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一生难忘的语文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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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老师樊阳，在一线从教30余年，

22岁，刚走上讲台，他就在思考，

“到底语文课，我们在教些什么？”

“为什么和数理化相比，

语文课让学生收获感最少？”

“一篇篇课文之间，为什么缺乏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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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阳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中学语文高级老师

教育部模范教师、上海教书育人楷模

1991年，樊阳改变了自己的课堂，

他成立语文小组，

带着孩子们学习课本之外的人文知识，

推行“整本书阅读”。

后来，他在上海成立人文公益讲坛，

以人文阅读和人文行走，

来对抗功利和焦虑的时代氛围，备受学生爱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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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阳同我们讲述他30年人文教育故事和教育理念

2022年初，一条邀请樊阳来做客，

我们还采访了他过去和现在的学生，

以及身边的同行者；他告诉我们：

“人文教育符合教育的本质，

一个人如果有人文学习的眼界，

课内成绩也绝对不会差。”

“其实我不在乎学生考了多少个四大名校，

他一定是要做一个好人。”

撰文：陈沁

周六，刚入夜，时钟走到6点，上海杨浦区靖宇南路一个老式小区，顶楼的一户人家，即将迎来二十余次推门声。时钟走掉半圈，所有人终于都找到位置坐好了。

沙发、板凳、椅子，不大的客厅塞得满满当当，几乎没有走动空间，连厨房门口，都坐着两个人。一面墙壁上，投影仪放着《诗经》选段，这一讲，樊阳想和孩子们讨论文学的两个核心主题：人所经受的社会现实，人自身的生命追求。

他把这些看似艰深、遥远的命题——在孩子们的意义上——落实在两个提问里，如果你是“周天子”，你通过《诗经》，能了解到怎样的社会民情？又有哪些诗句，击中你人性的最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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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人文阅读，樊阳带学生走出书斋进行教学

看似宏大的命题，变得具象了。想象自己是他者（周天子），从而走出自身，去观察更广阔的世情。在诗句中被击中、被感动、被震撼，则是要孩子们走回自身。

不久前，语文老师郭初阳也来此旁听，据他回忆，“从6点多到9点结束，两个多小时的时间，最后樊阳和学生们说，‘你们可以走了’，竟没有一个人动身。”

郭初阳也把这个讲坛现场，称之为“围绕一本书研讨的微型学习共同体”，这里的关键词，是“一本书”。同为语文老师，对“单篇课文”和“整本书阅读”的敏感是一致的，在樊阳看来，单篇课文的语文学习，并不利于孩子们对完整的人性的理解，而阅读整本书，才能让人真正建立起文明史观。

如今，整本书阅读，已经成为教育界的共识。但早在1991年，身在陕西的樊阳，就已在课后的语文学习小组，引导学生们进行整本书阅读。

当年，这个年仅22岁，初入教职的年轻语文老师意识到，“如果我的学生根本不喜欢读书，那我这个母语老师就是失败的。”

这个20㎡左右的客厅，在疫情后被重新启用，每到周六晚上，它变身樊阳的人文公益讲坛。客厅还有一个物什引人注目，在一个白板架子上，黏着一张中国地形图。

蔚蓝的海洋，彩色的国度，让人想起少年时代的地理课。在语文老师樊阳眼里，地图的意义不可小觑，人得有个“地球观”，思维才不会拘在方寸之地上。

樊阳是60后，从教已经30余年，至今也仍在一线教六年级的语文课。他的课堂以活跃出名，比如他会鼓励学生“插嘴”，鼓励学生做口述家史，讲到兴起时，会和学生们一起舞之蹈之。因为知识渊博、旁征博引，学生看他的眼神，甚至是有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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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坛助教老师万蓓蕾和樊阳在行读教学中

助教老师万蓓蕾，现在是人文公益讲坛的主要管理者。她最初来到樊阳人文公益讲坛，也是出于“自利”目的，她想“看看厉害的老师是怎么上课的”，有点“偷师学艺”的意思。旁听完“希伯来文明”的课程，却一发不可收拾。

现在，她在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高中部，任知识论课程的老师。“知识论”，听起来有点哲学意味，主要的内容，其实是引导学生，反思自己获得知识的路径和方法。万蓓蕾刚开始教这门课，关注点在知识，有时会忽略知识传达的对象——“学生，也就是人”。

樊阳的课堂，给当年作为新老师的她很多启发，成为樊阳人文公益讲坛的助教之后，她也会将从樊阳那里学来的方法，用到自己的教学上。

这个故事，简单说起来，是一个老师被另一个老师影响，从而改变了自己的课堂。至于“另一个老师”的课堂，则在31年前开始改变。

当语文老师樊阳，回忆起自己童年的语文课堂时，他最深的印象是：老套、无聊和压抑。

他1969年生在四川广元的一个厂矿里，父亲是上海人，因为支援三线建设迁至四川。1980年，樊阳随父母搬到陕西咸阳，这里刚成立了中国第一家彩电显像管总厂，他的父母调到这里工作。

中学时代，樊阳对语文课的记忆很模糊，除了中心思想、写作手法，笔记抄一抄，字词记一记，作为学生的樊阳始终也没能明白，语文课到底在学些什么、教些什么？

咸阳是秦川腹地，历史上“秦帝国”的都城，深厚的历史积淀，也同样感染了少年时代的樊阳，他迷恋上古典文化。那个时代，整个咸阳市区只有一个新华书店，他步行40分钟，只为去书店看看书。读书带给人的影响是显著的，那时他的兴趣在历史和地理，却一直也没有喜欢上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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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阳在大学宿舍（下排右一）

80年代中期，樊阳从咸阳市彩虹中学，以学校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四川大学。读中文系纯属意外，他当时最想读的，是考古或博物馆专业，回忆起来，他觉得当年的自己是“最不文艺的中文系学生”。

但80年代诗意和浪漫化的氛围，还是深刻地影响了他。他和同寝室的同学，一起练字、看先锋电影、秉烛夜谈，传阅在十八九岁少年郎们手中的，是《走向未来丛书》、《美的历程》、《西方哲学史》；年轻的大学教师，带学生们一起看川剧、参观先锋画展，甚至会邀请学生来家里一边喝咖啡，一边讨论巴黎的现当代文学。

大学时期，樊阳开始遍览群书，积淀人文素养。在西南地区最大的图书馆，读遍文科书架，从《诗经》到“古希腊悲剧”，从“中国禅诗”到“现代主义”。场景也在腾挪：成都望江楼的竹林、川陕蜀道的列车，教学楼和宿舍顶楼大露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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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中的少年樊阳

少年人满心热忱，被自由和智识上的喜悦所包裹，想要投身更广阔的世界。1991年，樊阳从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被分配回咸阳母校任教，成为一个初中语文老师。

“失落很大”，因为经历了“黄金时代”的启蒙，他目睹当时的语文课堂，却仍旧如一滩死水。“单篇选文”，语文教学的内容缺乏关联性；脱离生活实践、照本宣科式的教法；语文似乎让学生收获最少，“有的只是寻找唯一答案的头脑，和歌颂抒情无病呻吟为美的文字”。

在教学上，其他老师给他的建议是，“你上到讲台，一定要镇住，不要给他们笑脸。”很多老师厌恶学生插嘴，但樊阳觉得，学生们插嘴也挺好的，“他们其实是进入到你课堂讨论的问题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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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小组曾经的上课地点陕西渭河滩

1991年，语文老师樊阳，决定改变自己的课堂。在单篇的课文之外，带着学生一起读整本书，重现自己大学时，自由讨论的学习氛围。

这年11月，他成立了自己的语文小组，一周两三次，和学生一起讨论课本中没有涉及的阅读内容。

起初，樊阳是发现学生欠缺什么，就补充什么，讲古希腊文化、诺贝尔文学奖、现代主义，随着自己任教高中，他开始有意识地去搭建文学和历史的脉络。很多年后，一些当年的学生辗转找到他，说已经不记得班主任是谁了，但还记得自己当年的语文老师。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武利庆，也是当年语文小组的成员，在这个典型的理科生眼里，语文课一度是“鸡肋”一般的存在。在遇到樊阳之前，他最怕语文老师问，“请给课文分下段”、“请总结一下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

但在樊阳的语文小组，语文不再是传统课堂上那个内容僵化、思维固化的“语文”，而是和地理、历史、哲学各种学科都有所勾连的人文课。

武利庆回忆，虽然后来一直从事科研，但因为语文小组的阅读训练，让他在“理学研究苦思无得时，就会习惯性地拿起文学作品，从中汲取能量。”

1995年，樊阳调到上海，教六年级和初一。巨大的生活压力，让他的语文小组中断了两年。不久后，他生了一场大病。病愈之际，他反思，自己是不是还要继续做语文老师？如果做语文老师，这件事情的意义是什么？

他意识到，作为一个语文老师，最让他感到价值的，还是自己的语文小组。于是，樊阳决定重启语文小组，并将之命名成“樊阳人文公益讲坛”。

那时，樊阳在上海没有房子，住集体宿舍也不方便，在学生的建议下，他把讲坛场地，设在复旦大学曦园，一个僻静的小花园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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曦园岁月，樊阳和学生在复旦大学草坪合影

每到周六下午3点，学生们在草坪上集合，一起谈古论今。“曦园岁月”持续了一年后，樊阳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他把讲坛搬进自己家中的客厅，因为还未结婚，学生们把那个时代，称为“等待太太的客厅”。

在樊阳人文公益讲坛，学习从文明的源头开始。《诗经》一直是重头戏，其中，《大雅》中反映周部族历史的一系列篇章，类似民族史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古代西方，比如古希腊最伟大的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讲到这里，樊阳会着重对举，比如两个民族，为何会用不同的态度对待战争？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是这样？

《诗经》之外，中国古典这块，从“屈原到韩非的死”，讲到竹林七贤；从盛唐的边塞大漠、山水田园，讲到但丁的《神曲》；从“故园无此声”的清诗文，讲到普希金和托尔斯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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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阳带学生走进鲁迅故居

网络时代兴起后，虚拟世界对学生的影响越来越大，樊阳也在思考，用什么样的方式，能让学生不要脱离生活实践。后来，他决定带学生走出书斋，开启了他的“人文行走”。

起初，是从和课本联系最紧密的文本开始。上海虹口是鲁迅最后10年生活的地方，每到教授鲁迅课程，樊阳就会带学生去鲁迅故居走一走。2009年底，他尝试第一次带学生走出上海，去绍兴做课程。

逐渐，讲坛形成定期的行走规划，每个月至少一次上海及周边的课程，高铁一小时左右。行走版图也慢慢扩大，从2009年到现在，已经走过25个省，近200个城市，上千名学生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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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阳带学生行走东北

所有行走的地点，都和书本的知识相关。比如读宋文学，寒假就走一趟杭州；念到《论语》，必去一次上海文庙。每逢寒暑假，会展开大型外地人文行走。

学生一提到杜甫，脑海中浮现的都是“忧国忧民、穷愁潦倒的形象”，但这一形象，总归有失全面。有一年，樊阳带学生们去到杜甫的出生地河南，在一个窑洞门前，一棵后世补种的枣树下，他和学生们一起朗诵“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孩子们特别惊喜，“原来少年杜甫和他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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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诞生地行走

2017年的暑假，“寻找西夏丝路探秘”行走，从宁夏银川到敦煌，樊阳和学生一路探讨西夏文明消亡史，在西夏历史研究所，听了一场讲座讨论之后，副所长彭向前看到樊阳的学生，有如此广阔的人文知识面，甚至说“你们将来考我的研究生，我肯定收你们”。

樊阳觉得，正是因为孩子们长期的“人文行走”，才让他们具备书斋里做学问的人所没有的体验，这也是他在语文教学上，特别重视的部分：知识和生活之间，必须建立联系。而断裂于生活的知识，只会沦为一堆应试的材料。

其实，樊阳的人文公益讲坛，说起来，是一件很朴素的事。一个一线语文老师，在课余公益地带领学生们读书、行走，如果有教育理念这回事，他觉得就是“行”与“读”，“读书其实也是一种‘行走’，你在读的时候，思维也在走。”

语文老师樊阳，感受到时代一直在变化。

以往，人们对老师有一种天然的崇敬，这是文化传统延续下来的，所谓“天地君亲师”。老师虽然清贫，却值得信任。

当整个世界进入新世纪，大家的确更重视教育了，但重视的通常只是表象上的结果：成绩。有的老师似乎也渐渐不再以“育人”为己任，成为了“育分之人”。

互联网时代，生活愈加虚拟化，人的精神世界被肢解，阅读变得碎片了。信息的吸收，有“关键词”，甚至“五分钟教你读一本书”，对效率的推崇，让沉浸在整本书阅读的人越来越少。

樊阳觉得，应试的氛围不仅对当代学生，也对成年人带来负面影响。他“反对用传统的分数论来画一条线”，所以，只要热爱阅读的上海中学生，都可以报名参加人文公益讲坛。热爱阅读推广和行读课程，愿意参加公益教育的全国教师，都可以加入人文讲坛教师共同体。

当然，在讲坛的学习，也有自然淘汰机制，无法坚持的学生，会自然而然离开。与此相对，也有非常珍惜的孩子。

初三学生顾子衿，在读六年级时，“破格”加入人文公益讲坛（注：讲坛学生招收年级为初一到高二）。她第一次见到樊阳，是在一列高铁上，她和樊阳聊起《三国演义》的情节，被老师渊博的知识储备量吸引。

在此之前，她没有见过像樊阳这样，“真的可以和学生打成一片”的老师。学生可以和老师意见相左，可以畅所欲言，可以跳出“标准答案”来思考，对她而言，在讲坛最深的感受，是“知识的自由”。

这种自由在樊阳身上，有更多的印证。虽然持续30年，在体制内做一线语文老师，他对学生的评价，并不被所谓的成功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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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阳带学生行走在苏州河畔

“我其实并不在乎他们考了多少个四大名校，我很自豪的是，我的学生有头脑、会思考，无论做什么，都有创意、有表达的勇气，他们不甘于沉沦。”

2005届，他特别引以为豪的学生，一个“有点像应试教育里的丑小鸭”的孩子。“她当年上初中的时候，数学考试老是不及格，应试的压力太大了，总会胃疼、头疼，后来我带他们一起读《小王子》。虽然后来没有考上特别好的学校，但她热爱上读书和教育，现在是一个幼师，我觉得她的生活非常充实、有意义，所以为什么一定要读什么北大、清华呢？”

现在，讲坛近一半的助教老师，都是当年在讲坛学习过的学生。除了语文老师之外，也有生物、地理、历史各种学科。他们曾在这里被人文教育所滋养，然后再回来，去滋养更多人。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樊阳不被理解，会有家长找到他，“我的孩子语文学习不好，希望你可以收留他”，樊阳会解释，“我们这里不是补习班，立意不在分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