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想，要是现在让我再经历一次高考，不要说名牌大学，可能连普通的学校都读不上。
我在家排行老三，最小，从小调皮捣蛋不听话。但家里的姐姐和哥哥可都是“学霸”，品学兼优，远近闻名。姐姐读书勤奋，1978年就考上崇明中学，成为恢复高考后首届重点高中学生。
1980年，姐姐哥哥两个又同时考上大学和中专，一时成为方圆十里争相传颂的大新闻。因为两人从此可以拔掉“农根”，脱离农村户口了，这在农民们看来是天大的喜事。老一辈的人说，草窝里飞出金凤凰，石家人了不起，给祖上争了光。
那年我还在上初一，呆气十足，整天打打杀杀。一天放学回家，我带着一群小伙伴，逞能挥拳砸碎了一块门窗玻璃，还把自己的手划伤了。隔壁有位大伯看了直摇头，满脸鄙夷，话说得很难听。他说你的姐姐哥哥都很有出息，看你现在这副德行，估计是要一辈子“扎根”农村了，丢人不？
这一下子说中了我的心事，第一次感觉压力山大。于是渐渐开始收心读书，后来像姐姐一样也如愿考上崇明中学。
进入崇中，大学的入场券可以说拿到了一半。但三年寒窗，确实不易。
一来学校纪律严明，校长陈朝宗军人出身，雷厉风行，对校风校纪抓得很严，铁面无私，无论师生都惧怕他三分。学生寄宿生活，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师生一起跑步、早操，然后早自修，七点多吃饭，八点正式上课。晚上夜自修后回宿舍，十点熄灯就寝，班主任经常还要来宿舍监督抽查……
二来班上高手如林，多数是从初中部直升上来，像我算是半路出家的野路子。这些学霸个个天资聪颖，读书废寝忘食，简直是可怕的考试机器。
学校老师不但百里挑一，个个有绝活，而且真心爱护学生，任劳任怨。比如文科班的学生数学普遍不好，学校选派经验丰富的崔炎生老师给我们上课。崔老师高度近视，眼镜像酒瓶底厚，他讲起课来眉飞色舞，口头禅是“呼儿玛斯”（大幅度、结棍之意）。他把学生当自己的孩子一般看待，循循善诱，悉心教导。因此那年高考，我班的数学成绩特别好，有好几位得了满分，我也得了112分。后来聊起，我报出家姐大名，崔老师是她班主任。他一拍大腿，说早知道我肯定叫你也读理科了。哈哈，惭愧，那是老师高看我了。
高考那天，艳阳高照。我进入考场，竟然毫无怯意，自信满满。第一门语文考下来自觉轻松不难，后来得了96分。无知者无畏，就这样一路横冲直撞，结果平时中不溜秋的我超水平发挥，还记得六门总分535分，大超预期。
我们那届首次实行先考试后报志愿，考得好还要志愿报得好，最近老友张生教授推出新书《投档线》，披露大量鲜为人知的招生“内幕”和“玄机”。可我当时哪里懂得这些奥妙，一心只想追随书法高手杨卫权学长，也想去南开读书，到北方开开眼界。无奈老母亲不同意，说第一志愿必须填个本地的。于是自作聪明填了复旦，想反正高攀不上，应付过去拉倒。
谁知傻人有傻福，复旦招生老师就是我后来的辅导员吴根樑，他并没有被学校给我的“可怕”评语吓倒，大胆录取了我。
一切都是缘分。现在想来真是三生有幸，从此改变我的人生。（石建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