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三年，被困住的大学生们，“把握窗口期”成了普遍的心态

大学生，集体度过了一个“社会面消失”的春天。

“非必要”的活动在这个春天被大面积暂停，它们是洗澡、出门、线下上课，还有实习、考试、面试、实验……

不止这个春天，有人入学3年，一直被困在时断时续的网课里，好多同学的长相都快忘了；有人的实验、实习被迫终止，能不能顺利毕业都成了难题；有人无法入职签好的工作，有人为了出国读书，跑了大半个中国“追逐考场”；有人被封在了寝室，重点心愿成了吃饭、出门、努力让自己保持心理健康……

“没有去探索尝试的途径，对于整个大学生活都很失望。”一个女孩说。

新冠蔓延的3年，几乎重塑着这一代人对于大学的认知。

我们时常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大学生在呼救，于是寻找了全国各地近20位大学生。

这个春天的“最严封寝令”里，有个上海女孩写了4.6万字的封寝日记；在被疫情影响的校园里生活三年，有个男孩问“没有疫情的大学生活是什么样？”；在面对1076万的严峻就业形势和各公司减招，有个毕业生说“我要不回老家吧？我们刚入世时就不得不开始考虑退路，很无奈。”

给一切蒙上不确定阴影的疫情，正重塑着大学生们的世界观。

这远非一座城市里大学生的困境，而是一代人的大学生活。

当时代的混沌与大学的多元发生碰撞时，挥斥方遒的课堂、细密敏感的思维、浪漫想象的空间将如何被疫情重塑？新冠三年里，这一代人的大学发生了哪些改变？

封校、封寝、返乡

2022年4月底，长春。全城大学的“足不出寝”方案，已实行了50多天。

一所大学的宿舍楼里，走廊的楼梯口，两名学生志愿者坐着。

他们装束一致，穿防护服戴口罩，眼睛注视着电子屏幕中网课的内容，时不时瞟几眼走廊，空荡荡的，便又安心地把目光放在了屏幕上。他们也是被集中管理的在校生，一边执行学校的封寝条例，一边负责帮老师组织其他的同学。

从3月10日左右开始，长春市的大学就陆续下发通知，要求学生们“足不出寝”。

寝室门不可以随便打开。走廊里的视频监控开着，偶尔会有驻宿舍的辅导员到楼道里巡视。除了拿饭、放垃圾、上厕所、做核酸，学生要严格遵守“封寝”规定，以最大限度阻隔奥密克戎病毒的传播。

吉林大学的大四学生姚创，从未想过会这样度过大学的最后一段时间。

虽然从去年开始，长春每次出现疫情时，学校都会封闭一段时间，但也不过是封闭校区，大家还能在校园内活动。

到了这个学期，封校变成了封寝，气氛彻底紧张起来。两个月来，姚创除了室友，见到最多的人就是这些在走廊里的“大白”志愿者。

东北的大学里，多是公共洗漱厕所。每天的洗漱时间，姚创和其他同学都戴好口罩，在志愿者们的协调下，每6人一组，进入原本供18个人共同使用的洗漱区，剩下的同学在门口远距离排队。

“封闭久了，饮食、生活都很单调，许多人承受不住这种单调如一的节奏，看不到任何期待。”姚创说。

除了日复一日的单调，洗澡很快成了第一个难题。

吉林大学生陈沛只能到夜幕降临，用一条被单把阳台的窗户封上，打几盆热水，快速把身上打湿，用搓澡巾搓一遍，连沐浴露都不敢用。三月的东北朔风刺骨，她5分钟结束一次清洁。

4月初，无法洗澡的长春大学生陆续到微博上发声、求助。但即便如此，近2个月来，大家洗澡的次数普遍都不超过2次。

4月中旬开始，上海的大学校园也随着城市的静态管理，开始陆续封寝。

大四的李文俊，几乎把姚创一个月前开始过的日子，全部重过了一遍——毕业实验无法推进，生活更千疮百孔，洗澡要澡票、去超市靠抢号、理发、炸鸡汉堡都要预约。

学校面对1万多封寝学生，每天开放的570个超市名额，李文俊孜孜不倦地参与抢号。如果抢到号，就是全员出动超市“打劫”，搬3个大号行李箱，带着这些货物满载而归，李文俊感叹道，“又可以过一段好日子了！”

毕业论文已经不抱希望了，封寝耽误了毕业实验的进展，论文几次易稿，最后变成了写综述。“原本实验要做到4月才能收尾，后来封寝后，都实现不了。”李文俊说，现在自己每天搬运外国文献，每天翻译几篇文献，然后进行理解再书写。

封寝的时间，比想象的要更久。

到5月初，长春持续了近2个月的封寝后，各大学开始发布了大学生“应返尽返”的返乡通知，但各方在执行层面，几乎是以恐吓的方式来劝返大学生。

一位准备返乡的大学生告诉我们，社区说“你不要回来，回来就是14+7集中隔离，上万元隔离费”；学校说“你最好不要留下，即便情况好了也是长期封楼，餐食可能无着落，宿舍还要做环境消杀”。

而那些被同意接收的“幸运儿”，则面临着盲盒般的隔离环境、高昂的返家费用、复杂的中转线路……但相比之下政策临时加码带来的不确定性更令人受挫。有人住进“7+7”隔离酒店后被告知要多隔离7天，有人联系好了社区的接驳车被拦下原地隔离，有人听到好消息的第一反应不是欢欣鼓舞而是反复质疑“保真吗？是官方文件吗？明天不会改吗？”

在梦想和牵挂之间，大学生们从一种谨小慎微的生活，又过渡到了另一种谨小慎微的生活。

孤岛之上

2020后的大学生活和此前40年的完全不一样。

学校突然放假、提前返乡，几个学期网课，依赖互联网跟同学联系，线下的见面越来越少，还有消失的毕业仪式。

高珂从2021年到上海读大学，被困在时断时续的网课里，读了将近一个学年，还尚未正式地邀请父母朋友来参观“她的大学”，也没能走出围墙去别的大学多看看。

和同学去看电影、音乐节、演出、旅游……这些在她的大学生活里通通没有痕迹，她对大学失望、对这场疫情痛恨。

在封校前的一堂大课上，高珂碰到过一位很想认识的同学。“刚开始没好意思要联系方式，再开这门课已经是线上课了，这成了一场无疾而终的相遇。”

她怀念线下课，她喜欢那种“人与人互动、踏实的感觉”。

比高珂高两级的余伟，这半年来的表现是梦魇不断。

余伟又做梦了，这一次他梦到自己在家里，喊父母起床。室友叫醒他时，他睁开眼看到宿舍那几平方的天花板，失望再一次袭来。

他是一名痴迷于神经生物的大四学生，以前奇幻的梦境总是会冒出来：掉进地心或是在火星的外太空旅行，但封校后，总是反反复复梦魇，余伟梦到在监牢一样被束缚的环境或是被人陷害，梦到重读高中，梦到家里发生变故。

余伟猜测，或许是因为很长一段时间，情绪的出口都太窄。

对父母，报喜不报忧；对千里之外的朋友，怕增加负担、怕不能感同身受，毕竟在隔离期间温饱无忧已是一件莫大的幸事，饭菜单调一点、头发长长一点、学习计划被打乱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呢？用老师的话说“克服一下就好了”；那心理辅导呢，辅导是由院里的老师兼职。余伟有时想：在同样封闭的日子，老师的状况并不会比学生好多少，他们只是拿着一份薪水做必须要完成的工作。

包括余伟在内，很多同学都放弃了各种情绪的出口，任着生活肆意颠倒。

封闭的日子里，打扑克、搓麻将，以往的沉浸感和专注感消解在即时娱乐的阴影之下，他们称这为“合理的摆烂”，找不到意义感。

陈沛刚刚大二，正常的日子里，她早睡早起，按时去教室上早课，下午去图书馆看看书或准备自己的专业课。上半年宿舍四个人被关在一起，她每天将近八点起床，早饭也不吃了，下午一起睡大觉，晚上不困，追起综艺和电视剧来，除了课上学习到的知识，几乎没有自主学习的时间。

看累了就闭眼躺床上想事情，周围传来室友打游戏、打电话、追综艺的声音，陈沛盘算着怎么将学习计划重新提上日程，而不是天天混吃等死。后来，一切难以改变，她索性关闭以往细密敏感的反思通道，她说“我只想自己好好的”。

规律的校园生活遥远而奢侈。

“非必要不返校”的北京研二学生木木，她被困在老家。木木每天四点入睡，八点醒，躺在床上，木木翻来覆去地想：“今天、昨天、前天的时间到底去哪儿了？”

原本返校实习的计划，被辅导员告知“不是特别必要的”。论文被搁置了，读不进去书，写不出来编码。除吃饭、睡觉、运动外，整日无事可做。她期待两周一次的线上党团活动，因为要发言，这勉强算得上一件正事。

楼下是快乐的幼儿园小朋友在玩耍，远处是快乐的阿姨们在跳广场舞，父母在正常工作上班，只有木木自己，房门一关，像被世界遗忘了。手机是唯一与世界交流的渠道，有时候推荐的内容已经开始重复了，木木还在机械性地重复刷视频的动作。

转折的“自救”，是与外界建立联系开始的。

木木去考了驾照，在练车场，她和学员和教练拉家常，去热闹的夜市与广场，与所有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讲话。她本不是一个外向开朗的人，但觉得“这只是在寻找一些真实感，证明我还活着”。

在复旦的小鱼，今年大三。封寝期间，小鱼写了4.6万字的隔离日记《上海56天》，她记录新闻、疫情进展、市民互助的见闻、网课心得、同学间互动，她把56天都记录下来。

小鱼原本希望，上海的朋友们看到共同的经历，能得到一些宽慰；更希望通过记录寻找每天的时间坐标，不让自己成为封闭的孤岛。但日记能带来的力量，越来越弱。

“每天在经历肉体困境的时候，就很难去专心想更长远的事。比如我未来要做什么职业、有什么规划。”小鱼告诉我们， “如果你问我未来，可能我需要回到家人身边，住几天。到那个时候再聊一聊未来，讨论才是客观的，有意义的。”

封校不仅是生活半径缩减，上课场合搬到了线上这么简单，大学里，也不只有学分和文凭。

大学构筑的社会体，关乎一个人如何寻找志同道合朋友，如何去探索知识边界，如何抵达自己的人生理想。

而新冠蔓延的这三年，重塑着这一代人对于大学的认知。

毕业生的忧虑

疫情反复，最焦虑的是即将离开大学校园的毕业生。

数据显示，今年国内毕业生人数首破千万。出国、读研、工作，所有下一步的选择，都不可避免地重重遇阻。

过去一年，为了自己的留学计划，王永像牧民追逐水草般，在不同的城市间为了考场而迁徙。变化莫测的疫情，让这场迁徙变得困难重重。

去年8月，王永在学校所在地武汉，预约了GMAT（经企管理研究生入学考试），但考试最终因疫情取消，她匆忙前往长沙，一战失败；二战苏州，随后苏州也爆发了疫情，无奈之下她选择到上海实习，上海的考位稳定开放，她本希望一边实习一边考试。

当二月考完后她坐在上海街头放声大哭，感慨这一切太不容易了。而后，却被困在了上海。

疫情之下，很多毕业生的实习、考试、面试被学校定义为“非必要的”，某种程度也改写了众多毕业生的人生轨迹。

研二林夏的寝室里，所有人的计划都被迫打乱。很多人找工作，只能线上面试，很受影响。

林夏听同学说，3月初，长春有疫情，有人报考了浙江省的公务员选调生考试，但因为疫情不能到现场参加面试，面试并没有因此推迟，也没有安排线上面试，就被直接pass掉了。“你不来了，这种机会就没有了。”

有人去不了实习，只能选择延期毕业，为了保留一个应届生的身份，也为了一年1200元极低的租房成本；还有人即将签约成为老师，却因无法参加线下的终面，而被卡住……这些都并非孤例。

作为毕业生，姚创现在关心的，还不是未来，而是还没毕业的他，怎么就像已经被学校抛弃了？

为什么出门考教资要自费隔离？为什么学校疫情信息不公开透明？为什么选调因疫情不能到场会被取消资格？为什么低风险区不能返校？学生们纷纷在问，但质疑的声音得不到回复。

“就像是说家长决策一切，连知情权都不让知道，没有离校但是归属感就荡然无存了。”姚创说。

大学的边界，突然真的成了一个围城。想要出去的、想要进来的，都不能自己选择。

原计划3月底入职互联网公司的王硕，被困在了学校。他一边看着互联网裁员狂潮、上海疫情、2亿人自由就业、经济下行等外部世界的急速变化；一边在学校里在打游戏和做核酸之间，过循环的生活。

王硕也曾尝试主动储备一些入职技能，但静止的生活总能让焦虑有缝可钻，实在闷不住了，他约朋友到校园逛逛，但话题总不经意又回归到令人无力的“大环境”和“裁员”。

在去年秋招，王硕还觉得自己未来一片美好，能成就一番大事业。到现在，王硕开始仔细盘算后路：试用期不过就被裁是最坏的情况，但要是能工作满一年，被裁至少还有补偿，工作时间越长，找下家也会更顺利。因此，他盼望着能公司让他多“苟”一段时间，挣个首付，然后去二线或回老家，进个小厂，过起朝九晚五的幸福生活，“有孩子也好，没孩子也行”。

时代的旋涡下，象牙塔里曾教给这些学生多少理想化的“原则”，在急速变化的形势下，变成了他们的不解和困惑。

不少学校开始了5至8月的“百日就业冲刺”，更有高校院系在公共平台热烈邀请用人单位来院招聘，积极推介自家毕业生资源。

但在双减裁员、房地产暴雷、旅游业停摆的诸多现实面前，这些手段都显得杯水车薪，城镇调查失业率已连续走高。国家统计局5月16日所发布的数据显示，相较于全人群6.1%的失业率，16—24岁人口调查失业率高达18.2%，是前者的三倍。

应届生工作经验少、起薪高，即便上岗也面临着最先被裁员的风险。

还有一些毕业生刚签完三方协议便被公司毁约，在脉脉职言上，他们在名单中将失信的公司一一列出进行控诉，可这无法改变他们将错过春招和秋招机会的事实，一旦丧失了应届生身份的保护壳，等待他们的，将是与社招大军所进行的残酷竞争。

保守一代

给一切蒙上不确定阴影的疫情，也悄然重塑着大学生们的世界观。

年轻人炽热的试错念头远去，明哲保身求稳定，成了年轻一代的优先考量。

“毕业之后要不要回老家呢？”还有两年才硕士毕业的小李，在这两年时封时开的校园、时常出现的网课课堂上，无法控制地思考这个问题。

离家近、第一时间可以赶回父母身边、即使隔离期间也能工作，不用怕失业等等因素，都成了小李所列出的优点。

王硕说，他现在更关注工作的稳定，其次才是价值。

他甚至有点后悔当初没参加选调生的选拔，后悔没去找一个轻松稳定的工作，他感到遗憾，“也不是学历歧视，只是像我们这样的人也要担心工作的稳定性，刚入世时就不得不开始考虑退路，也挺无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