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结束的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共获得了38枚金牌。本届奥运冠军的平均年龄不足22岁，在这个年纪，很多人还在大学课堂里谈恋爱、打游戏。
冠军身后除了输掉比赛的选手，还有无数苦练十几年，却无人知晓的运动员。他们大多如电视剧《三国演义》中张飞的扮演者李靖飞一样，无法在职业生涯中取得骄人成绩，也没有养家糊口的技能，退役等于失业。
比如拿到过八块自行车公路赛冠军的邹庆东，在退役后以买鸡蛋为生，以负担母亲的尿毒症治疗费用；
曾经的举重冠军黄燕兰退役后，在南宁开烧卤店谋生
前体操运动员张尚武退役后，在北京地铁通道靠卖艺赚钱
前上海男篮的希望之星付庆飞退役后，在机场做销售员
上述明星尚且颇具影响力，更多的选手整个职业生涯都默默无闻，退役之后的凄惨生活更是无人问津。
唏嘘运动员命运多舛的时候，我们中有多少人也会顾影自怜。也许在不久的将来，这同样是我们的命运。
人生的选择很多，但是我们只能选择一条路走下去，多数人没有回头的余地。
如今大学毕业等于失业早就见怪不怪，海归博士在家啃老被父母赶出家门也不是什么新鲜事，这些人还只是躺在起点的人。
更多的奋斗者拼搏了十几年，却没能从专业人才转型成管理者，任你曾经掀起多少风浪，最终还是倒在了35岁的职业危机面前。
如果这是正常的，那么为何那么多人倒在了中美贸易战、新冠疫情、“双减”政策之中；如果它不正常，问题又出在哪里了？
不断贬值的大学文凭，不断提升的时间成本
近年来，大学文凭逐渐从“终身饭票”沦为“最低配置”。想通过读大学达到一步登天、改变命运很难，但是没有这张证书，在社会上行走只会更难。
大学文凭的地位为什么会降低？无外乎两个原因。
首先，大学的“门票”更便宜了。刚恢复高考的时候，考试难度未必难得倒现在的初中生。然而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能够走进考场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道难题。能拿到入场券的人，自然是社会的精英。
其次，上世纪八十年代恰逢社会大洗牌的结束，社会几乎没有阶层划分，只要有机会上大学，就能改变命运。
老一辈人的命运改变以后，自然希望将社会地位和资源传递给下一代。甚至还出现了“考二代”，第一批高考赢家殷切期望自己的后代可以继续实践“书中自有黄金屋”。
两个原因总结一句话：僧多，粥少。
不得不承认，我们之中大多数人并非学术型人才。如果安心就读职业院校，认真打磨一技之长，二十出头就获得养家糊口的技术，走到哪里都能安身立命。
然而当越来越多的人拥有大学文凭，企业在招聘的时候也自然将其列入硬性指标。于是人们为了这张：“你留着它它没用，你烧了它你没用”的学历证，先是在高考战场抛头颅洒热血，后是在大学温室虚度时光。
最终有多少人能将学到的知识应用到工作中呢？不仅没多少，而且还会在浪费了时间和金钱后美其名曰：读大学不是为了学知识，是为了涨见识。
看准了社会的高考焦虑，一大批投机者组织起教培机构，用极短的时间获得大量资本加持，将教育事业变成了金钱的游戏，让内卷更加低龄化。
原本应该从事专业性工作的技术人才，被所谓的大学吸纳。当国家需要技术转型来应对国际形势时，仅中高级技术工人一项，2020年缺口就高达2200万，按找现在的中职和高职在校生存量，到2025年缺口将扩充3000万以上。
于是，高考“截流”开始了。
知识改变命运永远有效
“改变命运”本身就是一场赌博，也不可能所有人的命运都会被改变。记得郭德纲说过一句话，“如果中国人都有钱了，钱就不值钱了。”用在上大学上也很恰当。
对于普通家庭而言，随着本科学历的贬值，想要晋升阶层变得更加困难。
一方面，通过补课等方式，可以实现人生的弯道超车。另一方面，为了提升学历的价值，就必须继续攻读研究生，甚至博士，很可能几年之内无法有经济收入。对于普通家庭而言，有些难以接受。
难道知识不再具备改变命运的能力了吗？非也，问题其实出在把宝都压在高考上，或者将考上大学当作人生的终点。
品读近来的种种政策，扭转“高考决定一切”这种现状的意图十分明显，比如提升职业教育地位，将原本应该成为技术型人才，却被强行塞进理论知识教学行列的年轻人，带回到最合适的位置。
但是20多年积累下来的社会顽疾，不是旦夕之间可以扭转的，职业教育也并非扭转局面的唯一途径。
对于个人而言，无论是决定走科研的道路继续升学，还是毕业之后直接进入社会，这些事情越早做打算越好。否则在国家政策的倾斜下，从进入大学那天起，就已经开始被中职生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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