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上大学的第一天，我就开始准备考研了。”在宁波某“双非”院校（指非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和非一流学科建设高校）的大四学生陈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因为就读的大学并非重点，她担心以后就业不占优势，因此早早下定决心通过考研洗白“第一学历”。
遗憾的是，她遇到了“史上考研人数最多”年，与其相对应的，则是“上岸率”连年递减。
走出考场，陈芳知道今年大概率是没戏了。但对研究生学历有执念的她决定选择另一条同样艰难的道路：出国读研。“现在没有研究生学历，工作不好找，体制内也不好进。”她说。
与陈芳有同样经历的大学生并不在少数，而考研“高考化”的趋势也引发了各界的关注。
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梅兵关于“警惕考研‘高考化’趋势”的话题引起了广泛讨论。
梅兵说，代表国家最高教育水平的研究生教育，要警惕考研的“高考化”趋势，面向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推进研究生招生和培养体制机制改革，让研究生站在创新的最前沿，加快培养国家急需的“高精尖缺”人才。
大学“高中化”？
教育部数据显示，近十年来考研人数持续上涨，从2013年的176万，到2021年、2022年的377万、457万，2023年更是以474万创历史新高，十年间增长了298万。
考研越来越“卷”的背后，是大学日趋“高中化”、考研日渐“高考化”的趋势。
在一些考研大省，一些备考的学子，其刻苦程度一点都不亚于“超级中学”里那些勤奋的高考生，每日挑灯夜读、抢占图书馆成了日常。
研究生招生制度一直是“笔试+复试”的选拔形式。其中，笔试重在考察基本知识储备，复试则是对学术、科研等综合能力的考察。但在“二次高考”等错误认知的影响下，笔试成绩被默认为“核心成绩”，甚至是唯一的标尺，大规模地刷题、机械式地复习，让考研变得更加“应试化”、“高考化”。
与此同时，不少高校也在创造各种条件支持这些早早立志考研的学生，甚至很多本科院校在学生刚入学时，就要求他们以保研、考研为目标，这种现象在很多地方本科院校中更为普遍。
在这些院校中，甚至出现“全民考研”，而读研率、保研率也成为了部分高校在招生竞争中的宣传亮点。
安徽医科大学共有62个寝室全员考取2022年研究生的消息曾引起众多媒体广泛报道。该校学工部负责人对媒体表示，学校在2021年也有57个本科生寝室全员考研成功。
“我们的考研录取率已经连续多年在省内高校中名列前茅，而且这几年的比例都比较稳定：今年是48.13%，去年48.24%，前年46.79%。”该负责人说。
当下的考研似乎已经成为社会竞争与筛选的前置条件。此前，承担这种职能的是高考，而在高等教育普及化后，这种前置筛选的压力，逐渐转移到考研上。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省人才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周仲高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谈到，考研“高考化”现象虽然表面上体现青年人追求更高学历，有个体追求成才的积极方面，反映了社会对更高学历人才的需求，但若从更深层次分析，应试化的考研现象出现更多带有被动因素，就业难、就业门槛高，迫于就业压力而选择继续深造的人数占有一定比例。
他说，研究生教育在就业市场中虽然具有“蓄水池”功能，能一定程度上延缓就业压力，增加社会人力资本储备，提升未来人才就业能力，但这种作用仍是过渡性的，最终仍需要高质量的就业市场与其匹配。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围绕考研组织教学，会将大学办学简单化，重点关注考研科目的教学，可节省学校的办学开支。“如考研不考实验，不少本科院校不重视实验室建设与实验教学。”他说。
熊丙奇认为，以考研为导向的大学教育体系会影响大学人才培养质量：考上研究生的学生，虽考分不错，但不少人的综合素质并不高。考研未能“上岸”的学生，进入就业市场，由于缺乏核心竞争能力，也容易遭遇就业难。
就业难与招工难
与大学“高中化”、考研“高考化”趋势息息相关的是，“就业难”与“招工难”并存的结构性矛盾。
2023年，高校毕业人数再走新高，就业工作面临的形势依旧复杂严峻。但与此同时，一些生产制造行业缺工现象普遍，不少企业面临“招工难”、“用工荒”等问题。
近日，一向低调的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因一次春季校园招聘会上了热搜。在这场一本院校的校内招聘会上，面对“河南最好的财经政法类大学”的学子，在学校招聘的企业，几乎都是清一色的酒店、餐饮、代理记账甚至服装贸易等中小企业。有招聘单位甚至开出了2000元月薪招洗碗工等岗位。
虽后续校方工作人员回应称，此次招聘会由郑州市政府主办，学校只是提供了一个活动场所。招聘会不仅面向本校在校大学生，也面向校外社会人员，但毫无疑问，由此引发的关于就业难、学历贬值的讨论将会持续一阵子。
有舆论认为，单纯的学历提升所能带来的就业优势，对于大多数普通学校的普通专业的普通硕士研究生来说，其实已经微乎其微。
周仲高谈到，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就业市场对人才学历的高要求趋势不会改变，但就业市场对人才能力的高要求则会不断强化。
在今年的两会上“大学生就业”也受到了不少代表委员的关注。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城市学院党委书记刘林建议，有实力的战略新兴行业企业为大学生提供为期2至3个月数字技能培训和实习机会，由人保部门利用失业保险基金提供培训补贴。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教授吴碧霞建议，简化优化高校毕业生就业手续，并从国家层面明确高校毕业生就业统计工作由统计部门负责，建立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高校毕业生就业统计工作体系。
梅兵在上海代表团举行的云采访活动中也表示，大学生就业是全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短期来看，大学生要摆正心态，高校也可以利用直播等新媒体手段为学生“站台”，长远来说，高校和大学生都应该从一入校就为就业筹谋。
“学生一进到大学，高校就应该对他们进行全学段的职业生涯教育。从进大学开始，就要考虑就业问题，把准备工作做在前面。”他说。
为了促就业，不少高校也“花样百出”。
2月17日，浙江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李孝明在直播间里手持学生的简历向用人单位推荐的视频，引发关注。视频里，李孝明化身“网络主播”，总结提炼了学生的特点、优势，向用人单位一一推荐。
李孝明坦言，首次尝试直播，过程中不少细节还有待打磨，但收获不错，推介的8名毕业生中，有3名学生已经收到企业面试邀约。
除了“直播带人”等多种促就业新方式，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大学副校长明东建议，可根据当年大学本科毕业生数量动态调整研究生招生数量。在满足学生读研继续接受教育的期待同时，缓解就业压力。
但现实是，与就业难相对应的，生产制造行业缺工现象普遍，不少企业年年面临“招工难”、“用工荒”等问题。
“就业难”与“招聘难”，看似悖论却形成了当前就业矛盾的怪圈。
在人社部发布的2022年第一季度全国招聘大于求职“最缺工”的职业排行显示，100个职业中有36个属于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24个属于专业技术人员。
“1.4万元月薪招不到985高校机械专业学生”也曾引起广泛谈论。
3月2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权威部门话开局”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人社部部长王晓萍表示，2023年，我国高校毕业生将达到1158万人，招工难、就业难并存的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
据悉，为了有效缓解毕业生所面临的就业压力，教育部在近期印发了《关于做好2023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公布了多项促进就业的政策。其中包括充分发挥中小企业吸纳就业作用，开展民营企业招聘高校毕业生专项行动；支持自主创业和灵活就业；健全就业帮扶机制；取消就业报到证等。
专家：破除唯学历论
不少专家表示，破解考研“高考化”，就业是关键。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当下的考研热与教育的管理和评价权力高度集中、标准过于单一息息相关。
他说，“社会需要多样性人才，但我们的教育体系让学生难以依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学习，标准过于单一的评价体系难以满足社会多样性需求，进而产生系列问题。”
储朝晖建议，考试招生政策应给予学生和学校更大自主选择权。“要真正解决问题，还需要从教育管理放权、教育评价多元化方面着手。”
中国人民大学就业研究所研究员刘尔铎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从当下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和支柱地位在较长时期内不会改变，但制造业一直面临着人才缺口。
刘尔铎认为，除了一些学术性的专业方向，大部分的专业学科设置，要和未来社会需求一致，“我们需要更多高级技术人才”。
他说，“学历主义”和“学历高消费”从人力资本投资上来看，会造成人力资本投资收益下降，“培养一个专科生、本科生的成本和培养硕博是不一样的，专科生、本科生能胜任的事，非要让硕士生、博士生去做，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
熊丙奇谈到，受“学历社会”唯学历论评价的影响，大部分本科院校都想办综合性大学，培养学术人才，而不愿将职业教育作为自身的办学定位。但从社会对人才的需求看，国内90%的高等院校都应该进行职业教育，培养高技能人才。
他说，“要让高校形成合理的办学定位，首先要推进研究生招生改革，加大研究生推免改革的力度，推进申请审核制，即由学生自主申请高校，高校对申请者的大学学业成绩、学术能力进行综合评价、录取。”
熊丙奇建议切实推进教育评价改革，破除唯学历论，按职业教育类型教育的定位，提升职业教育的地位。
周仲高也认为，发展职业高等教育是缓解教育焦虑、就业焦虑的重要途径。
他说，从研究生教育来看，需要围绕就业市场需求来调整课程设置和教育教学，科学做好不同学历类型的培养方案，差异化进行人才培养。针对当前我国专业人才不足的现实，不断加大专业型学历招生比例，加快发展职业高等教育，扩大研究生层次职业教育招生规模。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陈芳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