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年前我高考 作者 运城市教育局党办 杨国兴

十八年前我高考

我是2003年参加高考的。当年最有代表性的集体记忆是：高考第一年安排到6月进行，非典，题超难。

得知高考提前的消息，是通过现在已不多见的放磁带的收录机。当时学校给每个教室都配备一台，便于英语听力学习。这种机器自带收音功能，我们往往见缝插针般关掉英语听力，打开收音机，高考提前的新闻就是这么传遍教室的。

“非典”形势严峻的那段时间，校园实行严格的全封闭，高一、高二学生全部放假回家，只留下高三学生，家住县城的也全部住校。

每天早、中、晚均有专人来测体温并对教室消毒。班里有一个女生，有次体温测出38℃多，按规定要带她到设置在校园内的隔离房。听到这个消息，教室里顿时吵了起来。有火上浇油者说，应该把全班都带走隔离，有追根穷源者，欲搞清楚到底要把她带往何处。经过校医、校领导各种解释，我们才同意放人，但教室里充斥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和“何日君再来”的悲怆、惜别的情绪。没想到第二天，她就回到了教室。她就是上火引起的热感冒，吃点药、多喝水、发发汗，一点事没有。

临近高考的那段日子，师生关系最融洽了。老师们一改之前对我们的高压态势，变得婆婆妈妈了。我们也不会为了防止老师偷袭，在楼道口布置暗哨了。每天的练兵试卷依然如早春飞舞的杨絮和柳絮。有的试题发下来，老师就开始讲，哪些是我们压根就不会的、肯定要出错的，他们早已了然于心。省掉了测试的环节，节约的是时间，敞开的是心灵。我们到老师家蹭吃蹭喝，看会电视，杀盘象棋，权当调节。我们班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称呼男老师为叔，女老师为婶，前面缀以姓氏，指向无误，就是不敢当面这么叫。临近高考似乎也没这些顾忌了，王叔牛婶，我们叫得顺口，他们应得自然。

距离高考还有三天，我们得离开校园了。最后一节课，当然铃声已毫无意义，班主任从手提袋里先掏出已洗好的毕业照，再拿出我们的准考证，依着学号挨个叫，我们一一上前领取。之后，班主任和各科老师又强调了要放平心态、沉着应战，要先易后难、注意涂卡等等，最后都是深深的祝福。我们则报以热烈掌声和尽情呼喊。同学之间的恩怨情仇、鸡毛蒜皮，在这样的时刻都化作义薄云天、肝胆相照的一腔豪情。也不知道谁带了一架照相机，青葱的岁月，定格的瞬间便成永恒。那时还流行毕业纪念册，平日里写个假条都用词不当的，这会都化身文坛圣手，洋洋洒洒、情真意切、感天动地。

回到家里，父母的眼神充满期待。我知道他们想说的话很多，但都浓缩成简单的一句“看看还需要什么”。高考如果是打仗，作为后勤主管的父母，已经做到了兵马未动，粮草已至前线。

高考都在县城。最后一门英语考完，满县城都成了我们考生的天地，仿佛孙悟空摘掉了紧箍，成魔成佛先不管，畅快地先翻几个跟斗再说。当天晚上，《试题与答案》就到了手里，薄薄的一本册子，面对它的，将是面露喜悦者、骂骂咧咧者、壮志未酬者、悔不当初者。估出的分和往年相比，总体低了不少，特别是数学，能估到90分及格线的都不多，能上百的就算绝世高人了，这也印证了数学考完之后，某考点的几个女生哭得不省人事绝非空穴来风。

估完分，报志愿，出成绩，分批次录取，上大学或者复读或者步入社会。高考之后的每一步都如戏剧一样，有主角，有配角，有冲突，有高潮。回忆高考，怀恋高考，是因为经过高考，我收获了丰厚的知识，明白了付出就会有收获，懂得了公平公正的竞争机制是多么神圣和伟大，感悟到青春岁月如金子般可贵，理解了父母亲对我最深沉的爱。（作者：运城市教育局党办 杨国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