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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一大批海外留学儿女心潮澎湃,立志早日回国报效祖国,但是当时由于帝国主义封锁,回国的道路又是极其艰难。20世纪80年代初,上海市委统战部成立统战史料征集小组,征集了一批统战史料。今天,笔者选择其中两位留学生——高怡生、刘铸晋的回忆资料,来还原这段风雨回国路。
高怡生从报纸得知新中国成立
高怡生,曾担任上海市政协委员、中科院药物研究所名誉所长。当时,他受北平研究院派遣在英国牛津大学学习,在一起的同学有10多人。据他回忆,牛津城不大,同学相见的机会甚多,假日常相聚闲谈娱乐。从1948年下半年起,解放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席卷全中国,大家每天都可在英国《泰晤士报》上看到一些比较确凿的消息。对于全国解放,他是从《泰晤士报》上得知的。
“祖国解放后,我订了一份香港《大公报》,大家都来阅看,以了解国内情况。大家谈的都是祖国将来建设的前景,对共产党没有恶感,也没有一人想留在国外。后来,大家确都相继回国。这说明爱祖国,爱家乡,是中国留学生的特点。”高怡生说。
据高怡生回忆,他的导师庄长恭先生被邀请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他是在上海解放前几个月,坚决辞去台湾大学校长回到上海迎接解放的。中国科学院成立有机化学研究所后,所长庄长恭多次写信给高怡生,盼他及早回来。在国家和师长的热切盼望下,高怡生婉言谢绝了国外教授的挽留,于1950年10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刘铸晋的艰难回国路
刘铸晋,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研究员,曾担任过上海市第七、第八届人大代表,1979年,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1946年,抱着“科学救国”的想法,刘铸晋通过了国民党教育部主办的自费留学考试,到美国纽约州罗切斯特大学攻读有机化学博士学位。1949年年底,他从家人来信中获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新气象,也不断通过飞燕传书,传递到大洋彼岸。他回忆:
1951年秋季,我获得化学博士学位。之后,得到我家里转寄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归国留学生事务委员会颁发的欢迎我们回到新中国的证明书(英文译本)。于是,我在接受印第安纳州立大学化学系聘任为博士后研究员的同时,开始准备回国,打算在1952年秋季印州大学合同期满并积得回国路费之后,即回到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以偿自己多年来“科学救国”的夙愿。
1952年7月至9月,刘铸晋多次写信给俄亥俄州底特律移民分局,要求准许当年年底回国,但都没有被准许。9月18日,刘铸晋亲赴首都华盛顿美国移民总局进行面诉,也未果。为了生计,他只得接受印第安纳大学的续聘,并于1953年9月合同期满后,转移到纽约州约翰逊市通用苯胺公司偶氮分部任高级研究员。
刘铸晋的妻子黄润苏当时在国内,见丈夫回不了国,心急如焚,于1954年年初在上海向周恩来总理写了信,请求政府帮助,并向联合国呼吁解决刘铸晋返回祖国的问题。政务院办公厅复函表示会共同努力。事实上,当时,中国政府在1954年中美日内瓦谈判中,已把争取留美学生回国之事列为一项议程,并达成了协议。因此,1955年4月1日,刘铸晋终于收到布法罗移民分局通知,说禁止离开美国的命令已被撤销,并要求将离美日期、口岸和船(机航)班告知该分局。第二天,当地报纸也披露了美国国务院的申明,说已决定允许76名受过科技训练的中国留学生返回中国大陆。刘铸晋得到这一通知后,立即向工作单位辞职并开始办理回国手续,于1955年6月15日从旧金山启程回国,与他同行的中国留美学生共有20名。
“强大起来的祖国作为后盾”
1955年7月8日,经过20多天横跨大洋的航行,刘铸晋乘坐的 “克利夫兰总统”号终于抵达香港码头。船上当局让20位中国留学生换乘小船,并由港方派军警人员护送到九龙车站。几个小时后,又被护送上火车,直到罗湖桥边界。经双方进行交接后,刘铸晋终于回到阔别7年的祖国。他回忆:
我们到达深圳时,高教部派人热情接待,并陪同我们去广州,妥善安排了住宿和旅行问题。我在广州买好车票后,即回到上海与我的家人团聚,然后在7月下旬去北京高教部留学生招待所报到,参观学习一个多月,使我们对新中国欣欣向荣的面貌有了一个初步印象。
1955年9月,刘铸晋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之后一直到退休。相比刘铸晋,高怡生回国较早,但是他的感受也是一样:
1950年10月,我回到久别的药物所,最使我宽心之事,是所方为我安排了我和家属的住房,这是我解放前在上海多年无力解决的问题。以前我独身在沪工作,住在实验室旁的一间阳台边的小房间里,连电灯也没有,每天要自己买菜烧饭,以充三餐。这苦日子现在一去不复返了,深感到新社会的温暖。既无后顾之忧,乃全力想把工作搞好。
1955年国庆节,刘铸晋、高怡生和其他回国的留学生都应邀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他们感慨地说:“从海外争取回国的道路艰难曲折,使我们深深体会到个人的力量是十分有限的,只有依靠强大起来的祖国作为后盾,海外华侨的合法权益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