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员 李长需
校园霸凌，不是批评、训诫一通就可以完事儿。
3月20日，成都市招考委、成都市教育局印发《2024年成都市高中阶段学校统一招生考试工作实施规定》，明确考生初中期间有校园欺凌等行为的，不得推荐为指标到校生，并在录取中最后投档。
成都此举，来得非常及时，也被人称为“大快人心”。在接连发生的校园极端霸凌事件中，霸凌者虽然做出了人神共愤的恶行，但他们所受到的惩戒，只不过是批评、训诫而已，最严厉的惩罚，也不过是到“专门学校”训诫教育一通。这与他们所作出的“恶行”，极不匹配。
霸凌者在法律层面的惩戒不足，让不少网友极为焦虑和不满。不能形成有效的惩戒，霸凌者就会有恃无恐，也极易形成负面放大效应，刺激更多的霸凌行为发生。针对这种情况，曾有网友建议，在法律层面之外，应该建立起一套社会惩戒机制，通过在升学、参军、考公、学医等领域的采取向霸凌者说“不”措施，来约束霸凌者的不良行为。成都此次通过中考招录对霸凌行为说“不”，显然顺应了“民意”，也是教育部门解决校园霸凌的一次大胆探索，有其推广的必要。
据了解，成都的中考招生分为填报志愿录取、指标到校生两种方式。指标到校生占市直属学校、各区属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招生计划的50%。其中，区域指标分配到校的，不需要参加中考；市指标到校生需要中考，成绩达到“重点线”可被录取。而在具体招生录取中，则采取“依据学生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结合综合素质评价”的模式进行。如果这套标准不加限制，那或意味着，那些“有背景”的欺凌者，无论其行为有多恶劣，并不一定能影响到他们的升学，家长上下其手，或可让他们坐上“指标到校生”的直通车，毫无障碍地去上心仪的高中。
但在新政之下，如果有校园霸凌行为记录在案，基本上就丧失了上下其手的空间，被直接“红牌”罚下，“指标到校生”的直通车，就别想了；就连在录取中，也落得个最后投档的待遇。这张“红牌”不能说不严厉，对于那些“熊孩子”及其家长来说，就不能不考虑再三了。最起码在“作恶”之前，就得考虑考虑自己要付出多大代价。尤其在家长层面，在“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与放纵孩子之间，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的精神了。
值得注意的是，成都中考新政并不是只知道一味地惩罚，而是将负面惩戒与正面激励结合在了一起。其政策明确提到，有市级及以上“新时代好少年”“劳动奖章”“劳动能手”获奖记录等正面清单的，在同等条件下将优先推荐为指标到校生或在录取中优先投档。这种正面激励措施跟对霸凌者的惩罚一比较，所发出的信号就很明显了：优良行为与不良行为的回报或惩罚，有多大差距；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回报或收获是天差地别的。这会从理念及实施上，对校园霸凌行为形成高度挤压。
当然，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我们也并不希望孩子偶然一次的不当行为，就失去改正的空间，进而影响到他们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这就需要成都的这项新政在实施过程中，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在对霸凌行为的认定或惩戒上，采取分级分类措施。比如对那些霸凌成性的，毫不手软，严格按照政策对待；而对于那些偶尔有霸凌行为且能及时改正的，给予原谅的空间。这样既能约束校园不良行为，也能给偶尔犯错的孩子一个回头的机会，达到教育的真正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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