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留守儿童」成为年轻一代务工者，自己「辛苦一点也要带孩子出去」

最近，「相对论」节目组在劳务输出大县贵州三都遇到了很多务工者。其中一个是一定要把孩子带出去的潘金杯。小时候的潘金杯，是典型的留守儿童。现在，留守儿童做了妈妈，她想改变。

很多人讨论：如何看待这代人的判断与选择？

想起我一个表姨的故事。大概是10年前吧，她在体制内，留在湖北当地工作；为了让女儿受到更好的教育，把女儿送到了上海一个朋友家借读；她的老公原本和她一个单位，后来下海经商，在深圳工作。

于是，一家在“三地”，互相靠电话沟通，有点现在的“周末夫妻”或者“周末父女”的味道。

这大概是一个“基于孩子利益”的很无奈的选择吧：

想让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在上海上那个班这个班，也不受到朋友的白眼儿，那大概还是要有蛮大的支出。所以，老公得赚钱。

做生意哪有一本万利。所以，自己的工作也不敢轻易丢掉。毕竟，体制内相对稳定，她大概也有自己的职业理想，调动到上海难度系数太大，所以自己一个人在老家工作。

想孩子想的紧，也只能打个电话互相问候一声，表姨有很多心酸。我想，她女儿应该也遗憾吧。平时有个头疼脑热，妈妈爸爸都不在自己身边。

留守的主要困局：财力与亲子关系之困

表姨至少还是家里条件还可以，为了下一代而作出的“主动选择”。而更多的“新一代留守儿童父母”作出选择则面临更多的困境。

但是，我觉得所有的“要不要带孩子在身边”都指向了相同的主要的矛盾：财力与亲子关系的矛盾。

想陪伴孩子，有没有足够的钱去满足生存需要或者进一步的需求？不陪伴孩子，孩子会不会缺乏父母的温暖？父母心理是不是过得去？

“新一代留守儿童父母”做出的选择是基于这样的主要逻辑——我自己曾是“留守儿童”，我很不开心，所以我希望孩子不要经历这样的痛苦。

再就是，带孩子出去的那些父母，孩子还是相对受到了比在村里留守更好的教育。他们在见识等方面也相对更不一样。

比如，我曾经留意一个“青年学子计划”，举办者为留守孩子量身定做了很多课程。孩子们去大自然辨别风口、打绳扣，去聆听中科院院士们的讲座，走上街头和陌生人说话玩“大冒险”……

后来，这个计划遇到了很多困难，很多孩子因为现实原因并没有参加到最后。但是，10年后对这些参加青年学子计划的孩子进行追踪，他们中的很多人确实是有了长足的进步。有些孩子。李小溪（化名）兜兜转转经历了复读，考上了211大学。

又比如，我也曾经在另一篇文章中看到，有“新一代留守儿童父母”宁肯花费不菲带孩子去迪士尼玩耍，让他们长长见识。毕竟，有条件的情况下，大城市的文化娱乐设施也会给孩子们的童年不同的体验。

即使把孩子带在身边，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

比如，孩子的落户求学。

就像我的表姨家的女儿，她虽然在上海读书，接受的是一系列“魔都式教育”，比如比较偏重英语的学习、注意琴棋书画综合素质的培养……

但高考时，她还是不得不回到湖北，接受当时湖北的一系列评价体系。总体而言，她见识更多，综合素质更高。但是，在不同的评价体系下，有不同的学习方式和学习要求，她可能就比较吃亏。

而这些城市务工人员的子女也是如此，他们可能在城市就读，不得不上的是菜场小学或者农民工子弟小学。

等到他们到了快要高考的时候，他们又不得不返回原籍参加高考。两地高考考试内容和侧重上，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的。

又比如，和其他孩子对比的心理落差。

还记得电视剧《小舍得》里的那个女孩米桃吗？她也是城市务工人员的子弟。她很有天分，和其他孩子家在一个班上读书。

但是，别人能够上的培训班，她未必能够上得起。甚至，她还要忍受那是经济比较富裕的孩子的“霸凌”。

还有，低龄儿童的照顾问题。

还记得那个全网热议的快递小哥带女儿送快递吗？

低幼宝宝的城市务农人员，父母往往会面临这样的困局——如果带孩子到城市里，孩子没有人照顾，有没有合适价位的托育机构。所以，要么是妈妈不工作在家带娃，要么就是参加一些相对时间比较弹性的工作。

最后，说说解决方案。

那只能是一代代人的努力和托育机构的完善、教育资源的均衡化等了。具体，我们可以在《乡土中国》可以依稀看到。

很多人说，务工人员平时工作很累，所以自我提升缓慢，收入也不可能很高，形成了恶性循环。

怎么说呢，确实如此，但不通过一代代的努力，又怎么会发生变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