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报读书会预告 | 教师节与子张共读“人文教育回想录”

潮新闻客户端记者孙雯

“教育，是对人的本质的激活。”

2021年初夏，临近荣休的子张，在与两位年轻朋友谈论蔡元培时说了这句话。

这位浙江工业大学的教授，自1981年投身人文教育，到2021年已整整四十年。子张说，自己一向不太喜欢以“断语”的方式表达，但这句对于教育冲口而出的“界定”，或许是潜意识的一次释放，当然，它未必就意味着教育的全部内涵。

“它仅仅传达出我个人对教育的某一侧面的理解。如果让我换一种语言，我也许会说，教育就是能够使人认识到自我，就是对人自身的解放。”子张将自己四十年从教生涯的落脚点，归结于这句短语。

《四十有惑：人文教育回想录》

子张著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3年初秋，子张的新书《四十有惑：人文教育回想录》（以下简称《四十有惑》）由浙江大学出版社推出，它所容纳的，又不仅仅是四十年。

1979年，十七岁的子张搭上高考恢复的班车，考入泰安师专，而后，在高速运转的大时代里，经受“被动”也选择“主动”，但师者的身份，他从未放弃。2002年，子张离鲁入浙。他还记得，那年初夏，当他第一次走进浙江工业大学时——上塘高架桥刚刚建起，上塘路与文晖路交叉处两棵古樟刚刚移栽到东北角，尚未萌发新枝。

子张自己大概也未细想，《四十有惑》作为一部个人史，不但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人文教育的发展状况，还记下了杭州城二十年来发展前行的细节。

子张

本名张欣，1961年生于山东莱芜，长期在高校中文系从事中国现代文学教学与研究工作，2002年后调任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和中文系主任。2021年11月荣休，现任杭州市文史馆馆员。

主要著述包括诗学研究类著作《冷雨与热风》《新诗与新诗学》《历史•生命•诗》及《声律启蒙今读》，年谱传记类著作《吴伯箫先生编年事辑》《山屋轶话：吴伯箫评传》，主编高校教材《中国现代文学史基础教程》，并有读书随笔集《清谷书荫》《一些书一些人》《入浙随缘录》及个人诗集《子张世纪诗选》《此刻》等十数种。

（1）

从教四十年，对子张来说，桃李三千不止。

从毕业分配到乡镇中学，到返回母校泰安师专，再到浙江工业大学，中间还夹杂各种短暂的调动……子张的学生，有未成年人，也有成年人。

在他眼中：“学生之读书受教育，也是一个与其天性对接的过程，其基本原则应该是顺乎自然，而不该是按照某种有违天性的教条规训学生。我一向不能理解出于此种教条规训学生的种种‘管理条例’，不理解，并非幼稚到不懂得人性中向恶与向下的力量，而是总觉得完全可以通过对向善和向上天性的呼唤使人获得自我控制的自由。为什么一定要先入为主地把学生假想为潜在的改造对象呢？”

或许正是这样的理念，子张说，他很少遇到别人眼里“故意捣乱的学生”甚至“坏学生”，“我总觉得所谓‘故意捣乱’甚至‘坏’一定另有原因，教师的职责就是准确找到这些原因，从而让学生的本性归位。教师决不能被自己的固执蒙蔽，一步一步陷入误判的泥潭。”在他看来，教育需要的永远是唤醒，而不是规训。

1983年，子张写下第一篇关于教学的文字，并在四十年中保持着对教学工作的敏感，那些长长短短的文章便在他的电脑里汇集成一个名为《唠唠集》的文件夹；而在距离退休还有两年时，他又萌发了回顾个人从教之路的想法，于是，他又用两年时间完成了《惘然记》。如今，这两部分构成了《四十有惑》：上部为《惘然记》，下部为《唠唠集》。

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一本写了四十年的书。子张说：“在我所有的著作中，没有哪一本比它更与我血肉相连。”

孔子曾说，四十不惑。那么，从教四十年的子张，为何“有惑”？

“我的感觉是，属于功能教育的部分多半成功，属于人的教育的部分缺憾太多。我教过的学生绝不乏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者，可恰恰在某些成功者身上，我看到了那始终未发育好的核心部件。”正因如此，子张想以此书，“记录我之已然行过的旅程，疏泄我之尚未完成的沉哀。”

（2）

因为“有惑”，才更执着于探寻。

初读师范院校，子张应该成为一名初中语文老师，但他从未教过初中语文，而是将职业时间的大部分倾注于大学教育。

在《四十有惑》中，他也问自己，有关大学教学法从何而来？

子张在书中写道：“读大学时的几位老师和客座学者的身影，他们的学识和风度令我心仪，不期然而然地对我有所影响。但影响只是潜在的，它们像种子埋在心里，日后长出来带着的却只能是我自己的体温。”

多年以后，他依旧记着自己遇到的老师——泰安师专的课堂上的刘增人、汤贵仁、方永耀、杨树茂等几位老师；来学校做学术报告的历史学家赵俪生教授；参加不同类型讲习班时所见的那些风度翩翩的先生，如北京人艺老演员苏民、北大教授钱理群……

子张说，这些先生，是他作为教师最好的“样板”：“‘样板’的核心在于学养的深厚、见解的精辟和人格的超逸，所有的倜傥风流、侃侃而谈、温文尔雅尽出乎此。”

“所谓入门要正，也无非就是先从根本处修炼自己。”子张说，因为明白这一点，他在实际教学中自然就愿意刻苦一些，学笨鸟先飞，宁肯多花些时间用于广义上的“备课”，不希望因学问不够捉襟见肘破绽百出而成为学生眼中的“问题老师”。

“学问不够导致讲课露出破绽本也难免，问题在于要有自知之明，跟学生坦诚相见，及时地、诚心诚意地去亡羊补牢。教学相长，一点儿也不错，但要你会主动提高自己。”正因如此，在回首四十年从教之旅时，子张觉得自己从学生那里得益于非浅，“我感谢学生诸君在我每一次犯傻、犯浑、犯迷糊时对我的宽容和提醒。”

而他的课堂，在一张嘴巴一支粉笔轮番登场中，非常注重学生的感受和参与，子张会留意学生的反应甚至面部表情，以不同的提问形式设置课堂上的师生对话。

（3）

子张家的阁楼上，保存着好几届学生的“第一本书”。

学生已经毕业多年，但是，他每每看着那些精心设计和“出版”的学生作品，总不忍心随便把它们当废品处理掉。

这些凝聚着学生心血的第一本个人“著作”，其实是子张在安排每学期的平日作业时，颇费心思设计的环节：“把写作业这个过于常规和刻板、易使学生丧失兴奋感的事转换为‘写一本书’。”

在子张之前，从未有老师向学生提出“著书”的要求，大家的迷茫可想而知。他便把要求进一步细化，这种细化，包括“书”的内容，也包括“书”的形式。等课程结束时，“书”也写好。张欣觉得，这本“书”，让学生将围绕课程所做的事系统化集纳起来，其好处是提高了个人在一门课学习过程中的自觉程度和兴奋感，把被动写作业变成更具主动性的创造、设计和自我塑造。

让他收藏至今的一本本精心编著的“小书”是这种理念的证明，同时，也是子张在回答“我改变了什么”的答案之一。

《四十有惑》中，“入浙记”与“入浙续记”占据了很大的篇幅。子张说，在他离鲁入浙的初衷里，有给自己“减负”甚至“归隐”的因素。但是，到了浙江工业大学后，他“出于种种原因，还是没有完全把持住自己”。

在这座江南的校园里，他除了讲授中文专业课程之外，还为全校非中文专业学生开设“大学语文”。在“入浙记”的一小节“我改变了什么”中，子张贴出了一则教学札记，他没有长篇大论地回答自己究竟改变了什么，而是记录了10位学生在一次期末考试作文中写出的改变。

是的，一位老师对于“改变”抵达的程度到底如何？答案其实在学生那里。

（4）

中文系2004级的学子曾经将当时中文系教师和金庸小说中的人物一一对应，他们让子张成了陈近南。当然，学生们也说，这并不是说子张有多么像陈近南，而是他们自己很像韦小宝，而子张是“一个拥有文学理想的老师，偶尔还会写一些现代诗，和陈近南一样算是个比较正统的，拥有事业理想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