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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多年前的交大西迁!

1956年夏天,交通大学师生员工响应党和国家号召,手持印有“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10个字的粉色车证,乘专列从上海迁往西安。至1959年,全校大部分专业及师生迁到了西安。

交大西迁历时四年,迁校总人数近万。他们不是短暂的支援,而是永久的扎根;他们不是被动地“服从命令,听指挥”,而是主动地从国家战略出发,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

从黄浦江畔到黄土高坡,无论对学校、家庭,还是个人,都有反差,都是考验。但西迁人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终于把交大这株在江南鱼米之乡长了60年的大树,移栽到了黄土漫漫的大西北,并生根、开花、结果。

中央布局,支援西北

1955年4月6日晚,徐家汇容闳堂二楼,一通电话改变了交通大学数千名师生的命运。

时任交通大学校长、党委书记彭康接到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的电话,电话中他得知了一个重大消息——党中央决定将交通大学由上海迁往西安。

交通大学的前身,是1896年创建于上海的南洋公学,1921年命名为交通大学后声誉日隆,既是钱学森、张光斗等一大批科学家的摇篮,亦走出黄炎培、邹韬奋等时代巨子,还被誉为“东方的MIT(麻省理工)”。如果把交大比喻成一棵树,这棵树已经在上海扎根了近60年。60年一甲子,交大在上海根深叶茂,如今却要移栽到大西北去,这自然是件棘手的事。

尽管正式文件尚未下达,但彭康深知事关重大,在接到电话的第二天,便召集校务委员们开会讨论。当时学校实行的是校务委员会领导体制,校务委员由校负责人和教授、学生代表组成,其中教授代表占大多数。这些教授多是在学界具有很高声望、深受广大师生敬仰的“老交大”,自然也在上海扎根多年,安家立业。

当彭康把“迁校”这一极其敏感的问题亮出来时,让他没想到的是,大家竟然颔首回应,并未感到太大的意外。由于西高东低的地理特点和特殊的历史背景,向西行进,在中国从古至今就带有一种凿空开拓的意味。张骞出使西域、玄奘西行取经,都是悲壮之举,交大西迁,自然也不容易,可这次的思想动员却顺利得超乎想象。

彭康到底说了什么,让教授们集体投了赞成票呢?回看这次会议记录,他只用寥寥数语就说清了中央的意图和决定:

“中央决定学校搬家,搬到西安。为什么采取这个方针?在中国,工业及高等学校的分布不合理,不合乎社会主义建设原则要求。广大西北西南地区高等学校很少,工业也是这样。这种不合理是与社会主义建设相矛盾的,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改变这种情况。这样布置,使得不合理的情况改变,并使西北、西南得到发展。”

这番话的千钧分量,别人可能不理解,但对这些工科教授来说,却是一点就透。教授们知道这件事有多重要:当时全国70%以上的重工业、轻工业仍然集中在东部沿海的狭长地带,只有30%零零散散地分布在内地,广大内陆地区的工业和铁路、公路交通设施,水平低下,与沿海差距惊人。

教授们也知道这件事有多紧迫:实现工业布局合理化,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任务。1955年3月“一五”计划审议通过,西安作为新的机械电力工业基地,即将进入规模空前的大建设时期。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项目中,布局在陕西的有24项,其中西安就有17项。

要想发展工业,自然少不了工科人才,但尴尬的是,整个西北只有一所设在咸阳的西北工学院,与国家发展的需要相去甚远。西迁是必要的,但为什么选中了交大呢?彭康在会上接着讲:

“这样的布置也有国防意义。现在是原子时代,上海又是这样大的城市。我们和平力量在壮大,但帝国主义也在积极准备战争,不得不做万ー打算。”尽管只是短短几句话,但大家心领神会。

在第一次“台海危机”中,上海多次遭到敌机轰炸。1950年2月6日,17架轰炸机在上海市区投下67枚炸弹,造成上海大面积停电、停水,很多教授都亲身经历过。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1954年9月到1955年5月,又发生了第二次“台海危机”。美蒋在1954年12月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搞得东南沿海局势相当紧张。直到1955年2月,解放军把国民党军队的残余力量逐出盘踞多年的大陈岛、一江山岛,浙江沿海岛屿才得以全部解放。

3月21日,伟人在1955年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开幕词中说:“帝国主义势力还是在包围着我们,我们必须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什么是突然事变?就是大战骤然爆发。

从1955年的角度看,国家面对战争进一步恶化的风险,不能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不能把宝贝摆在家门口,仅从战略纵深上讲,也必须开发西部。今天,陕西、四川、甘肃等地,都是我国的工业重地,底子就是那时开始打下的。

依据当年的判断,上海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内,要压缩人口、动员疏散,一些重要的工厂、学校最好外迁。当时,一批综合大学,如清华、浙大,已经改为专办工科。全国实力最强的三所工科大学是交通大学、清华大学和哈工大,其中交大教授最多,又在全国高校最集中的上海,被选中西迁,也在情理之中。

4月7日召开的这次校务委员会,虽然只是个“吹风会”,但大家都认识到,交大西迁是国家行为,与国家大局密切相关。教授们也是从国家民族的利益出发,打心底里拥护。

教务长陈大爕第一个发言,他表示,学校搬到西安,靠近工业基地,一定会有很大发展。动力工程系主任朱麟五补充说,去那里办学,对人才培养有利。电力工程系主任钟兆琳更建言道,越早越好,请校长早点去西安,把地方定下来,把基建搞好。至于哪些年级、专业先搬,现在就可以进行研究。与会的成员,包括年龄最长的陈石英副校长,都以简明干脆的话语,表达了对西迁的支持。

在给党中央提交的报告中,最终确定了交大西迁事宜:原计划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后三年新建的十七所高等学校,应将其中十四所改在内地新建,内迁的学校只限于四校(交通大学迁西安,山东大学?迁郑州,南京华东航空学院迁西北,上海医学院成立重庆分院),其余院校只作个别系科的调整。

该迁的迁、该建的建,各地马上行动起来。交大由于4月就得到了高教部的口头通知,更是行动迅速,正式通知下发时,连西安的新校址都选好了。

交大校长彭康与“五大教授”朱物华、程孝刚、钟兆琳、周志宏、朱麟五一起踏勘学校新址,最终选定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唐兴庆宫故址一带,图为教授们在麦浪起伏的黄土地上畅想未来。

1955年10月,新学校兴建全面展开,来自全国的八支建设队伍同时开始施工。在施工过程中,先期来到西安的师生员工们也踊跃参加建校劳动。

慷慨西行,顺利开学

在彭康的号召下,17位交大党委委员中有16位迁到西安,一大批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年富力强的学术骨干,义无反顾地成为黄土地的高教拓荒者。一些曾经提出过反对意见的人,包括报纸上提到的、反对声最大的沈三多教授,最后都去了西安。 思想交锋后,人们拥护迁校的态度不但趋于一致,而且还更加鲜明,甚至影响到了自己的家人。 高景孟一家,就是祖孙四代8口人一起登上西迁列车的。她和在机械系当教师的丈夫金精,带着3个孩子,扶着3位老人,其中最小的娃还不满周岁,最大的祖奶奶已经80多岁了。此去再无归途,当征求老人家意见时,祖奶奶说:“哪儿的黄土不埋人!一起去西安。”

2015年,从上海带来的只有手腕粗细的梧桐已是参天大树,西迁老教授漫步在梧桐道上。

西迁人不辱使命,仅毕业生就培养了28万多名,这些毕业生中的40%都留在了大西北,为西部发展贡献着智慧和力量。

事实证明,交大这棵大树不但没有“迁死”,而且枝繁叶茂,生机勃勃。从上世纪50年代的大西迁,到60、70年代的“三线”建设,再到改革开放后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一带一路”倡议,对今日中国来说,西迁一直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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