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3日,为纪念华东师范大学前身之一大夏大学建校100周年,《图说大夏大学》新书出版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该书通过搜集整理馆藏大夏大学相关历史档案、图书资料等,以历史图片的形式全面系统地展现了大夏大学的办学历程。
近年来,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聚焦前身学校的办学历史,相继编撰出版《大夏大学编年事辑》《大夏大学与赤水》《大夏大学:90年90人》《王伯群与大夏大学》等十数部关于大夏大学校史和人物的著作。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图说大夏大学》是继2021年的《图说华东师大》之后,在“图像证史”理念指导下编撰完成的又一成果。
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馆长、该书主编汤涛表示,图像证史是理解与重构历史的一种研究方法。中国高校的校史研究者同样在尝试运用图像表达历史,但总体来看,这种直观、生动、有温度的图像证史方法,对我国绝大部分高校而言还是新课题、新方法。
《图说大夏大学》根据大夏大学的历史发展阶段,分为四篇:第一篇“师生合作,大夏肇建(1924-1927)”,展现1924年厦大学潮发生以后,离校师生在上海以“教师苦教、职员苦干、学生苦学”的“三苦”精神为引领,师生合作创办大夏大学的艰辛历程;第二篇“复兴民族,学府之雄(1927-1937)”,反映大夏大学在校长王伯群带领下建设中山北路新校园,以及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背景下实施民族复兴教育的奋斗图景;第三篇“教育救国,弦歌不辍(1937-1946)”,呈现大夏大学师生在抗战中先后内迁江西庐山以及贵州贵阳、赤水等地,于颠沛流离中坚持教育救国的壮丽篇章;第四篇“复员申江,教育强国(1946-1951)”,讲述抗战胜利后大夏大学重返上海办学,并最终参与合并组建华东师范大学的历史抉择。
石库门里走出的大学
1924年4月,厦门大学爆发学潮。6月1日,校方宣布提前放暑假,限学生5日内离校。6月8日,329名学生签名宣布脱离学校,并推举罗世清、孙亢曾、倪文亚、施乃铸、何纵炎等14人组成代表团在上海成立离校学生团总部,在各地成立支部,并酝酿如果改革厦大无望则另筹大学。6月23日,离校学生团请求已脱离厦大的欧元怀、王毓祥等教授在上海筹组新校。经何纵炎介绍,同盟会元老王伯群会见欧元怀等教授,决定资助二千银圆筹办新校。7月7日,欧元怀与学生代表联合发布《大夏大学临时筹备处成立通告》,租定贝禘鏖路(今成都南路)美仁里24号为筹备处,借宜昌路115号为临时校舍。
1924年9月20日,大夏大学首次开学典礼在槟榔路(今安远路)潘家花园举行。
我国最早实施导师制的大学
大夏大学是我国最早实施导师制的大学。作为私立大学,大夏大学在1929年于全国高校率先实施导师制,初衷是为改善当时师生关系淡漠的现状,对学生学习、生活、就业等方面进行指导,提高办学水平。
导师制是大夏大学以牛津、剑桥等欧美高校导师制及我国传统书院制度为基础,探索教育制度中国化的有效模式。大夏大学建校27年,培养2万余名学生,其中包括两院院士(学部委员)刘思职、郭大力、周扬、胡和生、陈子元、李瑞麟、刘伯里,著名学者王元化、马承源、陈旭麓,儿童文学家陈伯吹、黄衣青、任溶溶,翻译家戈宝权、罗玉君,政治活动家吴亮平、冯白驹、杜星垣、叶公琦、华联奎、徐惟诚,教育名家孙亢曾、林迪生、吴觉、江景波,戏剧家陈鲤庭、欧阳山尊等。
在抗战中弦歌不辍
1937年11月至1946年6月,大夏大学在贵州办学近9年,是抗战时期迁黔时间最早、办学时间最长的大学。
在黔办学期间,大夏大学坚持免费或半费招收经济困难的黔籍学生。许多大夏大学毕业生在贵州各中小学任教,成为贵州教育事业的拓荒者。1940年至1949年,大夏大学副校长欧元怀、训导长傅启学先后出任贵州省教育厅厅长,大力提升教育水平。1941年,大夏大学拨出教育学院与师范专修科成立国立贵阳师范学院(今贵州师范大学)。1944年,大夏大学花溪校区并入贵州大学(今贵州大学东校区)。1950年,大夏附中并入贵阳一中。
大夏大学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1924年10月,大夏大学成立由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合一的学生党团支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大夏党团组织转入地下活动。1936年4月,大夏大学重建党支部。抗战全面爆发后,大夏党支部随学校内迁江西,参加江西省青年抗战服务团等。1938年夏,大夏沪校地下党员新建党组织。1951年,中共大夏大学支部20余人全部转入中共华东师范大学支部。大夏党组织成员在校期间引导学生积极参与革命运动,离校后又将革命的火种带去祖国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