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个夏天结束了。南宁市气温尤热，蝉鸣不止。路上都是骑着电瓶车的人，男人踩着皮凉鞋，女人穿着防晒衣。
唐尚珺也是其中一员。高三毕业后，他游走在学校和社会之间，不间断地复读了13年。暑假挣钱，接着复读。
每到报名的时候，一种巨大的恐惧将他包裹着，似乎还停留在原地，走不出去。
今年，他被上海交通大学护理学院录取，这不是他的理想专业。他清楚自己在就业市场上的优势不大了，不可能像其他人一样去找工作。“人家未必要我，为什么不要更年轻一点的？”
他的母亲年过七十，能下地，能干活，每餐能喝一碗白酒。比起读大学，她更在意他是否成家。
“不值得啊。叫我重头再来，肯定不会这么搞。我应该去考研，或者先上一个大学出来。”他最后感慨。
【1】去不去上海交大
4年前的夏天，唐尚珺和女友去昆明旅游，在洱海边骑电瓶车。海风温柔，万物美好，催生了他们骑电动车去拉萨的想法。
他们买了辆电瓶车，从成都出发。早上七八点上路,夜里在旅馆休息、充电。他们不赶时间。经历了暴晒和风雨，他们到了拉萨，又继续骑到格尔木。去往当雄县路上，他们迷路了，空中飘着雨，车子在碎石路上颠簸，眼前一片黑寂，不见人烟，不闻人声。
8月的一天，唐尚珺在一家广西菜馆向九派新闻讲起这个故事。
他穿件白T恤，背个黑斜挎包，眉骨突出，声音温和而细小，学生样子。
自从纪录片走红，关于他的议论从线上蔓延至线下，甚至蔓延到深山里七十多岁的、不会说普通话的母亲身上。
母亲说，这个人说你怎么样，那个人说你怎么样，我都不知道你要怎么样。其他亲戚也有疑惑，怎么还不去读，这么好的学校，在搞什么。
读还是不读呢，他也在问自己。
今年他以597的分数被上海交通大学的护理学院录取，但更想读金融学或者农学。这两个喜好直指他对未来的打算——投资和养殖。在他看来，都是不需要给人打工的行业。
读不读上海交大取决于能不能换专业。“要去问一下。”他说。
30岁过后，他越发觉得没必要在大学里再浪费4年时间，读出来好像也没什么用。他清楚自己在就业市场上的优势不大，不可能像其他人一样去找工作。“人家未必要我，为什么不要更年轻一点的？”
过去，姐夫劝他考公务员，他不想。现在的问题不在于想不想，而在于能不能。再过两年，他将超过35岁的报考限制。
不读的念头甫一出现，很快就被他推翻。但他又告诉自己，再考一年，明年还可以更好。
他最初6年的高考情况分别是：2009年，专科；2010年，超三本线几十分，报了专科，后退学；2011年，上二本线，但是选不了好大学；2012年，本来可以选好点的二本，但志愿没有填好；2013年，第一次过了一本线，报了北京的大学没有被录取。2014年，他在镜头下查分数：563分。
“更好”的标准随着分数水涨船高，一开始想上三本，后来想上二本、一本，想去更好的大学和专业。最后，“更好”有了终极形态——清华。
【2】复读第13年
清华的概念来自上世纪90年代，村里出了一位清华学生，后来他当上官，造福一方。
唐尚珺小时候的概念里，好像就只有清华、北大两所学校。对他来说，清华是个抽象概念，代表“应该”“值得”和“美好”；同时，这也是个“努努力就能够得着”的具体目标。
从复读第4年起，他便上了一本，此后曾被西南政法大学、吉林大学、重庆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录取。近几年来，他在模拟考中能拿650分左右。他说，考上清华就能终结复读了，“比如我考上清华了，那我还考什么考。”
九派新闻提起2015年的高考，他考了587分。他下意识问，一本线是多少。对面的人搜索后告诉他，480分，“你超出一本线一百多分。”
“什么时候？”
“一五年啊，考上吉林大学那次啊。”
他愣了一下，随即发出沉闷的、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笑声，手里的茶杯在桌上敲了两下，“所以我复读那么多年，（分数）都是一样的吗？”——今年，他比一本线高出104分。
邻桌的音量盖过唐尚珺轻柔的声音。他们应该是附近的学生，七歪八邪地围成一桌，话题从河南老家到南宁美食再到学校老师，叽叽喳喳，生机勃勃。
这里是大学城，依托着广西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和广西财经大学等高校，暑假期间仍人流密集。近几年，不在学校的时候，唐尚珺就在广西大学附近租房，当家教。
地理意义上，他离大学的距离不到一公里。“这些年，一直在社会和学校间游走，就是这个状态。”
当家教，一天两小时，剩下的时间拿来复习。十三年的重复，让他对许多事情已经无感，倒计时牌一天天翻去的时候，他不感到紧迫；睡眠向来也正常，只在高考前的那一天，要到凌晨一点才睡着。
唯独在高考过后的报名时刻。每到这时，他都会被一种巨大的恐惧包裹着，“好像你还在这里走不出去。”
前一年，他考了591分，被录取到广西大学土木工程专业。他心有不甘，8月便去了平果市一家名叫“衡水阳明中学”的私立学校复读，他是冲着宣传的“衡水教育模式”去的。
由于成绩好，学校给他配备了单间。他到二三月份才住进学校，但也不听课，大部分时间在空教室自习。自从分数超过600，他很少听课了。
当被问到现在效率如何时，他想了想说，“我一天做一张试卷，那东西我本来就会，这个算是效率吗？”
【3】第一颗糖
唐尚珺的老家公安村位于防城港市上思县的边缘，附近就是连绵的十万大山。村庄与崇左市宁明县一河之隔，有时运营商也迷糊了，分明在这岸，行程卡上却有了“崇左市”的痕迹。
从公安村到上思县城，全长76公里。每户人家都存有面包车司机的电话。
每天清晨，司机从更深处的村庄开出来，到村口摁下喇叭。人们于是知道，车来了。面包车一路摇晃，两个半小时后达到县城。过去没修路时，需要三小时。
下雨时，路上人车稀少，两辆车相遇的时间要十分钟或更久，反倒是野狗们在路中央撒欢奔跑。
“我们家那里，就是太偏了。”他想要走出去。
村里同龄的孩子对学习没有兴趣。他堂哥的儿子跟他小学同班，上完初中就去打工了。可对唐尚珺来说，学习一度是他离开农村的捷径。
通过读书，他获得生活给他奖励的第一颗糖——小学毕业时，他以全乡第一的成绩考入县最好的上思二中，进了尖子班。他于是知道，“成绩好就能到外面更好的环境去。”
至于小学成绩不错的原因，唐尚珺将之归结于父亲。他曾是小学数学老师，虽不辅导儿子写作业，但作为个文化人，还是会在家写写字。当儿子的感受到了学习氛围。
在上思二中，他认识了何汉立，也就是纪录片《高十》的导演。
初中结束后，两人分道扬镳。何汉立二本毕业，后进入广西电视台做记者、编导，2013年底和他恢复联系，决心把老同学的经历拍成纪录片。
何汉立也是从山村考入县城，哥哥姐姐早早辍学，把上学机会留给他和弟弟。何汉立回忆，他们曾是初中最好的朋友，对宇宙的形成、人类的诞生充满好奇，经常到图书馆借课外书，找高年级同学探讨，周末去废弃工厂淘宝石，到森林公园看原始植被……
世界的参差向这两个农村来的娃娃露出牙齿。乡下小孩没学过英语，可县城里的同学直接就会one two three了。“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意思，他们已经会数数了。”
尽管如此，初一上学期的期末考试，唐尚珺还是考了班上第四名。他的目标是附近最好的钦州二中，但贪玩落下太多课程，数学学得好吃力，一张试卷写不了几道题，看都看不懂。
中考前几天的一个早上，他在食堂打饭时晕倒，医生说是神经衰弱。连续病了十天后，他错过中考。
事后回想起来，他总结，大概是压力太大导致的，“成绩又烂，又想去二中，就弄了个头晕的毛病。”
一直到2015年，他每年都会病一两次。生病时好难受，现实和梦境的边界消失了，“看东西都是虚的，好比我跟你在这里吃饭，都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何汉立的类似情况发生得更早。他刚到上思二中上初一，就曾经想过要自杀——拿着两块钱，想去买一瓶老鼠药，后来因为太害羞张不了口而打道回府。他将这理解为与阶层有关的不适应。“农村底层到一个新环境，不知道大世界还有各种复杂要面对，唯一的本能就是逃避。那是一种对未知、未来深深的恐惧。”
第二年，唐尚珺考上钦州二中。年级七八百人，有七八十人被录取。
【4】“高十”
如果把复读看作多米诺骨牌，第一张牌倒在他高中入学时的一天。
当晚，他在姐姐家吃过晚饭，到学校就迟到了。学生们自由选择座位，前排已被占满，他只能坐在后边。后排是“搞怪搞怪”（广西方言，形容人调皮捣蛋、不老实）的学生的天下。
刚经历了紧张的初三，他想放松一下，和后排同学们打成一片。语文课，老学究在台上讲课，他们拿校服当枕头趴在桌子上睡觉。
高三太遥远，远在天边，父母平时也不怎么过问学习上的事情。他就这样自在过着。
高一结束，想到接下来是拉开差距的一年，他在回家前买了套高二的教辅。书本放在家里，再也没翻开过。散漫的惯性就是这么大。
直到高考结束，姐姐查分后给父亲打去电话，“弟连个三本都没有上。”父亲看起来好失望。他恍然，他惭愧，几乎没有犹豫就去复读了。
钦州二中每年都有十几个复读班，一千多名复读生。他一进学校就知道楼上有一帮高四，不怎么下来，神龙见首不见尾。
在何汉立看来，唐尚珺有灵性，有悟性，很多东西一学就会。他们一起学吉他、学转球，何汉立学不下来，而唐尚珺却很快掌握了方法，“自学弹吉他，无师自通……一个篮球在他的手指上可以旋转半个小时”。
一年转瞬即逝。2010年，第二次高考，他考了405分，还是没过二本。家人劝他去读，他报了南宁一所大专，但没去。他不甘心，瞒着家人开始了又一年的复读。
在日记里，他把复读的原因归到家庭环境上：“我生长农家，三代为农，资质也不是很差，但家中没有读书氛围，又没人给你点拨一下，我什么都没有，后知后觉，很多事情明白的时候，已晚了。”
他甚至不知道该怎样学习，“都不知道怎样才可以，不知道要怎样才能努力。”
《高十》记录下他瞒着家人复读的细节——他把电话换成南宁的号码，放年货的超市袋子是不能要的，因为写着“钦州”，按照他对外的说法，他在南宁。
酒桌上，堂哥在酒桌上说起他去南宁打他三次电话都没回，“你以后当了县长啊，局长，也不能这么忘本，当县长我来找你喝酒，你也要开门的。”
在钦州复读的时候，他还被姐姐发现了。一个周末的早上，刚出校门，三姐看到他在路上走，打电话问他为什么来钦州。他只能临时想了借口，说是同学生病了，过来发募捐的传单。
头几年就是这么浑浑噩噩地过着，他对学习并不上心，但对未来感到乐观。他想当然地觉得，只要复读，第二年的成绩就会提高。成绩倒也的确在进步，但始终无法让自己满意。
【5】双面生活
2016年，他考了有史以来最好的成绩，621分，被中国政法大学录取，于是决定和家里坦白。
纪录片里，正吃着晚饭，唐尚珺把录取通知书递给母亲，母亲粗糙的手在通知书上摩挲，她不识字，但认出了儿子的照片。“瞒着我不怪你，我还是开开心心。”“专心读书，不要想到你爸，得这种病，生有时，死有命。”
这一年发生了件沉重的事——他的父亲查出肺癌晚期，医生说只有几个月时间。
父亲在病床上看到了儿子的通知书，也完全没有责怪，只是说：“精神值得敬佩，值得自豪，将来青出于蓝胜于蓝。”
故事到这里似乎有了个完满的结局。最后的字幕上打下：“9月4日，唐尚珺办完助学贷款，入学就读于中国政法大学，边学习边在餐厅兼职……”
现实里，他的确去了中国政法大学，但只是转了一圈，没有报到。
不去读的原因有三个，一来父亲患病需要用钱；二来看到平果三中的招生广告，600分以上复读奖励十万，第二年考上清华再奖励60万；第三点，当然还是清华。
他没想到的是，那一年顶峰过后，他再也没考过比这更好的分数。
也是这之后，他的复读生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他开始辗转于广西几个以奖金闻名的复读班：2016年、2017年在平果三中，2018年在柳铁一中，2019年到2021年在百色鸿顺中学。
今年考完试，唐尚珺回公安村住了几天。他们家是半山腰上的一座红砖瓦房，在周围的自建楼房里略显暗淡。家门正对着连绵的“十万大山”，一山背后更有一山，不见尽头。
母亲头发花白，光着脚在厨房煮糍粑。她年过七十，能下地，能干活，每餐能喝一碗白酒。
父亲过世后，家里的生活更安静了。闲下来时，母亲盯着唐尚珺买给她的视频播放器，粤剧咿咿呀呀，婉转延宕。中国戏曲就是这样，情节并不复杂，冲突也不剧烈，靠程式性的声腔和动作表现无限广播的情绪与时空。
母亲并不在乎他考了多少分，上的什么学校，“有什么用？”只求他赶紧成家、生子。
其他亲戚对学校也没有概念，他们提到2016年他考得前所未有的好，上了“北京政法大学”——其实是“中国政法大学”。
当被问到是否支持唐尚珺的选择的时候，家人们反应一致，“支持？没钱怎么支持。”
【6】对母亲有愧
这些年复读的费用，多是唐尚珺自己挣来、省下的。起初之所以向何汉立坦白复读的情况，一是觉得后者会帮他保密，二是，想找他借钱。大专“毕业”后的几年，家里不再给上学的生活费，他的衣服、被子，都是借钱买的。每次借钱都好难，有时厚着脸皮问几次才能借到。
为省钱，他像流浪汉一样蹲过桥头，露宿过南宁火车站广场，蚊子咬得全身痒，他又热又困，幻想“要是有张床有蚊帐，能睡个安稳觉多好啊”。
8年前，他还去过广东打工，先是在一家制作手机屏幕的工厂，检查流水线手机屏幕有无漏光。全封闭的车间，化学气味刺鼻，上岗前要全副武装，光穿一副就得十来分钟。
后来换到一家做游戏手柄的电子厂拉铲车。主管骂人难听得很，他忍了50多天，挣了5000块钱，然后下定决心能不进厂坚决不进厂。
2014年，纪录片开拍，他和何汉立商量等自己上大学再发布视频。可是一年又一年。何汉立的人生轰隆向前、结婚、生子、买房。自己的生活仍原地打转。汉立也等不了他上大学了，《高十》后来列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2016年第四批优秀国产纪录片展播名录 。
13年，一晃就过去了，每一年都想着是最后一年，但又再次迈入学校，“总觉得明年会更好”。
时间不可避免地在他身上留下痕迹。他觉得，从前的自己有个单纯的清华梦，为之努力，充满力量。“现在会想得比较多，好多东西要想，成家之类，不能这样子下去”。
他对母亲有愧。前几年，母亲帮哥哥带小孩。他说妈，过几年你就不用帮哥带了，就跟我生活在一起。
母亲后来提起此事，不是说跟你生活吗，现在你的家在哪里，你的房子在哪里？他回答不上来。
更重要的是，继续读下去的意义不大了。600分过后，想要涨分难上加难。
九派新闻问他，这么多年的复读，掌握了什么学习方法吗。“还有什么方法？”他回。
跟尖子班的学生有学到什么吗？“好像没学到什么，我们各干各的，很少会去交流学到什么。”他几乎不记笔记，只有一本错题本。
“不值得啊。叫我重头再来，肯定不会这么搞。我应该去考研，或者先上一个大学出来。”
说回四年前那场“骑驴进藏”的旅行。在电瓶车上的20天过去，唐尚珺有点乏了，他们想念起家乡顺滑爽口的的粉和饭。到了西宁，他们把电瓶车寄回广西，在西宁做坐火车回南宁，硬卧，36小时。算上前后的费用，“飞机都比这便宜。”
（何汉立、陈冬艳、谭红路对本文亦有贡献）
九派新闻覃钰钰 发自广西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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