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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走高考独木桥的17岁女孩

四年过去,退学少女小卡在她选择的另一条路上走得如何?澎湃新闻记者姜昊珏朱莹调色江勇后期王煜(11:12)

一秒钟都不想待了。

看完爱丽丝·门罗小说《逃离》那天,小卡决心从学校逃离。一整天,她心脏跳得厉害,听不进课,频繁地去洗手间。

这个想法,在心里埋藏了很久。这天上晚自习时,小卡在作业本上给老师写信,解释逃离的原因:按部就班地上高中、考大学、找工作……对自己来说,“难以妥协”,她已“想尽办法去接受并且忍受了十几年之久”。

“人是不一样的,不是吗?让他们卷入同样的模式,用同样的标准去要求他们,是不公平的。你们同意吗?”她把笔抓得很紧,右手开始酸痛。

写的时候,她犹豫过:会不会像其他同学一样,把高中熬过去,上大学就轻松了?

晚上十点,下课铃响。小卡将信留在桌上,混进走出校门的学生中,心里出奇的平静、轻松。

打车回家路上,小卡将头凑到窗边,风吹进来,她想起了《逃离》中那个离开家庭聚会去约会的女人,坐在敞篷车上,风灌进眼睛,吹散头发,她“并不疯狂,反而奇迹似的十分安详”——像极了她此刻的心情。

那天是2017年6月15日。17岁的小卡,从四川资阳中学退学了。

高中休学前的小卡(左二)。本文图片除特殊标注外,均为受访者供图四年后,我在云南香格里拉见到了小卡,她的真名叫蒋逸雯,小卡是她给自己取的名字——她正在创业,经营一家服装工作室。我们聊起了她退学的选择,以及这些年的经历。我很好奇,一个成绩优秀的学生,为何会作出这样的选择?一个不走主流道路的人,又会面临些什么?

小卡朋友圈。在小卡的讲述里,我看到了家庭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影响,也看到了一个女孩内心的成长与变化、挣扎和反叛。我对她产生过质疑,并最终理解了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一]

去香格里拉前,同事在微信上问小卡,最近有什么安排。

小卡说,她的生活日常是:每天在工作室干活,跟客户沟通设计方案,有时去裁缝铺请教老师傅,不忙的时候去酒吧坐坐,约朋友去附近草原溜达,或者去松赞林寺拜访僧人,请他教自己藏语。

“太丰富了”,我和同事有种被“凡尔赛”到的感觉。

6月,在独克宗古城见到小卡时,她身穿黑色牛仔外套、深蓝色牛仔裤,一米七的个儿,极瘦,一头波浪卷披散着,看上去有种超越年龄的成熟。

小卡带我们去了她的工作室——位于一家藏式客栈二楼的玻璃房,正中间一张三米长的工作台,旁边几张桌椅、缝纫机、熨斗,简陋又安静。

小卡在工作室做衣服。小卡介绍说,工作室是去年12月租的,之前租的是另一个地方,被“坑”了。当时,一个认识的叔叔租下几栋房子,想打造成创意产业园出租,小卡很喜欢这个设想,便交了2万元租金。交钱后,房子迟迟未动工,房租也拖着不退。

她跑到对方开的餐厅催债、放狠话,“今天你必须把钱全部给我,拿不出来,就当着我的面,一个一个打电话去借。”耗到了半夜也没用。

家里人说,你就当交学费了。她偏不认,跑到法院起诉。协商多次后,硬是要了回来。

之后,重新租房,注册营业执照,设计商标、包装,运营公号……今年一月,工作室开业。小卡原想将服饰和文化融合,每季度出一个系列。但设计了几款衣服,都不太好卖。

刚开始没有订单,小卡有些焦虑,到5月份才慢慢好转,基本都是朋友找她定制,有企业员工服,旧布改成裙子……头四个月,她一共做了十几件衣服,挣了七千多块钱。

不过,“上个月的活现在还在干”,小卡说,她一个人做,一件就要两三天到一个星期,生产力太低。她招过学徒,干一个月就走了,“有技术的不来,没技术的不愿学。”

工作室衣架上挂着一排衣服。小卡指着一件绿色外套说,那是她做的第一件衣服。

小卡16岁时做的一件衣服。那时她16岁,正在休学。有一天逛街,偶然看到一块绿色化纤布,老板说可以做成衣服,她就买了下来,花两个月时间手缝出一件朋克风外套。

这之后,她喜欢上做衣服,自己自学,看专业书和网络教程,只在前年去成都一家服装培训机构学了半年。

刚开始没经验,她老出问题:缝纫机断线,锁边机不会穿线,领口小了、拉链忘上了……男友小胖调侃她,做衣服像“开盲盒一样”。

“妈妈就希望我独立,最不接受我20多岁了,还要花她的钱。”小卡说,刚退学那两年,妈妈每月会给她2000元生活费,去年租工作室,又给了她两万元。

这几年,她靠打工、做衣服、写文章挣钱,开始体会到挣钱的辛苦,做一件衣服要好几天,只能挣一两百块钱;小胖送外卖,一单才几块钱。工作室刚起步,收入不稳,为了省钱,她和小胖经常“薅羊毛”,有段时间每天吃一分钱的外卖,有时两个人一天三顿,控制在10块钱以内。

有时她也会想,若不是四年前的退学,自己的人生大抵会很不一样。

[二]

“香格里拉对我来说就是长久的东西。”小卡说,还有服装设计。在这里,她感觉“生活里有一些自己能抓住的东西了”,这消除了她长久以来的不安。

坐在古城一家咖啡馆,小卡对我说,十六七岁时,她很想结婚,有个孩子。

那时,她觉得心里空空的,渴望拥有“稳定长久的东西”、“永远属于自己的东西”,比如孩子;如果无法拥有,就放弃一切,去流浪。

小卡想要“一个稳定的家”。五岁前,她和外婆在四川资阳老家生活,五岁时,爸妈在四川什邡一家光盘厂上班,把她接过去上学。

她年龄小,上课容易走神,“不太会跟别的小朋友相处”,体育课上摔倒时,同学们会嘲笑她,给她起外号。

七岁时,爸妈离婚了。第二年,汶川地震发生,家不敢回,学校也成了危楼,睡了一周大街后,小卡回老家借读了一个月,9月随妈妈到广东江门生活。妈妈在一家公益组织工作,她重读三年级。

在新学校,她成绩是年级前三名,跟同学关系也逐渐变好。唯一的噩梦是那个男孩,他总是拿保温杯砸她的背,往她身上扔东西。忍了许久,小卡哭着跟妈妈说想转学,妈妈以为是闹着玩,没在意。到五年级时,她直接跑到男生家质问他父母。一直到初中,想到这事她都会哭,妈妈这才发现女儿心底留下了阴影,后悔没早点让她转学。

那时,妈妈经常出差,小卡一个人在家害怕,就到同学家住。同学一家人热热闹闹的,每天一块做饭、洗碗,正是她向往的。同学妈妈经常问她,去哪儿玩了、什么时候回来。她很享受被关心的感觉。

小卡和妈妈。上初中后,妈妈出差更频繁了。一到周末,她跑回家放下书包,到咖啡厅、餐厅消磨时间直至关门。天一黑,就开始焦虑晚上怎么过。

她不喜欢回家,觉得家里空荡荡的,“心也空落落的”。站在家门口会害怕,给妈妈、同学打电话,说不敢进门。晚上睡觉也不敢关灯。

“父母不管你的时候,心里会有那种不安全感,”小卡说,“没有人告诉我要做什么,也没有人问过我几点钟回家。”

孤独感包裹着她,她尝试过一整天待电影院,一部接一部地看电影,出来时依然心慌,“不知道去哪里。”到现在,她也有这种感觉。

她有时埋怨妈妈不管自己,幻想生在别人家;有时希望妈妈再婚,“妈妈不在的时候也有人管我,照顾我。”

步入青春期后,母女之间的争吵变多。妈妈詹敏一度怀疑自己的教育出了问题。

小卡记忆中,妈妈对自己的教育很不一样。六七岁时,就让她一个人睡,她害怕,跑去敲妈妈门,妈妈没开。上学也是她自己去,早饭自己解决,出去玩,妈妈很少过问。跳舞疼,她不想学,妈妈也尊重她意愿。

妈妈对她的成绩也没什么要求,不拿她跟别人比。但她没学懂的时候,作文不会写,会教她,还会带她参加公益活动。一次小卡考试没考完就走了,成绩80多分,老师很不高兴,詹敏却不在意,觉得分数只是评价一个人很小的一部分。

妈妈会让她自己做决定,跟她沟通商量,“我把我的想法说清楚,商量这个事情可不可行。”

签订协议是母女两特有的沟通方式。最早是妈妈出差时,商量留下的零花钱怎么花,到后来,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签协议。

“执行起来的时候,政策相对还是比较宽松的”,小卡笑着说。

小卡因此很早学会了独立,小学时会自己查路线,带同学坐车去动物园玩;也会独自坐飞机回家,坐高铁去别的城市。

詹敏告诉我,对女儿“放养”,是因为自己小时候父母也很少管,不大在意成绩。15岁她就离家,在外地上学、工作,跟父母关系不亲近,“觉得父母不爱我”,他们把希望都寄托在姐姐身上。

她在父母的安排下读中专、进工厂,工厂破产后,她自学进入公益行业。这些经历让她意识到,自己无法为女儿的未来做主,她也不希望孩子的期待和想法像自己当年那样被压抑。“你要对自己的事负责。”她一直告诉女儿。

小卡长大后,她曾反思,不该让女儿太早上学、一个人睡,这些可能导致女儿缺少安全感。后来想起,詹敏心中刺痛,感到愧疚,觉得自己陪伴女儿的时间太少。

[三]

五年级时,小卡身体开始发育,“就会比较在意这些,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很想跟别人一样。”

班上老师也换了,她常觉得新老师说话“难听”、“说的不对”。

詹敏能感受到女儿身上的敏感、较真、早熟。在小学时,老师用粤语讲课,小卡听不懂,会直接举手问,“可以说普通话吗?”她还给老师写信,反映班里的问题。

上初中后,小卡预感“读不下去了”。

地理、历史、物理这些科目,她都很感兴趣,喜欢周末和同学到图书馆看书和写作业。但她不喜欢划重点、背诵的教学方式,追逐成绩的学习氛围,以及学校统一的管理机制——要求所有学生必须穿整齐一致的校服,领口扣子只能系一颗,外套必须拉拉链,女生头发要扎起来,只能用黑色发卡夹刘海……每天铃声一响,学生们全都冲进食堂,边排队边看书,一吃完马上回教室学习。这些让她觉得难受。

初二时,小卡第一次“反叛”了。一次考试后要补课,她觉得没什么意义,不想去。妈妈让她自己去跟老师说。她写了几大页纸,鼓足勇气找班主任、年级主任谈,成了学校唯一没补课的人。

那时,小卡成绩中上,对自己的要求是不起眼就行,“希望老师不要发现我。”脑海里每天蹦出各种想法,必须写下来,不然“没办法专心做别的事”。作业经常写不完,又不愿糊弄,只能第二天补。

初中时的小卡。“我不应该在这里听人指挥”,“应该是自由的”,小卡想。唯一期待的是周末。她周一就开始在本子上写周末的计划,要学拉丁舞、钢琴,爬山,游泳。

小卡回忆,那时的自己爱钻牛角尖,“我会问自己,为什么晚上不想回家,为什么其他同学相处起来都那么和谐那么开心,为什么我跟他们感觉不太一样……是不是我自己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想不明白就哭。

詹敏很早就发现,女儿“比较自我”,“从小想事情就跟别的孩子不太一样”,初中时就会认真去想一些事,“过早进入到煎熬的状态……少了很多那种单纯的孩子的快乐。”

青春期的小卡,三天两头打电话给她,说“妈妈我有个想法”。她一听头皮发麻,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女儿还会故意说气话。

詹敏很焦虑,害怕女儿会重蹈姐姐的悲剧——姐姐高中时想读文科,被父母逼着学了理科,成绩变差后,自信心受挫,得了精神分裂,上自费大学后没多久就退学了,至今无法工作和正常交流,一辈子靠母亲养着,成了母亲永远的伤痛。

为此,詹敏会不断提醒自己,不要以家长的身份去压制小卡,把她当成年人,尽量保持平等的关系,尽量去支持她、了解她的想法。后来面对小卡层出不穷的想法,她采用的方式是让女儿把想法写成计划书,再一起分析可行性。

初三下学期,中考临近。班上大部分同学能直升高中部——当地最好的高中。但小卡不想在同一所学校上六年。那种一眼望到头的生活,不是她想要的。她第一次萌生出想要摆脱什么的想法,“可我不知道我想要摆脱的究竟是什么。我只知道我不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可我喜欢的究竟是什么呢?”

她羡慕同学能出国留学,但詹敏那时工资每月几千,她告诉女儿,你要自己去争取奖学金。

小卡上网查了很多学校,有外国语学校、国际学校等,发现都不合适。回老家资阳读高中成了唯一选择。

詹敏知道,以女儿的个性,回老家的高中会有很多问题。但小卡很坚持,觉得自己能克服。

[四]

2015年9月,刚进入资阳中学,小卡就感觉压抑。

压力“无处不在”:走廊上张贴的“985”、“211”高校简介和励志标语,宣传栏的考试排名,老师们“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之类的耳提面命,记录每天学习状况的成长手册,被安排得满满当当的时间……

第一次月考,小卡考了班级第二名,她形容,那时一下被“内卷到”,“以后不能考得比这差”,她决心好好学习,考重点大学。

时间在身后追赶着,她经常晚上来不及洗澡,只能吃饭时回去洗;作业总有一两科写不完,经常被老师找。

“学校的氛围,对我们的管理,给我们精神上灌输的东西,对我的精神是一种摧残。”小卡发现,身边同学也会抱怨,但“大家感受到、能接受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大家的性格,跟这个体制需要磨合的地方也不一样”。

詹敏记得,那时小卡和宿舍同学发生过矛盾,同学们觉得她孤傲,她关注的话题也和同学不一样。

“同学们常常说我很文静。”小卡说,“我不是文静,我只是不快乐。”

到高一下学期,小卡成绩依然靠前,却总感觉没学懂,跟不上进度,脑子仿佛被禁锢了,经常“考哭”,“不是说我担心考不好,是觉得,天呐,这么简单的东西为什么我做不出来?”

“禁锢我们的不是我们的大脑,是所处的教育模式。”小卡说,她害怕“在体制里变得愚钝”,那阵子,不想跟人说话,什么也不想做,每天哭着给妈妈打电话。

詹敏感觉女儿陷入拧巴的状态,她想要自由,“想要追求的东西和现实有太大的差距。”

小卡想到校外租房,妈妈不放心她一个人住;想晚自习在家自学,又担心她会影响到年迈的外婆。

只能休学了。小卡想调整好状态再回去,“如果能找到更好的路,就不回去了。”

老师们安慰她,没学好也不要怕,高三会再复盘一次。但小卡学不进去了,每天“混着”。一周后,班主任同意了她休学的请求。

女儿要休学,詹敏一度感到恐慌,不知如何面对家人——家族中有大学博导、中学校长,都是接受正统教育走出来的,休学的小卡无异于“叛逆分子”。

詹敏最担心母亲的看法。母亲是中学老师,觉得小卡是孙辈中最有希望考大学的。听闻小卡要休学,不停打电话让她劝小卡“还是要读大学啊”。亲戚们也说,千万不要放弃她。

詹敏也担心,女儿休学后,会不会更不想读书了?回校后还能否适应校园生活?

朋友开导她,小卡学习能力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就算不上大学也没关系。她渐渐想明白,女儿有自己想学的东西,她和小卡一起制定了休学计划,决心支持女儿。

小卡和妈妈签订的《休学公约》。休学的九个月里,小卡到杂志社实习,到留守儿童关爱中心实习,去湖南和广东的学校走访、开展活动;到一家外语培训学校试读了三个月;还参加了世界联合书院的选拔。许多新事物朝自己涌来,她觉得充实。

随着回校的日子一天天逼近,她愈发紧张,每天将自己关在房间,用毛巾、湿纸巾、干纸巾,将地板擦得干干净净,窗帘紧闭,只开一个台灯。

春节时,妈妈回来想跟她一块睡,她拒绝了,买了顶帐篷在房间支起,每天睡帐篷里,“感觉我的世界越来越小了。”

[五]

2017年3月休学结束后回校,小卡转到文科班重读高一。

她一个人坐教室后排,很少和同学交流。每天最开心的是看书,从马尔克斯的小说到海子的诗集,再到蔡崇达的《皮囊》,只有将自己沉浸在书中,才没那么难受。一旦从书中抽离,那种不自由的感觉又笼罩过来。

她不断对自己产生怀疑,“如果我在学校里待不了,我是不是到了社会上就能受得了呢?”

到后来,她感觉“坐牢一样”,身体和精神都封闭了,灵魂不在自己身上,每天“像具皮囊在学校走来走去”,不想说话,甚至想要吃药自杀。

直到一次英语演讲后,一个同学跑过来跟她说,“你总是会给我们带来惊喜”,将她从轻生的念头里拽了出来。

“连死都不怕,为什么不能放弃别的呢?”小卡心想,“高中学历、大学学历对我真的很重要吗?没有它们我就不能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吗?”

她觉得,考大学、大学毕业后找份好工作,这些大部分人选择的路,并不是自己想要的。她更想去一个喜欢的地方,做些喜欢的事。她想摆脱让自己枯萎的环境。

女儿回校后的状态,詹敏看在眼里。她记得,女儿曾问她,对自己有什么期待?她说,只要你健康快乐,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可以。

她提醒小卡,没文凭,未来找工作会很难,自己没法给她提供很好的资金或社会资源支持,选择这条路,注定会比其他孩子走得更难。

2017年6月15日,小卡从资阳中学退学。

小卡知道,“这条路不会简单”。从学校逃离后,她曾回校找过年级主任,申请在家自学,主任没同意。班主任告诉她会考时间,嘱咐她到时候回来参加,会考前一天,还让同学打电话提醒她——但那时小卡人在香格里拉,错过了会考,没拿到高中毕业证。

什么样的学校适合自己?退学前,小卡就一直在思索,也曾经去了解了一些体制外的学校。

退学后,她想建一所学校:在一栋带小院的别墅里,十来个学生在常规导师的陪伴下,共同生活、学习;课程学生讨论决定,只要有两三个人想学,就邀请该领域专业老师来校授课,一周两三节,其余靠学生自学,不必像初高中一样,每个学科都得学;教室没有固定桌椅,学生在客厅围圆桌而坐;课程结束后分享个人所获,没有考试,亦无好坏的评判;学校没有学历,没有毕业证,毕业后,学校扶持其创业……

仿照英国的夏山学校,她将项目命名“夏山计划”。“我们需要一个看本事和人格的社会,而不是看学历、文凭的社会。”在计划书上,小卡写下自己的理念,“在我们的学校里,学生只有‘不一样’而没有高低优劣之分,我们不需要分出谁好谁不好。”

小卡制定的“夏山学校”项目计划书。小卡在公号上发文,招募到八九个和自己一样不喜欢体制内学习模式的学生,每人交300元,邀请一位心理咨询师担任常驻导师,想要摸索一种快乐高效的学习模式。

这个带有试验性质的线上学习项目开始后,学员们在群里反映不太积极,一个月后,项目解散了。

小卡后来才知道,自己的设想在现实中有相似的雏形——实务学堂,它最核心的难题是,无法解决学生毕业后的去向问题,大部分企业依然看重文凭。

如今回看,“每个孩子适合的教育方式是不一样的。”小卡觉得,有的人能很好地适应现行的教育体制,有的就是没办法。自己没能适应,“那并不是懦弱。”

[六]

去香格里拉是个意外。

退学后,小卡“没人管,也没有必须要做的事情”。她想找个安静、有文化底蕴的地方,偶然听说了香格里拉,直接将全部家当——一台小缝纫机、几件衣服,寄了过去。

初到香格里拉,她对各种事情都很感兴趣,到酒吧做义工,当服务员,跟不同的人聊天,“很开心。”

因为没时间做衣服,做了三个月后,她辞掉了工作,找了家客栈长租,边学英语、法语,边接做衣服、改裤脚之类的活。

小卡在纸上画图。那阵子,她反省自己,像个“没钱人家的富二代”,习惯进餐厅吃饭,“整天东想西想,干什么都只凭着心血来潮,做不长久。”

她问妈妈,是不是应该像别人一样去找份工作?詹敏安慰她,单纯为了挣钱去打工没必要,想清楚自己想要做什么,坚持做自己想要长期发展的事。

第二年,小卡到一家手工艺品店看店,边看书边做衣服,兼职教当地小朋友英语,学习藏语。

2018年,小卡在一家手工艺品店看店。隔段时间,她会自我反思,是不是在“耗着”。

2019年,她到成都学了半年服装设计,每周上三天课,其余时间在青旅兼职。还到非洲坦桑尼亚参加远征活动,50天里,背着锅碗瓢盆和帐篷徒步,和各国志愿者帮助当地学校修建厕所,教卫生课,了解非洲文化。那次她觉得,自己和同龄人相处时,有些难以融入。

2019年10月,小卡到非洲坦桑尼亚参加远征活动。我问小卡,退学后前三年没有马上学习做衣服,会不会有些浪费时间?

小卡不这么觉得。她说自己“一直都爱玩”,那时候对世界充满好奇,打工挣钱、旅行,都是探索世界的过程,这几年过着自己喜欢的生活,很充实。

詹敏想过最坏的情况:女儿无法养活自己,事情也做不成功,啃老。

如今,她觉得欣慰,女儿这几年在按自己的想法生活,做想做的事,并没有把希望寄托在她身上。

小卡和妈妈签订的《成年过渡时期权利法案》。她想起女儿到香格里拉后不久,有一次打电话告诉她:“妈妈,我觉得我现在内心安宁。”她很感动,感到女儿终于不再拧巴,可以和自身和世界和解,“这个孩子又回来了。”

“有时候我会看到孩子那种非常强的生命力和自我纠错的能力,就好像一颗树,可能有一个石头或者一面墙挡住它了,它可能拐个弯,然后它会继续地向上生长”,詹敏说。

2021年7月,小卡和妈妈在香格里拉。小卡觉得,走非主流道路,初中得读完,还要具备自学、自理等能力,对学习有兴趣。

现在做衣服,她有时也会崩溃,压力大的时候,会觉得“干不下去了”,有时为了赶工,一直做到凌晨两三点,第二天早上六点多接着干。

詹敏理解女儿,“她也会去做自己的调整,可能不是通过学校,老师告诉你这个道理应该是怎么样这样来成长的,她是通过我自己去试,我去碰壁,我去失败。”

退学后,小卡曾应聘广州一家服装工作室,没能通过,她猜测可能是学历原因。在香格里拉,也有同行看不起她。

2018年,她报了云南师范大学英语专科自考,想有个学历,以后想接受系统性服装设计教育的话,能多一个机会。她还计划接着考本科自考,甚至读研。

这几年,小卡认识了很多不一样的朋友,有的四年级就开始在家上学。她发觉“人生可走的路太多了”,“不单有好坏之分,不需要比较。”

小卡的朋友圈。小卡说,自己从未后悔过退学的决定,也不羡慕同龄人的大学生活,她不怕走弯路,不怕比别人落后,不想要被设定好的流水线制造出来的人生,想自己去“DIY”。眼下正是她想要的生活,自由自在,不受拘束。

年底,小卡打算重新租一间带小院的老藏房作为工作室,展示一些传统服饰、影作品。未来,在设计中融入刺绣、布艺等元素,做一些与服装相关的文化传播工作,为当地就业困难的人提供工作机会。

去年春天,她和男友去普达措牧场徒步,夜晚在山谷扎营,用牛粪、酒精、木条燃起篝火,煮面和奶茶,看星星,睡帐篷。

第二天清晨醒来,发现草原被白茫茫的雪覆盖,看不清路,辨不清脚下是沼泽、斜坡还是石头。他们就那样,在雪中一步一步,走出了一条路。

(澎湃新闻记者姜昊珏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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