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农业强国的共性特征之一是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强,科技对农业的贡献率达到80%左右。2022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62.4%,提升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强劲引擎,也是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关键所在。”在11月2日召开的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上,新京报采访了南京农业大学校长陈发棣。他表示,现代农业早已不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模式,科技的发展,正在不断地推动着农业生产模式的变迁,“我们扎根田野里,在生产中做科研,也连通世界,学习一切先进的知识和技能,为保障人类的食物而努力。”
科技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关键
新京报:我国是农业大国,但还不是农业强国,你认为农业强国的建设中,科技创新起着什么样的作用?
陈发棣:近年来,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当前,我国农业科技整体实力进入世界前列,整体上形成了少量领跑、多数并跑和跟跑的农业科技基本态势,主要农产品产量和单产水平在世界范围内位居前列。但也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目前仍然只是农业大国,还不是农业强国。世界农业强国的共性特征之一,就是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强,科技对农业的贡献率达到80%左右。2022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62.4%,农业科技创新还存在一定距离。去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要依靠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我国作为传统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迈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根本要求。农业强国建设任务重、涉及范围广,农业科技创新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强劲引擎,也是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关键所在。
新京报:在农业科研中,你认为高校具有怎样的特点和优势?
陈发棣:农业农村现代化关键在科技,在人才。在科技创新层面,尤其是上游的、源头上的原始创新,大学具有很大的优势。60%左右的全国重点实验室建在高校,60%以上的基础研究和80%以上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由高校承担。加强农业领域的基础研究,增强原始创新驱动力,解决核心种源、关键农机装备等“卡脖子”技术问题,是农林高校的天然使命。从人才的角度,人才培养是大学的核心职能,大学也是人才的聚集地。我们有高层次领军人才的头雁力量,有青年骨干教师的中坚力量,也有庞大的硕士生、博士生等科研后备力量,这也是大学的优势之一。
农业科研要立足本土连接世界
新京报:在推动科技创新方面,南京农业大学有哪些做法或成果?
陈发棣:农业科技创新,南农一直坚持“四个面向”,以需求为导向,以问题为导向,服务于国家战略、地方产业、农业生产等各个方面的需求。在具体的操作层面,平台是基础,人才是关键,改革是动力。首先是建设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学校目前有114个国家和部省级科研平台,以此为基,培养和汇集一批有战斗力的、可以攻坚克难的人才队伍。这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促进机制的改革创新,不断构建多学院多学科协同创新机制,集智攻关,做有组织的科研。南农近年来通过“对象+”“团队+”等科研组织形式的创新,推动交叉融合,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从成果上来说,我们攻克了粳稻条纹叶枯病“癌症”难题,选育出大豆新品种60余个,保障粮食安全;通过生物有机肥改良土壤,攻克镰刀菌病害防治的世界难题,服务绿色发展;将北斗导航、信息技术应用于作物生产全过程,引领农业生产方式变革;我们还实现了肉品加工技术的进口替代,培养出了中国第一块“人造肉”。
新京报:服务本土生产的需求和加强国际交流,如何协调?
陈发棣:科技创新的国际化与本土化是相辅相成的。中国与全球共享发展新机遇,我国的农业也加快融入世界的发展新格局,可以说,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世界农业的发展离不开中国农业的进步。加强农业科技领域的国际交流合作,不仅是向世界展示中国农业的飞速发展,在世界舞台发出中国声音,拿出中国方案,也是借鉴吸收国际先进的经验启示和科学技术,服务于中国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更是汇聚全球农业科技创新力量,在全球粮食安全、气候变化、人类营养与健康等领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南农一方面服务于国家和区域的农业生产,同时主动融入并参与全球粮农治理,响应“一带一路”倡议,与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多所高校、研究机构保持合作关系。共建全球健康联合研究中心,亚洲农业科教创新联盟,建设首个“中非农业发展与减贫示范村”等。
创新来源于田野,服务于产业
新京报:科技创新最终要服务于农业生产,但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一直都是难题,如何破解这样的难题?
陈发棣:我一直觉得,科研的问题和项目,应该是在产业中发现的,在一线的生产中,生产者有什么样的困境和难题?这正是我们凝练科研问题、科研项目的起点。在这样的基础上去攻关,完成创新,最终再回到生产中去,解决生产中的问题,这就形成了一个产学研转化的闭环。所以我们一直鼓励科研工作者,特别是年轻人要多到田间地头,多到产业一线,只有了解产业的问题和需求,才知道科研攻关的方向,最终的成果才能真正有价值、真正服务于需求。
新京报:有没有具体的例子?
陈发棣:以菊花研究为例,我们研究的问题来自于产业,比如为什么不少菊花品种在高温下会褪色?为什么在低温下花瓣形态会发生改变?我们的研究成果又服务于产业,比如选育的菊花品种不仅观赏性要好,生育期也不能过长,不然会增加生产成本,这样就有效破解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两张皮”的痼疾。再如攻克水稻籼粳杂交不亲和的难题,这看起来也是一个基础研究,但在这个研究的基础上,培育出新的、具备籼稻高产和粳稻优质双重特点的水稻新品种,自然会受到农户的欢迎,为农民增收提供帮助。
在山水林田湖草中培养“新农人”
新京报:这样的研究应该非常艰苦,如何让年轻人有动力去走进田间地头做科研呢?
陈发棣:农业研究周期性长、条件相对艰苦,一个品种的育成,一个难题的攻克,往往要在田间地头努力很多年。但是农业作为立国安邦的根本,确实很重要,国家也很重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现代农业并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也可以是“高精尖”“高大上”的。我觉得还是要呼吁社会更进一步重视农业,了解现代农业,同时在科学评价、待遇保障、农科生招生就业机制等方面作出更深刻的改变,让年轻人更有动力扎根田野,在田野中实现科技创新。
新京报:科技创新,核心是人,在人才培养方面,如何才能育成更多有创新能力的人才?
陈发棣:我们国家对创新人才的培养非常重视,也采取了很多鼓励措施和政策,比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首次试点青年学生基础研究项目,开展对博士生的直接资助。南京农业大学也做过许多探索,比如在很早就开始实施本科生导师制,SRT大学生科研训练计划,让本科生在二年级就可以选导师,通过导师的科研支持、师兄师姐的带领,尽早地接受科研训练,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和能力。同时在产学研结合、耕读教育等方面,也做了很多尝试,让学生走出教室,走进山水林田湖草,用最前沿的科学技术引领学生,最实际的产业需求引导学生,培养了一大批走在世界前沿的农业科学家和农林牧渔一线的“新农人”。
新京报记者周怀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