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采访中，杨怀定告诉记者，他之所以给自己的孙子起名为“杨线”，并不是希望子女能够像自己一样从事股票行业。
“我对子女没什么愿望。我最相信鲁迅说的话，不过多干涉他们。只要有养家糊口的技能，至于从事什么职业，我都不干涉，因为我小时候父母也没有干涉我。像我吃斋，我父母都没表达意见。给孙子起名叫‘杨线’，只是我喜欢股票，倒并不是希望他干股票这一行。”
他对此看得格外透彻，“安家立命的事情一定要是兴趣所在，是兴趣所在才一定会成功。证券市场并不适合所有的人，就像歌唱一样， 要有自然的条件， 哑嗓子是怎么也唱不好的。”
拥有经济头脑的小伙
杨怀定出生于上海，他的家庭并不富裕：家里兄妹共有6人，为了维持生计，不止父母要勤奋工作，就连杨怀定也早早结束了学业。
初中一毕业后，他就进入了一家国有企业，做起了仓库保管员的工作。尽管如此，杨怀定的家里依旧贫困，每年都要接受国家的救济。
正是因为这样，杨定怀一直记得那些饥饿困苦的日子，也在面对诸多诱惑时比旁人多生出一些迟疑和犹豫。
仓库保管员的工作显然不能充分满足杨怀定的生活需求，在结婚以后，他的生活支出相较于之前又超出了一大截。
因此，杨怀定便和妻子一起，在工作之余还从事一些副业，以求赚取一些外快。慢慢地，杨怀定从第二份职业中赚取的钱竟然比正业还要多得多，这让他有了一笔可观的积蓄。
从此，杨怀定花钱时再也不同以往一般拮据；他开始买起烟酒，还时不时请一同在工厂里工作的朋友们一起抽烟。
由于在企业里，只有很少的人能够如他一般出手阔绰，他的行为很快就引起了厂里领导们的注意——他们害怕怀定的钱财来路不正。
好巧不巧，当时厂里正好发生了一起仓库盗窃案，失窃的仓库正是由杨怀定管理的。
联系到他最近处处露富，保卫科领导便联合当地的公安局一起，请他到警局里谈话；字里行间，人们把杨怀定和盗窃仓库的窃贼联系在一起，怀疑这是他监守自盗。
虽然这件事情的真相很快就被查清——窃贼并不是杨怀定；但无端受到别人的猜忌的原因是自己富裕了起来，这让杨怀定在心理上难以接受。
杨怀定自认自从业伊始，就对工厂投入了百分之百的热忱和责任，这样的猜忌深深地伤害了他的自尊心。
“我对工厂这么负责、热爱、到头来却不信任我。”杨怀定越来越感到失望；他心思活络，又善于结交人情，却依然没能在国企里“混得开”。既然别人不相信自己，自己就离开。
在1988年，这个人人都还在想着挤破头脑向国企里钻的时代，杨怀定作出了一个让周围人都大跌眼镜的决定——辞职。
恰在此时，杨怀定的一篇经济论文——《用活奖金、促进生产》在报刊上正式发表了。此前并不信任他的厂内领导们，在阅读这篇文章后，竟后知后觉地意识到杨怀定是一位人才。
但此时若要提出挽留，杨怀定肯定是不可能答应的；无奈之下，领导们只能眼看着这块“材料”离开了单位。
失去了主业，杨怀定不得不考虑开拓其他门路以维持生计。他想过同自己的妻子一样，干一个个体户，做点销售的营生；但销售这份工作并不稳定，而且很受人脉的限制。
杨怀定之前一直在国企这样稳定的单位里工作，他的人脉关系并不开阔，贸然干起销售，头几个月的生意可能不容乐观。
要不，还是继续去读书吧？但杨怀定很快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已有十多年没有接触过学堂和课本的他，早已失去了那份安然端坐在教室里、沉静下心情、认真念书的心态。再者，就算第二次进入学堂，也不见得自己就能顺利毕业，学到知识。
然而，一直待在家里，仅仅靠着手头的积蓄坐吃山空，同样不是办法。杨怀定来到了上海市图书馆，他本就对经济方面的事情有着浓厚的兴趣。
此次前往，也是为了查阅最近的报纸上刊登的一些关于经济的新闻，看看能不能从中找出一条发家致富的道路。
皇天不负有心人，报纸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李贵鲜说的一句话引起了他的注意：“经国务院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地内的公民可以自由买卖国库券。”
这则消息犹如春雨一般，一下子浸润了杨怀定的心田，他意识到：从此刻起，国库券这样的死钱就可以通过买卖流通，变成活钱了。
他来不及多想，立刻赶到上海一家银行的金融研究所。刚一到场，杨怀定便急迫地询问起研究员：“什么时候真正可以买卖国库券？”
“买卖国库券是非法的！”研究员面色严肃，提醒着杨怀定。但杨怀定并不恼怒，他拿出报纸，指着那则国库券买卖自由的消息，笑着对面前的人说：“您虽然一幅西装革履的样子，读报纸还是读得少啊。”
几番询问之下，杨怀定才搞明白：自己只是看到了报纸上刊登出来的消息，但实际上，各大银行还没有接到允许国库券自由买卖的红头文件，因而无法实现买卖国库券。
杨怀定还趁着这次机会，一并知道了在中国只有6个城市可以买卖国库券的事情。其中各个地区的国债开盘价各不相同：落后地区利息高，发达地区的利息则稍低。
不久后，国库券正式开盘。上海的100元国债在开盘后不久就涨到了102至103元，但安徽地区仍然能够保持在100元；这一情况，让敏锐的杨怀定发现了其中的商机。
杨怀定和妻子进行了好一番商议，两人将目前仅有的2万元存款取出，又找邻里朋友们东拼西凑，借到了9万元现金。
杨怀定一向有经济头脑，这次他又想到了别人想不到的事情；尽管借钱不易，周围的人还是愿意相信他的能力。就这样，杨怀定怀揣着11万元现金，坐上了去合肥的列车。
巧的是，当时的合肥工商银行恰好接到了上级的命令，要买入10.65万元国库券，以支持国家政策。
这笔钱不是小钱，而且银行里很多人认为，买了国库券就等于把钱用“死”了。当银行经理一筹莫展之际，杨怀定出现了；他大手一挥，说要把这10.65万元的国债通通买下来。
"我们有10万元，不是1万元，你听清楚啦？"银行经理生怕自己听错了，再次出言提醒杨怀定。
但后者并没有过多的话语，只是轻轻说了一句“点钱吧”，就把存放着大笔现金的皮夹展示在了众人面前。
杨怀定拿到国债后，马不停蹄又赶回了上海，在上海的银行里卖掉了这批国库券。这一来一往，竟让他赚到了6000元。
杨怀定在以前的国企里勤勤恳恳工作一年，工资也不过800元；而这，放在当时的上海来看，都算是高收入了。毕竟在那个年代，上海人每年的人均工资也不过才200到300元。
两天往返，就赚到了自己辛苦好几年才有的工资。除去与大家的分红，自己留下的也有1000多元，这让杨怀定坚定了做国债买卖的信心。
在此后的一年里，人们突然发现：自己很难再见到杨怀定，就算见到了他，对方也总是神色匆匆。
杨怀定为了抓紧每一分每一秒，不敢休息，他经常迅速买了火车票，就向国债低价区进发。在买到相对应的国债后，他也不敢有所停留，赶紧踏上了回程的火车。
可以说，杨怀定在和时间比赛；而这场比赛的赢家，无疑是他自己——几乎所有的时间，他都是在火车上耗着。
“当时的火车从上海到安徽，去是88次，回来是87次。我一想着车轮滚起来，我坐在这‘发发’列车上，我就‘发发’了。”
然而，杨怀定想保守自己发财秘密的心愿却不能实现。他出手阔绰，一次就是几万乃至十几万，这样大手笔当即吸引了当地媒体的注意力。
杨怀定在空闲之余，不得不接受来自四面八方的媒体的采访；而正是因为如此，他“杨百万”的名声逐渐打响，麻烦也接踵而至。
新任平民“股神”现世
杨怀定的钱越赚越多，与之而来的，是他内心的不踏实感。通过赚取国债的差价来为自己牟利这种方法，是不是合法的？杨怀定并不能百分百确定。
忐忑不安的他来到人民银行和税务局，询问工作人员说：“从外地买了国库券到上海卖掉，可以吗？”
见对方不置可否，他又说：“我看可以。我看了金融时报，人民银行行长李贵鲜在开放国债后有个答记者问，说欢迎公民随时买进随时卖出。有错的话，也是你们行长负责，不是我负责。”
他还来到了税务局，向在其中工作的工作人员咨询道：“我赚了好多钱， 要不要加税？”
“您是来补税的吗？工作人员不解地问。
“不是，我是来问问题的。我买卖国库券，赚了很多钱，但是税法上面没有写要交税。”杨怀定不安地说道。
原来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杨百万”，工作人员的态度更加缓和，他笑着说，国家并没有提到买卖国库券交税的事项。
为了使杨怀定安心，对方还和他约定好，在详细请示上级后再与他联系。几天后，杨怀定得到了确切的答案：为了促进国库券发行、流通，方便群众，国库券买卖不征税。
谁知，这件小小的轶事受到了上海市税务局领导的关注。在此之前，鲜有市民能够主动前来补税，人们对纳税一事的关注度也并不高。
因此，领导们安排记者就这件事在《新闻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公民的纳税意识》，文章中专门提到了杨怀定主动来税务局纳税：
“正当不少人千方百计地逃税、漏税的时候，一位不必纳税的同志，却主动来请示税务局，是否要交税，这位同志，就是杨怀定。”
自此，杨怀定和他“杨百万”的名号更加被人们津津乐道。
次年夏天，杨怀定又把目光投向了股票市场。这是一个全新的市场，要有人勇敢去开拓它，而杨怀定就成为了那个身先士卒的人。
但和其他很多暴富的人不同，杨怀定的优势在于，他一直有一颗清醒的头脑。童年吃不饱饭的经历也让他能够在很多诱惑中坚定自己的想法，不与他人随波逐流。
“新生事物刚刚出现，对金融意识薄弱的人，包括整个社会都有一个瞬间的开放以后的自由，以及伴生的疯狂。很多人也亏在了这上面，很不理性。”
1992年股市逐渐陷入疯狂，大家都一股脑把全部身家投入这深不见底的黑洞中；杨怀定却反其道而行之，他抛售了手中的所有股票，拿着这笔钱买下了几套房子。
“任何投机的事物有涨必定有跌，所以我一般见好就收。”杨百万对自己的经验相当得意，“绝不在疯狂的时候加入。”
在此之前，为了快速掌握股市的秘密，玩懂这个市场，他阅读了很多有关经济学和股市的书籍，给自己恶补了许多知识，也让自己蠢蠢欲动的内心逐渐镇定了下来。
“人人都疯狂的时候，就是股票下跌的时候。”他安慰自己说。
同年5月，股市如同杨怀定所预料的一样，从高处逐渐走低。然而到了11月时，股市已经下跌了整整好几个月；此时，即便是再有经验的股民，也在这一片不景气的绿色信息中丧失了勇气。
大家的意志逐渐消沉，迫使上海市证交所、上海市委、上海市政府，直至国务院的领导都不得不出面，号召新上市公司能够拿出十分之一的、以股票募集的资金来托一下市。
在这个时候，杨怀定无疑成为了股民们的精神寄托。
他在上海最大的交易所——文化广场现身后，被热情的股民们团团围住，人们你一句我一句地问着：“老杨，还会跌吗？”“老杨，这下怎么办？”“老杨，你怎么看？”
杨怀定并不言语，他只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作出了表率：他当众请工作人员以市价结算，购买了1万股“轻工机械”。
在当时，就算是最为胆大冒进的股民，也只敢几百股地买，而杨怀定一上来就买了一万股；霎时间，交易所内一片哗然，人们在股市里丢掉的信心仿佛又被他找了回来。
杨怀定能保持冷静，同样离不开他通过买卖国债积攒下来的财富。
杨怀定认为，许多人一遇到股票不景气，就意志消沉，这源于这些人将自己的生活费全数投入股市中，将发财的希望一股脑寄托在股票上。因此，他们的情绪极容易受到股市情况的影响。
杨怀定坦言：“想暴富的一定是急功近利，为了养家糊口，他就把股票放着。你心态好了以后，一句老话叫宁静致远，比如这个行情涨两年了，谁越傻越放得住的，越赚大钱……我经历过4个熊市、4个牛市，每到一个牛市差不多了，我不求跑到顶、跑到最高，每一年我到相对的高点就逐步撤退了。特别是最近证监会发布了风险提示以后, 我基本上不做长线了，这不过是逢大跌买一点，涨起来了就还给它。”
传授炒股知识造福众人
2004年时，杨怀定写文章已有7年之久；他写的都是一些对当下股市的见解，以及教授人们如何投入股市之中，赚取财富。但他毕竟年岁渐高，无法顾及到方方面面。
彼时，他又要做股票培训，又要在闲暇之时写文章。这对于他而言，已经成为了一种负担。再三考虑之下，杨怀定还是放弃了写文章这条道路，专注于做股票投资及培训。
“其实我写文章当时的月收入有5000元，很多人都不理解。”杨怀定回忆起那时候的场景，还是会感到些许惋惜。
“培训和写文章毕竟是不同的：写文章只能在很小的范围内帮助人们，但培训可以有效地提高学生们的综合素质。这是一件让我更有成就感的事情，让我高兴。”
然而接受培训的人多了以后，不乏无能之辈将过错全部怪罪在杨怀定身上。
每当投资失利后，这些人就给杨怀定冠上“误人子弟”的名号，还叫嚣着要“讨伐”他；
发现股市的行情的确如杨怀定所说的一般，就高呼“老师说对了”，进门便磕起头来；一旦有一点点不如自己心意的地方，这些人就发短信给杨怀定，大骂他是“骗子”。
每年都会遇到这样的学生，久而久之，杨怀定对此习以为常。如果在以前，他还会因为对方对自己的不理解而感到郁闷。
现在的他，早已看开了一切：“很多人为什么现在输钱难过啊， 他是用生活费来操作，一跌，就没饭吃了，这心态能好吗？”
其实早在1994年，杨怀定就曾被沈阳财经学院聘请为金融学教授，为学生们传授自己的致富知识。
令他感慨的是：有一次讲课是在沈阳大剧院内，小贩们把原本只有20元一张的门票炒高到了80元一张；就算是这样，门票还是一票难求。
大家都知道是大名鼎鼎的“杨百万”前来讲课，宁愿花费高出三倍的价格，也要挤破头去听一听。从那以后，杨怀定更加坚定了自己向他人传授致富经验的想法。
6年后，杨怀定受到北大光华学院的邀请，为当时的师生们准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报告。
由于杨怀定是第一个作为“前辈”和“平民股市参与者”的身份来到北大的，人们不止对他的经历充满了好奇，还对他这个人表现出了十足的兴趣。
对于杨怀定来说，自己只是一个初中学历的“人才”，能够来到北大这所顶级学府、见到在这里学习的诸多优秀学子，已经是不敢想象的事情了。
当看到台下学生们的盈盈目光，杨怀定深切感受到了这所学府从古至今传承下来的“兼容并包”的精神。
“投资者永远是不成熟的。不经过几轮熊市的洗礼，他们不会领略到股市投资的真谛。”杨怀定回忆起自己初进股市的场景，依然觉得那时的自己有着许多不成熟的想法。
有人把杨怀定的一生视为一种传奇，但这样的说法显然不能获得他本人的认可：“我的人生并不传奇, 因为我不从赚股市的最后一笔钱。我把利润卖给人家的同时, 也是把风险卖给人家了, 哪个人想吃到最后一笔利润?”
杨怀定一直坚持认为，中国的股市如同冉冉升起的太阳、是闪耀的新星，它必将和数亿股民一起愈发成熟。尽管现在杨怀定已经作古，他的经验却是无价的财富，指引着每一个年轻的股民在这条道路上走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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