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寸土寸金的现代城市，图书馆是怎样的存在？杨素秋看来，应该类似于是一方人的精神粮仓。在西安市碑林区，杨素秋主持修造了一座修建在地下的图书馆。在她的主持下，图书馆改变了传统选书的潜规则，广泛地征集和搜罗馆藏书目，以期成为一间当地人的心灵殿堂。
现实中，图书馆修成投入使用后，在城市中，人们更看重它的实用功能，更多将它当作考公、考研备考的自习室，以及家长忙碌时孩子的托管处。被当作精神粮仓创造的图书馆，和塑造它灵魂的8万多册馆藏书籍，还在等待它的读者。
地下图书馆
电梯坏了。修造图书馆的杨素秋，正踩着扶梯从一层往地下走。显而易见，图书馆出入口处的扶梯，承担了接送往来读者的任务。如今它出了点故障，几天来物业公司还没派人来修，但图书馆依然开放着接待市民。来拜访图书馆的市民就踩在静止的阶梯履带上，从一层的商场进入碑林区图书馆。
40岁的杨素秋任职于陕西科技大学，是学校设计与艺术学院的副教授。2020年9月，她挂职碑林区文旅局任副局长的一年间，接到了为碑林区修造一座图书馆的任务。图书馆建成后，杨素秋发表了一篇文章，文中记录了她作为文旅局副局长，在为图书馆采购书目时，与书商周旋，最后靠自己修订书单的事迹。经过连年媒体的宣传，碑林区图书馆也因为馆长的作为，在公共视野中小有名气。
图书馆里，能容纳什么。
在如今商业与互联网“网红”文化侵染各行各业的时代，杨素秋曾宣称这座图书馆的定位是“不网红图书馆”，势必要与商业和网红流量划清界限。这并非故作清高，而是出于保住修造图书馆的本心，发挥图书馆本职功能的考虑。
时常有人慕名来图书馆打卡。周末，偶尔有游客或市民伫立在商场一楼外图书馆的牌匾下拍照，而后离开。杨素秋说，她在大学教的学生也会来“打卡”，这些年轻人，会在课余从十几公里外的学校赶过来借书。
碑林区图书馆开馆已过3年，杨素秋于一年多前结束挂职，回到了学校教书。偶尔，她会作为读者回到这里。馆里的工作人员都认识杨素秋，跟她打招呼。志愿者苏来老人和杨素秋聊起修造图书馆的过程，夸杨素秋“是你把这图书馆穿上了衣服。”
苏来今年64岁，知识分子家庭出身，退休前在高校从事多年的图书管理工作。退休后，他自碑林区图书馆对外开放时就在这里当志愿者。他也有属于自己的担心：图书馆建在商业环境里，会不会市井气过重，书卷气不足。
因为多年的图书管理工作，他对图书馆管理十分熟悉。“图书馆里不能吃东西，因为会遭老鼠，老鼠喜欢咬电线，这样容易发生火灾。”苏来介绍说。他去过欧洲的一些图书馆，馆前巨树掩映，里面是木梯和木地板，外面是花园草地，绿树成荫。他认为，碑林区图书馆的环境是硬伤，不通风，面积也不大，“3000平米的图书馆比较小，其实就相当于一个大的阅览室。”
几道往来地面和商场地下一层的扶手电梯，连接着两个世界。扶梯上端，是西安市碑林区繁华的街市。
商场的南边不远处能看到西安著名古建筑城墙，北边两百多米外，矗立着钟楼。白天，钟楼上的琉璃瓦通体泛绿，到了晚上，四面的射灯打过来，楼体变得金碧辉煌。周末，穿汉服的姑娘们开始往钟楼附近围聚，她们身穿红、白披风，手摇团扇，用各色簪子把发髻高高盘起，谈笑间从容自信。给人一种误入古装剧片场的感觉。
钟楼成为她们拍照的背景，她们也和钟楼一起融为这座城市的背景。
沿着南大街辅路往南走两百多米，穿过几家黄金店铺、火锅店、特产超市等，即可到达碑林区图书馆。左边紧挨着一家大排档，右边是一家特产商店。图书馆就被包裹在一片商业丛林中。
碑林区位于西安市中心地带，95%以上的区域位于市二环内核心区，商业繁荣，店铺寸土寸金。在这样靠商业带动经济效益的城市区域，图书馆得以在这里分得3000平米的占地规划，是行政规划的关照。
2020年出台的国家公共文化服务评定条例要求，2020年年底，国家各地区县级图书馆必须到位。据杨素秋了解，全国各区县都在规定时间内按要求修造了图书馆，因为这一条例，全国不知增加了多少图书馆，作为公共空间和信息资料库，供市民使用。
碑林区，也需要完成自己的“作业”。选址规划是修造图书馆的第一道工序。西安是一座古今融合风格的城市。在这座以十三朝古都闻名的城市，位于中心区域的碑林区即使是寻常巷陌，地下也遍布历史遗址、坟墓。在一些历史价值相对有限的遗址上，偶尔还能看到当地人在上面借宝地晒豆角、被子，当地人也习以为常。
2019年，碑林区区政府策划修造一个大型文化综合体，位于几公里外的东市路和乐居场交叉口，占地一万三千多平米，环境僻静许多。碑林区图书馆，在这座大型文化综合体的草图中占去一层。然而，建筑修造地基时，工程队挖到了一处重要历史遗址，只能无限期停工，区图书馆的选址和修造也只能重新计划。
在城市功能建筑中，图书馆是特殊的一类。由于密集的仓储，它对所在建筑物承重要求很高，要求荷载数值是普通建筑的好几倍。后来，碑林区文旅局选择了几处采光通透的建筑考察，都因难以符合承重要求而不得不放弃，重新选址。最终，当杨素秋在2020年9月接到主持修建这座图书馆的任务时，文件里的选址地落在了如今的地址。
上午十一点，3月的西安下着小雨。图书馆内弥漫着一股湿冷的气息。
下雨天来图书馆的人不多，自习区几十个座位不像平时一样坐满，来的大多是考研、考公的人。一旁的儿童阅读区，几个孩子趴在桌上写作业。休闲区的桌旁，依然有老年人端坐着临摹碑帖。
见面当天，杨素秋来图书馆还书。她从随身的布兜里掏出几本书，在还书机上操作一番。其中两本《杀死一只知更鸟》和《简爱》，是她两周前借给读初中的儿子读的。还书的时候，她说，孩子更喜欢科普书，文学作品只是偶尔翻翻。
大多数时候，这处坐落于商业中心区地底下的图书馆，被市民当做自习、休闲的场地。馆内杨素秋搜罗的8万多册图书，更多时候是在等待它们的读者。这座被杨素秋当做精神粮仓修造的图书馆，少有市民意识到这些图书的价值。
修造者
30岁前，杨素秋主要在校园里活动。因为上学早，她15岁就考上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而后读研、读博，毕业后，到陕西科技大学教文学和美学课。长期在校园过着顺遂的生活，她不会拒绝到其他空间体验另一种生活的逻辑。
2020年，陕西省招纳政府单位挂职人员，入选者需要同时是党员和博士。杨素秋提交了报名资料，她把这项目想象成一次挑战，以为自己会被安排挂职到偏远地区任副县长等职位，为当地的人们做些实事。
岗位是像高考报志愿那样填报的。她原本想挂职某县的副县长，但因为太远不方便照顾孩子，她选择了碑林区文旅局副局长，单位离家只有两公里远。另一方面，她也喜欢新单位“文化”和“旅游”两个关键词，在她的想象中，这带着某种诗情画意。
正式入职后，她发现每天做的也是些务实的事情。每天，她都要填报表，查管理单位的灭火器，灭鼠也是她和同事的职责，比较繁杂琐碎。修造图书馆这件事，是杨素秋接到少有的诗意的任务。得知消息的时候，杨素秋十分兴奋。她三十多年都在和书打交道，接下这个任务，“可以自由自在地买好多书，没人干涉，那太刺激了。”
陆续地，她得知了图书馆选址在地下，隐隐担心环境不会太好。不过硬件设施只是“皮囊”，相比之下，杨素秋更注重图书馆要配哪些书目，“书才是图书馆的灵魂”。
嗅觉灵敏的书商们，在政府网站看到图书馆公告后，陆续登门来找杨素秋。上面批了100万经费给杨素秋置办管理的图书。第一个来登门的书商，不知道从哪里摸清了消息，上来就告诉杨素秋：她手里的100万可以买8万册书，刚好够明年参与评估的数量底线。
杨素秋只觉得惊诧，书商为何能短时间内摸清楚她的底细。书商听了，跟她坦白了自己的“人脉”关系。这是他迅速知晓重要信息的基础。
第二个书商告诉杨素秋，可以二五折为她供货，100万经费保证能买400万码洋书籍。书商悄悄说：“领导来检查，书多，你比较有面子。”他还自顾自地教导杨素秋：初入官场，她可能还不太懂规矩，面子上做得好看了，上面才会开心。在杨素秋观察中，这位书商并不在乎书的质量，她发出质疑，对方却劝她：“谁还会一本本翻看书的质量啊？主要是数量。”
陆续有书商来谈，开出书单。杨素秋发现，他们开出的书单中，大多数是情感鸡汤书籍和长篇小说，有相当一部分书，书评网上也查不到。在杨素秋的认知中，这是因为书商们平时自己不读书，也没有辨别书好坏的能力。她意识到，书商们正把卖不动的书、仓库里的滞销书以及没有读者的自费出版书籍，全都塞给她。利用管理者和上级难以把精力用在查看每本书质量的漏洞，书商们在图书馆配书时塞进烂书，借此牟利。这会造成馆配书低质量的结果。
她思虑几番，还是难以接受这种规则。后来写文章记录图书馆修造的过程，杨素秋把这段经历写进其中：“书商说，他们从未在政府里遇到我这样的人，以前都是他们提供什么书目就买什么。而我太难对付，我要的书进价太高，让他们没有利润。”
杨素秋成为首个把馆配书潜规则搬到公众视野的人。
说起无法接受书商现成方案的理由，杨素秋拿开饭馆举例：一个美食家要开饭馆，发现供货商提供的全是地沟油，肯定忍不了。她不认为这是高尚与否的问题。她自认懂书，自己也是图书馆的使用者、受益者。在她和书、图书馆打交道的过程中，认为图书馆的灵魂是书目，就算装修再美，倘若书目烂糟，那就前功尽弃。
于是，她决定从第一本书开始，自己编一份适合碑林区读者的书目，为图书馆注入使用者的血肉和灵魂。
杨素秋中文系毕业，有较高的文学素养，熟悉古今中外的经典文学作品。余华、刘慈欣、村上春树等当下知名度高的作家，杨素秋把他们的经典小说列入了书单。而后，她参考文学史论著，从《诗经》《论语》《伊利亚特》《奥德赛》开始，甄别注释者和译者，敲定版本，列出了另一部分书籍。
出于碑林区所在陕西地区的地域性考虑，她开始搜罗，筛选本地作家的作品，最终罗列了贾平凹、陈忠实和路遥等作家的若干作品。
考虑到年轻读者的口味，她还把近几年国内文学新人陈春城、班宇、余秀华等人的书加入进来。书单很快需要涉猎自然科学领域。她对此不熟悉，先上网搜查，再请教高校理工科教师。
2021年4月，碑林区图书馆开馆仪式进入倒计时，杨素秋写了篇推广文章，发到了本地一家公众号上。第二天，文章阅读量达到六万，远超过该号平日的阅读量。杨素秋受到鼓舞。
麻烦也随之而来。有系统内的人批评她“胡搞，出风头”，有人怒气冲冲打电话到单位，指责她过于个人英雄主义，文章没有感谢各级领导，也不该指出馆配书潜规则，没有政治站位和大局意识。
杨素秋只好跟着浩大的队伍去认错，她不认为抵制低质馆配书有错，文章拿到哪里她都不怕。然而道歉的时候，她需要表现出充分的顺从，仿佛局外人，假想自己在舞台上演一个道歉的角色。
央视的报道，缓解了这种局面。道完歉，杨素秋晚上接到了央视记者张大鹏的电话。他是白岩松团队的成员，读过她的文章后，想到碑林区拍摄图书馆的开馆仪式。她挂断电话，酸楚直冲鼻腔。杨素秋说，那一天她的心情像坐过山车，刚刚低头认错很快又被外界认可。
在任职一年多的时间里，杨素秋为图书馆编过两次书目，前半年她只请了几位师友帮忙，编了三万册多书目，距离八万册的标准还有段差距。
后半年，她花了三个月时间，通过邮箱联系了五十位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士，在前一份书单的基础上列出了更完善的书单，包括文史哲、自然科学、儿童漫画、摄影、法律、佛学等，共计五万多册书目。
北京大学的文艺理论博士赵文，提供了最多的书目。赵文是北京大学博士，学文艺理论出身，人送外号“赵神”。他精通哲学，对《乡村爱情》、相声曲艺、流行的弹幕文化也熟稔于心，最近他正在翻译《斯宾诺莎导读》。2021年碑林区图书馆修造期间，赵文通过邮箱给杨素秋提了300多册建议书目。前期，大部分是哲学书，诸如亚里士多德、弗洛伊德、斯宾诺莎的著作。后期的书目比较庞杂，涉及《剑桥哲学史》《地球编年史》《私人生活史》等。
为了获得这份书单，杨素秋前期去拜访过赵文。赵文带着她钻进工作室，蛛网结在窗帘和窗框之间，桌上的书四仰八叉。他手上没拿任何资料，跟杨素秋讲了一个下午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荣格，并清晰复述了《伦理学》的每一章节，他激动地说：“一共五部分，从任何一个概念进去，内部都是一个系统，一个概念通向另一个概念，美丽的网状，非常缜密。黑格尔说，要么你做的哲学是斯宾诺莎式的，要么你做的就不是哲学。”
杨素秋密集地接受陌生知识，快速地记，又累又饿。直到赵文的妻子打电话来喊他回家吃饭，他哼着戏曲就走了。
与赵文的交谈让杨素秋收获颇丰。她意识到，请教书目的事，如果能当面聊就不要只打个电话。
那之后，她决定去拜访大学时期教过她的陈越老师。多年前，杨素秋迷茫的时候求助过他。陈越的书房有几个玻璃柜，前排书挡住后排的书，地上的书挡住柜门，还有没拆封的纸箱有半墙高，路窄到只能单腿通过。
上门拜访那天，陈越坐在沙发上和杨素秋聊天，他向杨素秋强烈推荐《剑桥科学史》，陈越自己是研究文学的，认为这套科学类的书文科生更应该看，从中可以看到当代人如何反思人类的知识发展。
从陈越推荐的书中，杨素秋观察到他对于过分微小、狭隘意识形态的反驳。他提倡的，是人要把阅读放在人类的知识生产中去理解。
三个月间，杨素秋通过一次次拜访或电话沟通，完成了对书目的编撰。距离挂职期结束还有20天时，一个陌生男人到图书馆通知她必须取消全部书目。
后来写《世界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这本书的时候，杨素秋把那天的经历写了下来：
一个男人走进图书馆坐了下来。他说自己经常和领导吃饭，那些领导的名字从他口里一次弹跳出来，漂浮在空中，簇拥着他的嘴角跳舞。然后他说：“有个领导让我来给你捎个话，你必须取消全部书目。”
“为什么？”
“你的书目里全是好书，利润太低，领导拿不到好处。你不要问我是谁，我常年给领导跑腿。我要哪个书商中标，他就能中标。我要从中分成，领导也要分成。”
“领导”这个词变成了一个集群，人头窜动，便是不清。我应该去找谁诉说我这个书目的意义，……“这个书目集合了几十位专家的心血，而且群众一定会喜欢。”这个理由在我这里足够饱满足够沉甸，但在别人的秤上也许轻如鸿毛。
杨素秋决定做最后的抵抗。当时，她正准备把自己挂职文旅局一年的经历写成书，于是她告诉那个陌生男子，会把这件事如实写进去。男人没再回答她。
或许男子说的人真实存在，也或许只是他出于某种功利目的编造的借口，杨素秋为此真实地感到焦虑，一种知识分子的无力感。
理想与现实发生冲突，回到局里，她临摹起苏轼的《寒食诗帖》，“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感受到苏轼被贬的委屈和愤懑，杨素秋又觉得，自己这点波折不算什么。
她又想起加缪的小说《鼠疫》，当小说里的记者朗贝尔和医生争论人们为什么而死时，朗贝尔说，人们过于英雄主义时是在为理念而死，而人应该为其所爱而死。医生回答：“这一切里面并不存在英雄主义，这只是诚实的问题，这个概念可能会引人发笑，但与鼠疫斗争的唯一方式只能是诚实。”
波澜过后，有惊无险。在离职前，杨素秋得知，她编写的书目顺利通过。家里一个亲人送她一句话：“有志者事竟成，没有什么能打败一个犟撒（犟脑袋）。”
粮仓
暮色降临，碑林区的街道更加热闹。图书馆门口，有人摆摊卖手串。牌匾下，被一个算命的老人占去摆摊，不过几小时过去老人也没等来第一位“有缘人”。十米开外，在一个有奖游戏摊，商贩把10罐饮料垒成金字塔形状，十元玩一次，一次性把10罐饮料都打倒，就能得到300元奖金。商业区的热闹，和图书馆是两个世界。7点钟的时候，地底下的图书馆就已关闭。
全国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工作每4年开展一次。2024年，陕西共有114家公共图书馆上等级，数量比上一次全国评估时增加了25家，西安市碑林区图书馆被评为二级图书馆。这意味着它的图书年入藏种数不低于2500种，年外借册次不低于8万册次，读者满意率不低于70%。
在有限的条件下顺利完成图书馆的建设，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包括苏来，都认可杨素秋取得的成绩。作为区县级图书馆，碑林图书馆设置了碑帖区、外文童书区、漫画区、视障阅览室4个特色功能区，一般区县级图书馆都没有。
苏来说：“别看这么个地方，读者都觉得这里很好，满意率很高，它可能长得不漂亮，但身材十分协调。”唯一让他觉得不太完美的是外文童书区，两年里，都没有一个外国人进去。
杨素秋凭借热忱建造这个图书馆，也想知道图书馆到底为谁而建，它在城市中充当着怎样的功能。她曾去过非常偏远的山区支教，也去过一些农村图书室做调研。一些农村有图书室，却往往锁起来，里面都是一些《化肥的使用方法》《淡水鱼的养殖要点》等书。
她认为，文化知识较低的农民根本不会看这些书，他们更需要的是有人当面指导。而农村留守儿童最需要的绘本，图书室里根本没有。“买这些书也是花了很多钱的，为什么束之高阁，就是因为买书的人不知道人的需求。”
开馆之初，她以为这个人口过千万的城市，市中心的人应该知道图书馆是对公众免费开放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她去了五家社区服务中心走访，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大部分图书馆，包括碑林区新开的这家，可以免费进入，还有人问她，图书馆里的书卖不卖。回去后，她做了宣传图书馆“免费借阅”的海报，100多张，放大字号，张贴到各社区醒目的位置。
率先进馆的是“考试党”戴红领巾的孩子们。开馆半个月后，考试党每天九点前围在电梯口，头发没怎么打理，背着书包，拎着水杯，只等馆员拿钥匙开门。他们找到座位，掏出考公考研的复习资料。下午五点，图书馆是孩子们的天地，他们的爸妈因为要忙工作，把孩子们暂时“寄存”在这里。
一个周末，刚开馆就进来一对子，母亲把十岁的儿子放在这就走了，一直没回来。中午，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看到孩子趴在桌上小声地哭，馆员给他买来汉堡他也不吃。他母亲直到下午五点钟才出现，说是睡着了一觉把孩子忘了。
杨素秋很愿意一些父母忙的时候，把孩子放在图书馆。她认识一些开早点铺、卖菜的父母，他们的孩子除了教材什么书也没有，家长也意识不到自己忙的时候可以把孩子送进图书馆，最后孩子会被父母独自在家只能看电视或刷手机。“区县级图书馆的意义，是普通家庭的孩子可以在这个空间里通过阅读，拉近和中产家庭孩子的知识差距。”杨素秋说。
因为写了《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一些图书界的朋友慕名来拜访。3月11日上午，山西运城来了两个中年男人。他们在运城做的是付费图书馆，全国开了几十家连锁图书馆，盈利模式采用会员制，三年费用2600元。大叔说：“现在的孩子被手机控制太久，不爱读书，我们就是要培养他们从小读书的习惯。”大叔说，他七岁的孙女从小泡在图书馆，至今读了一万多册绘本。
志愿者苏来善于察言观色，他把碑林区图书馆儿童区的家长分为两类，一类对孩子表现得非常没有耐心，另一类又对孩子非常纵容。他从这些父母的表情中，判断他们是外地来西安的第一代打拼者。苏来理解家长们的处境：“他们都非常辛苦，希望孩子成龙成凤，但又把握不好教育的尺度。”
碑林区图书馆儿童书籍的借阅率很大，排在借阅次数前三百名的书籍，至少有二百五种都是儿童书，尤其是漫画类。来拜访的读者中有大量儿童。“有时儿童区没座了，他们还会去占成人的座位。”苏来说，进馆的读者比例儿童大概占50%。不过，有些孩子被父母或爷爷奶奶带来图书馆，是为了写作业，书架上的书碰都不碰。
馆里很少有高中生的身影，杨素秋为了弄明白原因，咨询了一位在天津一所中学担任七年高三班主任的朋友。那位高中老师喜欢诗歌，曾试图在课堂的缝隙里努力挤进真正的文学，仅有寥寥响应。在他看来，学生们包括他们父母只想要更“实用”的东西。而所谓实用，指的更多是能帮助学生在考试中取得高分的事物。
在杨素秋的观察中，来图书馆的市民，更看重的是“实用”的功能，这里的座位时常被考公、考研的市民占据自习。苏来说，除了儿童占去50%的造访人次，考试党占去了30%的比例。两公里外的陕西省图书馆共有四层楼，属于国家一级图书馆，藏书近600万册。3月的一个星期一下午，1657个座位几乎座无虚席，一眼望去，考公、考研的人占去大部分座位。他们通常戴着耳机，桌边摆着水杯和复习资料，然后埋头写题。
杨素秋内里有种“非功利”的价值观，对整个社会追求实用主义的风气持质疑态度。在大学教选修课时，她会认真准备教案，不认为选修课就可以糊弄。正在读初中的儿子，她不会为他的成绩斤斤计较，避免用单向度的标准去评价孩子，时常与孩子共读书籍，同看电影。她更想保护的是孩子对知识的热爱，对人性的探求。
“不管是读康德还是斯宾诺莎的书，它里面都会讲一种非功利，非功利有一种天然的美感，会让你摒弃一些现实的利益，去真正做你笃定的事情。”杨素秋说。
与杨素秋的愿望相反，人们更看重图书馆的实用功能，它给人带来的自由阅读和独立思考的可能性有限。编书目时，杨素秋请教过她的大学老师。这位老师提醒她，为图书馆采书要兼收并蓄，不要被某些倾向或趣味带偏，读书是社会精神生产和生活的一部分，自由阅读和独立思考一样都是难乎其难的事。
不过，杨素秋并不会对现实感到愤怒和失望。她理解为什么人们会来图书馆备考，也理解那些让孩子在图书馆写作业的父母。她理解，但也坚持自己的想法，认为可以尽可能普及这种非功利的想法，启发大众。
随着《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这本书的口碑发酵，杨素秋变得十分忙碌。3月11日，应出版社要求，她在陕西省图书馆租的一间录音室里，对着话筒录制了一天有声书。书中写了一些陕北民歌，她在家提前练习过，在录音室里手舞足蹈地一遍遍唱出来，直到自己满意为止。
傍晚，杨素秋坐在钟楼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里。她的表达滔滔不绝，又鲜少涉及到事物的细部，或许因为接受采访太多而陷于疲倦。面对“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这个问题，她脱口而出：“我无法给出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答案，而是用一整本书给出一个文学性的答案。”
在挂职期限还剩最后三个月时，杨素秋在图书馆举办了一场沙龙，邀请一些知名作家过来对谈，活动主题叫“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杨素秋和几位作家讨论图书馆的功能。图书馆有三大功能，一是保留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二是宣传教育，三是满足和提升群众阅读需求，最大程度实现公益性和平等性。
过程中，她问作家嘉宾：“有人质疑，周一到周五读者人数较少，图书馆是否真的那么有必要？”一位作家嘉宾回复说：“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无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