科生刘方诚也敲开了杨叔子的门。当年，读大三的刘方诚和同学计划去上海做暑期实践，先后联系多家企业和社团都没有拉到赞助，几个人一拍脑袋直接去杨叔子的办公室，扑了空。不料下午便接到秘书的电话，杨叔子决定个人资助一千元，以及一句嘱托：“大学生应该出去走走，我支持你们。”

在华中科技大学校园里散步，大概率能够偶遇杨叔子。在机械学院1995级本科生焦伟的记忆里，杨叔子总是身着衬衫、夹克和咔叽布裤子，清瘦儒雅。听到学生问好，杨叔子总会转过身、站定，微笑点头，说声“你好”。

多位杨叔子的学生记得，逢年过节或者自己的生日，收到的第一条祝福短信往往来自老师。他似乎永远都是笑嘻嘻的，很少对学生发火。

2011年，三十年不曾回国的汪大总第一次看望杨叔子，发现对方早早在办公室等候，见了面拉住自己的手久久不放松。告别之后，杨叔子写了首诗寄给汪大总：“忽告君将至，欢学生颜喜由生。音容竟未变，声誉世齐称。报国时时念，谋思事事兴。明朝再相见，楼上正高层。”2015年，十年没有回武汉看望杨叔子的张海霞，在北京大学?评上了教授一职。她接到的第一通祝贺电话来自杨叔子：“祝贺张海霞当教授了!”

退而不休

1997年杨叔子校长任期届满。此后，他一直在学术、教书和推广人文教育三条线上工作、奔波，直到2014年，81岁的他因病休养。

弟子胡友民回忆起杨叔子的样子，首先记得他脑门上深深的褶子，其次是70岁以后，杨叔子伏案工作的姿势。杨叔子戴着一副极厚的眼镜，镜片“像酒瓶底一样”，有时由于看不清字体，几乎把头贴在纸上。

需要制作PPT时，杨叔子看不清电脑屏幕上的小字，就仿照电脑样式，在纸上画出相应的“小豆腐块”，手动写下内容让学生帮忙录入电脑。他的桌上永远摆放着一大一小两本工具书——新华字典和辞海。每当胡友民录错内容或在输入法中找不到杨叔子所需的汉字，就画一个框。对方都要翻开桌上的新华字典或辞海，一个一个字地讲解。

史铁林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跟随杨叔子34年，他经常发现自己交上去的论文被杨叔子改得“面目全非”。即使在句法和文笔方面，杨叔子也会逐字逐句修改。

史铁林认为，杨叔子是一个极度忘我的人。家中陈设寥寥，除了沙发、桌椅，几件家具，一尊老子像，就是书。杨叔子和同在华中科技大学教书的夫人徐辉碧连续三十年到食堂就餐，因为做饭浪费时间。

徐辉碧提到，她和杨叔子都愿意把时间集中在学习和工作上，在生活上尽量少占用时间。因为作为一名教师，只有自己先将知识学明白，才能跟学生讲清楚;做科研也是如此，研究开始之前一定要将问题与方法思考清楚，这些都需要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