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会读书不知如何交朋友，宿舍生活面对纠纷束手无策，恐惧研讨型课程、开放性作业……如今的大学校园里，一些年轻人依然在读“高四”。
高中时他们因被屏蔽于学习真空中，而鲜少有社会化成长的机会；当高考过后，身处大学这片本该尽情放飞的天空之际，却迟迟不敢离巢展翅。记者走访学生、教育专家和心理学者，探究这一现象。
大一学生江澄
“突然发现自己孤立无援”
读大学快半年了，本市东部一所高校中文系一年级学生江澄（化名）才觉得自己稍微摸到一点大学的门，现在正处于战战兢兢的推门阶段，还没真正“进校”。
“第一学期开学时，最初的新奇过去后突然发现自己孤立无援。”小江来自北方，从小学习优秀的他听从父母意见将高考目标锁定“上”字头高校，该校每年只在他们那里招5人左右。
“整个高中，我、爸爸妈妈、老师的目标是一致的，瞄准高考成功。”小江说，虽然学习压力很大，每天从7点的早自习学到次日凌晨1点上床，卷子做到麻木，但自己只要负责做好功课就行。家里对他的要求是心无旁骛，早上起来床都不用铺。而到校后，做什么题、去哪间教室、补哪个短板，都由老师安排好。自己已经习惯了执行，执行就是胜利，最后也终于如愿。
然而进入大学后，他发现这个已经习以为常的“铁三角”散了，三者目标不一致了——老师不会管自己学得怎么样，除非自己追着问，部分通识类和专业基础课程需要提前线上学习，然后面对线下课中老师的咄咄提问。自己不再是被追着喂的那个。爸爸妈妈远在千里之外，对当代大学知之甚少，鞭长莫及，更重要的是，两人憋了几年的旅游需求爆发，几个月里玩了三省四市。
“被抛弃”的小江每天认真上课、努力预习复习完成作业，上学期期中成绩排名班级中后，他内心满是惶恐，那应该怎么学？
同宿舍的同学早早定下考研目标，桌前10厘米厚的词汇书和配套练习每天都仿佛在追问他：“你的目标是什么？考研、出国还是就业？就业的话哪个方向？出国、考研的话跨不跨专业？”这些自己都没想过，临时抱佛脚想却千头万绪、毫无主意，于是自责。
选课、选社团、选讲座……突然意识到自己不再是“被教”的那个，而是“该学”的那个。手里握着这个巨大资源库的钥匙，他有了学习自由、学习权利、学习选择，却不知怎么选，每一次选择都很重要，但是没人替他负责了。
“身边有的同学已经通过主动找老师牵线进入本科生研究项目，我还没摸到门径。”小江说，突然不会当学生了，那前十几年的拼搏又算什么呢？爸爸给他分析这叫路径依赖，其他人可以适应，为什么他不可以？
“因为我不会无师自通。”小江说，以前看过一个视频，一位“虎爸”介绍自己孩子考上清华大学的成功经验，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尽量不社交，不为外物打扰。一次班级集体校外活动，他开车送孩子到举行活动的楼下，让后者上楼点个卯立刻就下来，还吹嘘“后来他还不是大二就把女朋友带回家了”，以证决策英明，一点不耽误。现在回想起来，怎么可能！江澄嗤之以鼻。
转机从他连校园卡带手机都丢了的那一刻开始。小江记得那天是周五，辅导员秦老师带着他，就像大鸭带着小鸭一样跑遍了财务室、教务处、派出所，发现他情绪异常后开启了一场2小时的深谈。
秦老师告诉小江，每个人的成长阶段不一样，专注自己，专注做事，只要方向正确，每一步都是进步。
“以前看到这种‘鸡汤’句子，我都觉得就是说说而已，但那天听到，好像一下子被击中了，也许这正是长久以来我需要的。”他笑着说，不知道这算不算醍醐灌顶。
除了“鸡汤”，秦老师还给了他具体的建议。比如每天给自己在学业和生活中各定一个小目标，哪怕多写了一篇读书笔记、刷了双鞋都可以。比如做二选一时，静下心来列出自己的优势和劣势，两相比对，但最后要加上自己的“偏心”分，因为心里真正想做的、想要的，才能带来获得感，才有动力去拼、去坚持。
从那以后，每天从完成小目标中感受着快乐的小江，开始勇敢面对一项项自己曾逃避的问题。几天前他第一次有了“吃饭搭子”——上公共课认识的机械自动化专业“牛人”，他俩的共同爱好是吃第四食堂的新疆炒米粉。一起吃米粉时聊得多了，小江开始思考，辅修一个理工科作为第二专业是否有可行性。那样做对就业估计没啥帮助，但大学不就该探索各种无用而有趣的未知吗？这是他当下对大学、对生活的新定义。
大三学生林小湖
“夹在学习倦怠与绩点焦虑之间”
“只差一点，我就当了逃兵。”环境工程学院大三学生林小湖（化名）刚刚拿到校二等奖学金3000元，然而在大一进校时，她却是个学习困难户。
“看到有人说，进了大学，灵魂却留在高三，我不一样，我的灵魂留在‘后高三’。”小林说，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还是运转的“刷题机器”，后者进入“自动保养期”——刷够了，学够了。带着这份不知道向谁发火的愤懑和有意无意的放纵，小林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涯。
“一进校就被‘吓’住，学习压力丝毫不比高三小，绩点是很重要的评价排名指标，而排名背后是奖学金、保研以及其他资源的分配。”小林想好好学，却发现自己不知道怎么学。
以专业基础课有机化学为例，授课老师在绪论部分就列出了长长的书单。理工科要看那么多参考书？小林不理解，更不知道怎么完成。高三时她的时间是以卷子为单位来分割的，如今更多时间交给她自由分配，茫然无从下手。
对小林来说，学习本身就是与娱乐相对的一种“吃苦”，面对高考时她心里有个倒计时，考上就好了，全力冲刺，很快不用“吃苦”。现在发现，冲刺后还没到终点线，还要继续跑。
“整个人就夹在学习倦怠与绩点焦虑之间，充满负疚感，就是动不了。”小林说，每次下定决心好好学习前，总有诱惑在前，比如看一期搞笑视频，帮室友去南门最远的点取快递。
排遣负疚感的途径是吃美食。在宿舍一边吃桥头排骨一边看搞笑视频那几分钟里脑袋放空，才不会被负疚感和对未来的恐惧追上。就这样，半年里重了6公斤。小林说，那是对失败的具象化。而这一切，也令她与妈妈吵了很多次，妈妈大声问：“你到底怎么了？”
“当时我也很伤心，同时好像又很冷静。第一次有了退学或者休学的念头。”小林说。那一刻感受到人生的谷底。
触底反弹是从一个偶然发现的小东西开始的。她发现同学在用“手机定时盒”，一旦锁定设好时间，手机只能接听电话用，时间到了才能解锁。有外力辅助，是不是能帮自己管住自己？
小林开始尝试用它来管理时间，因为在设定时间内既无法看视频也无法点外卖，她“被迫”看书、学习，一遍看不进，看第二遍，反正已经没有逃避的地方。
一开始小林设定的手机隔离时间是30分钟，慢慢地，45分钟，60分钟，150分钟，一个微小的“外援”撬动着小林对学习的专注力和主动性。“其实是我自己不想继续这样下去了。”她说，如果说这是根“救命稻草”，那么把她拉上来的是自己。
如今，林小湖依然每天为绩点而焦虑。那6公斤体重，并没有减下去，但对她来说，已经是长大的证明。
[专家说法]
为孩子开一扇怎样的窗
由于对中学生的社会化素养培育有所缺欠，在一些学生身上出现了极端的情况——考入高校后不知如何适应与高中截然不同的大学生活，在学习节奏掌握、社交活动参与等各类选择与实践中茫然失措。有学生形容自己虽然身在大学校园，却仿佛被“困在高三”。针对这一情况，教育专家和心理学者有话要说。
新高考改革，对“包得多”有所缓解
陆磐良（上海市特级校长、上海市复兴高级中学校长）
不可否认的是，如今无论在基础教育领域，还是在家庭中，管得比较多、“包”得比较多，学生一旦进入大学这个相对宽松的新环境，确实可能像风筝一样放飞。
你提到的这个问题，主要在2014年以前，我记得大家会讨论，但是到2014年以后，上海市教委启动了新高考改革，从本市这个范畴来说，上海学生这种情况越来越少了。
这是因为上海的新高考改革有几个指向。其中之一是给予学生更多选择。在高考自选的3个科目上，上海采用的是“6选3”，在6门高中课程中选3科作为考试科目；率先实行英语一年两次考试。上海的新高考改革通过学生的选课，给学生一定的自由度，通过课程改革增加学生的学习自主性，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包得多”有所缓解。
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指向是，各个高中都开始实行生涯规划教育。例如，推出生涯体验校本课程，提升学生生涯认知、激励生涯探索、助力生涯决策；同时在实践课程和心理学指导过程中，帮助学生认识自己的优势潜能领域与专业发展志趣。
掌握一定的生涯发展知识与技能，并不仅仅为了选科目、选专业，更是助其提升认识自我的反思力，提高分析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的判断力，形成为适应未来社会要求而不断提升自己的行动力。因此上海的高中学生在选课时就已定好目标——在大学里将学什么专业，并且这个专业未来对自己的职业影响有多大。
值得一提的是，现在大学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也在积极采取措施改善这个问题。现在有很多大学都主动和中学联系，探索大学高中贯通式人才培养新模式。例如复旦大学面向全市高中生开设先修课程，中学生可以利用课余时间，真切感受大学学习氛围和要求；还有不少大学老师会走进中学为学生介绍大学生活。这件事是中学和大学双向来做的，这也是深度育人的一根“交接棒”。
个人成长是整体的连续的
吴国宏（复旦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心理学博士）
对大学生活适应不良的学生，我看到过不少，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成绩很好的学生，个人卫生习惯极差，内勤方面基本不作为，寝室其他同学甚至难以涉足、集体“抗议”，最终是以她妈妈每月打一次“飞的”来校帮忙打扫归置解决的。
有些学生看病，需要校医院转诊到校外医院，诊疗费则可以在规定期间按照手续予以报销，可是有人却摊手不会，需要家长穿越全城赶来帮忙报销。
学生平时试卷上的题目，答案是特定的、有限的，心理学上，我们称之为“定义良好”的问题。但如何适应大学生活，取得现实方面的适应与成功，却是一个结构定义差的问题，没有清晰的解题路径，也没有限定的解。
传统的学业智力（以智商IQ作为标定）在现实生活方面的解释力日显薄弱，越来越多的心理学研究者意识到，需要扩大智力的外延，将“聪明”的实质指向现实生活，在20世纪末先后提出了情绪智力、多元智力以及成功智力的概念，只有适应生存，在现实中取得成功，才是有智慧的真正表现。
以成功智力为例，即使对于成长中的青少年来说，也显得非常重要。它涵盖分析性智力、创造性智力和实践性智力三个方面。其中分析性智力是对包括学业在内的生活中各种事物的分析，不仅是解题思路，哪怕做一顿饭前对餐食的营养配比、成本计算、口味参差甚至色彩搭配等完成决策也需要用到。创造性智力指的是逆行于众人、产生新思想的能力。而创造性地产生新想法，经分析性智力产生相应的策略、路径和步骤，最终还需要实践性智力来加以操作和实现。这三者相互配合，共同应用于现实生活中。学业的完成和进阶，同样有赖于此，缺一不可。
我们可以根据学生的年龄将学段分为小学、中学、大学等，但个人的成长却是整体、连续的。如果一厢情愿地以为在儿童青少年时期只需全力以赴地发展认知，情绪、社会性方面以及人格的发展留待未来，那就从根本上违背了发展连续性和整体性的常识，这样教育的后果只能是现实中我们不断看到的“高分低能”，不会交往、不懂生活的不健全者。成功智力的培养也是长期、连续、全面的，渗透在儿童青少年成长的方方面面，不会因为进了大学就突然觉醒。哪怕学业是主要方面，也应给其他各方面的成长留下空间。
此外，发展的内在动机对于青少年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重要议题。“我”是不是自己的主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主宰自己的生活不仅关乎他们的心理健康，更是直接与人生目标的确认和生命意义的探索有关。如果狭隘地强调学业的唯一性，就只能让学业排位靠前的学生仅通过学业产生效能感，而事实上，从骑车、乘车上学，对自己生活的照料，到帮助家长完成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和人进行有效沟通，现实中完成各种各样的生存任务都会有效地促进他们的自我效能，让学生觉得自己是有用之人。效能感是通过自身努力完成目标、实现自我价值后的正向体悟。仅仅通过做对一道题带来效能感，显然不够。
生活中大小事带来效能感的累积，促进青少年在实践中锻炼能力，在情绪管理、自我经营、社会生活中更加积极，形成正循环。反之则可能导致学习失能甚至出现严重心理问题。
从大环境来说，需要教育管理部门和学校进一步按照青少年成长规律，给学生提供更多机会让学生动手实践，待人接物，在实践中了解自己、了解社会。
在家庭中，家长应成为更好的榜样，并为孩子提供良好的微观环境。学习再忙，自己的穿戴选择、书包文具，尤其是写字台的整理都应让其亲力亲为，并鼓励其参与家务分内事。在上下学接送问题上，适当放手。我曾开玩笑说过，哪天上下班高峰不叠加接送孩子的车流，就说明现在的学生自主性培养没问题了。
就学生个体而言，还需在理念上突破窠臼——学业与个人成长并非矛盾的关系，是可以统一同步提升的。学业发展是人生发展的一部分，都需要在可持续的轨道上前行。
要为成长提供长久强大的内驱力
顾晓英（教育部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上海大学]负责人，上海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主持人）
其实极端情况是鲜见的，我注意到的是从中泛化而来的对教育理念的不适应，长此以往，将影响其在大学阶段形成学习内驱力。
课程有三个维度的目标：价值引领、能力培养、知识传授。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有的同学认为知识点才是“干货”，不仅在学习过程中忽略对前两者的参与，而且在评价教师的过程中，以“干货不多”为理由给出偏颇的分数。有的大学老师一则对课程目标的另外两个维度理解和认同不足，二则迎合学生，大讲“干货”。如此相互促“退”，大学教育的坐标轴就偏了。我认为这是更严重的问题所在。
在我们的“大国方略”系列课程中，经常说到的一句话是“知识是垫脚石”，智慧是道，放在其他专业课程中也是如此。这并非贬损知识，而是强调，老师该是提灯的人，开窗的人，在知识传授同时，助力学生能力提升，加速其政治成长，引领其学业成长，认知“国家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能够为国家做什么”，才能获得长久强大的内驱力，以主动修为和自身习得的确定，面对这个不确定的时代。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大学、中学衔接确实非常重要。发生过这样的情况：有的东西大学老师觉得中学老师会教，中学老师觉得大学老师会教……我认为，两个学段之间的联系应该更为紧密，大学教师与中学教师在教研上应加强合作。例如，可加强结对协同，助力教师进行有针对性的行动研究，根据翔实的数据，开展质性分析，进一步更新教育理念，改进教学方法，对教学内容进行更为科学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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