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百里者，半九十。”方慧欣一直用这句话激励自己。
正在为第二次高考做最后冲刺的她，声音有些沙哑。方慧欣是一名新疆的高四复读生，去年因为高考发挥失常，又报错志愿，她选择了复读。
在复读的三百多个日夜里，她几乎每天都是7:50起床，深夜2点才入睡，生活被严格的学习计划填满。面对生病、停课、远离父母等种种困难，方慧欣从未松懈，支撑她的信念，是心中那所远在4000公里外的目标院校。
2024年6月7日这天，她将再次迈入高考考场。
在过去七年中，长沙市明达中学高复部数学高级教师杨占龙见过太多已经完成了高考“百里之行”，却因为种种原因对结果不甚满意，选择“从头再来”的高考复读生。杨占龙在湖南的明达中学已累计教授了505名高四学生，自2019年兼任中层行政管理人员以来，管理过的高四学生数量已超过5000人。
他发现学生们选择复读的原因正在发生变化：他们接收到的讯息更多了，更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更多学生开始因为学校、专业问题和自己预想不符而复读。他们不再被动地去续写“一锤定音”的结果，而是想尝试去接受自己选择所带来的改变。
复读本身正在变得越来越难。一些省份对复读采取了更为严格的态度，比如更加严格地执行公办高中不得占用学校正常的教育资源举办复读班的政策，但复读的需求却并没有减弱。
2024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1342万人，相比去年增加了51万人。尽管困难增加，“方慧欣们”依然找到路径，和众多应届生一道，再战这场足以改变命运的考试。
一、再来一次
2023年的高考放榜日，正值端午。方慧欣挂断高考查分电话后就瘫坐在了沙发上。听到成绩后，父母的眼神中马上流露出深深的失望，家中气氛变得凝重。她的高考分数比预期低了50分，远远不及前两次模拟考试时可以“拼一把双一流”的优异成绩。
从高三开始，她就一直想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但她的高考分数距离这所学校往年的录取线尚有一大段距离。父母替她做主，填报了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该校在新疆的录取位次大约在3000名到4000名。方慧欣就这样被父母填报的学校录取了。
可出乎意料的是，那一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在新疆地区的录取分数线意外“爆冷”，她的分数本可以过线。
种种遗憾和挫败叠加，这让她下定决心，走上了复读之路。
但复读之路并不平坦。2002年，教育部就曾经印发了《关于加强基础教育办学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规定公办高中不得占用学校正常的教育资源举办高中毕业生复读班，不得招收高中毕业生插班复读。
大部分时间，这一政策并没有被严格执行，但在近几年，一些地区开始强调对这一政策的执行。2021年，重庆市市教委印发了《关于禁止公办普通高中招收复读生的通知》，其中提及“全市普通高中学校不得举办复读班，不得与社会机构联合举办复读班，不得在培训机构以学校名义举办复读班，不得招收复读插班生”。此外，云南、贵州、四川等省份也在近年出台了相关的政策，加大了对公办学校复读的监管力度。
方慧欣所在地区对复读的管理非常严格，公立学校普遍不再接收复读生。方慧欣不得不转而选择了自治区内一家知名复读机构，之后又辗转至石河子市的另一所复读机构。复读班学生的年龄跨度大，年龄最小的只有17岁，最大的有23岁；背景也各不相同，既有考入“985高校”后又选择退学的学生，也有未能达到本科线的落榜生。
“他们聚在一起，有谈恋爱的、一起打游戏的，相互之间在学习上很少有帮助，也缺乏高考班应有的学习氛围。”方慧欣对复读班的环境一直很不适应，她原本在高三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学习自律，是大家口中典型的“别人家的孩子”。
这样的复读生，突然和一群不曾朝夕相处，且在年龄、背景、经历和复读目标上迥异的青少年聚在一起，这让方慧欣感到很不习惯。再加上复读机构师资与公办学校高考班师资的差异、教材和教辅资源的差异、口音差异等，导致在一天中的八节课中，差不多有一半课程，她都是戴着耳机埋头自学。
她觉得生活突然变得“复杂且疲惫”。除了应对学习环境和氛围的问题，还要面对教学资源的差异。复读生无法与普通高三学生一起参加考前最重要的一诊和二诊考试。尽管机构会安排复读生在统考后做同样的试卷，但卷子是由培训机构的老师批改的，而不是像应届生那样得到各级教研组的批改；批改的结果也只是一个分数，无法得到一个全区、全省排名。
尽管有这些困难，但方慧欣还是会提到奶奶每天早上按时给她做好的汤面和汤饭。她的父亲有九个兄弟姐妹，家族的这些伯伯婶婶和哥哥姐姐都很支持她，但这几天几乎没有人打过电话，都怕“打扰到她”。
家人的关心和理解，以及那所远在4000公里外的理想大学，是支撑她的“信念和动力”。
虽然有点慌，但方慧欣还是认为复读意味着让她拥有了一次新的机会，一次改变人生轨迹的机会。“我觉得也可以这么说，我还可以拥有展望未来的机会。”
二、多元化的考量
杨占龙观察到学生选择复读的原因正在变得越来越多样化。
以往，学生复读主要是因为考试成绩未达预期或未能被心仪的大学录取，但近几年，即使学生被大学录取，也可能因为无法调剂到心仪的专业或入学后发现实际情况与自己规划不符而选择复读。每年9月至10月，总有一批学生因为对专业或对学校不满意而选择退学进入明达学校的高复部。
杨占龙说：“近几年学生接收到的讯息越来越多，有些人会在高考前就开始做职业生涯规划，因此学生对于未来想要什么、想从事什么行业有了更清晰的认知。考生们的发展规划能力、纠偏意识、自主判断力和决策力，似乎越来越强。”
填满杨占龙十七年教学履历的，既有去云南支教，也有在湖南省株洲市公办高中任教的经历，还多次获得优秀班主任、优秀青年教师称号等荣誉。最近七年，他一直在湖南省长沙市明达中学高复部担任辅导老师，并在2019年兼任中层行政管理。
对于高考复读生，不变的是，大部分学生会承担比高考应届生更大的心理压力。杨占龙说，复读阶段的学生所承受的思绪更加复杂，压力来源也更多，这包括短时间内提分的压力、同学大学生活对比带来的压力等。如果学生能够经受住这些压力的考验，他们很可能会在高考中取得更好的成绩。
每年临近高考，杨占龙都会接到大量家长的电话，他们担心孩子的学习状况和面临的压力。杨占龙说：“根据我多年教学经验，学生通常能够承受得住高考的压力，因此家长不需要过于焦虑。关键是做好后勤工作，不能先自乱阵脚，影响孩子的心态。”他说，一些学生父母，特别是自身比较优秀的父母，可能会因为孩子需要复读而感到羞愧，从而产生心理压力。这种心理压力往往会直接传递给孩子，对他们造成额外的负担。
在复读这件事情上，他认为老师和家长实际上都是高考的“旁观者”，而学生自己才是这场考试的“参与者”。在这个过程中，老师所能做的就是给他们提供“阳光”和“养分”，让延迟一年“开花”的学生开得更灿烂。
在担任复读班班主任的第一年，杨占龙遇到过一位高考成绩只有320分的学生，被父母逼着送到复读学校。“我们花了2个月的时间进行引导，他才逐渐接受了复读这件事，开始努力学习，最终高考考了四百六十多分，上了一个二本院校。现在，他已经在准备考研了。”
三、坚持的价值
袁绍龙刚刚从一家光伏企业辞掉了流水线工程师的职务，计划在家休息一段日子再工作。
袁绍龙曾经也是数百万复读生中的一员，经历过2017年到2019年的三次高考、两次复读。如果不是因为当时怀揣的“理工梦”，袁绍龙完全可以在2017年第一次高考后上岸，按照母亲为他规划的未来，进入商丘师范学院攻读汉语言文学，之后再返回家乡考取公务员。
袁绍龙说自己当时高中三年过得“浑浑噩噩”的，成绩不好，始终停留在年级慢班。父亲常年在外工作，而母亲作为家中的“顶梁柱”，几乎一手包办了他的生活和学习。第一次高考的志愿填报，就是母亲咨询了亲朋好友之后，为他代劳的。
尽管那一年的高考成绩在他自己眼里“很糟糕”，但也达到了母亲为他填报学校的分数线。知道分数那一刻，袁绍龙就认准了复读这条路。因为这个糟糕的分数，无法圆他的“理工梦”。
母亲坚决不同意，俩人爆发了激烈的争执，最终在亲戚“想复习就复习一年吧，别让孩子留遗憾”的劝导下，母子一起到学校交纳了3000元的复读费用，继续跟班复读。
袁绍龙复读时，政策还比较宽松。袁绍龙第一年留在了本校高中复读，第二年还进入到了本市排名第一的高中。在他眼里，复读的这两年才算正式上了一次高三，“以前高三慢班不能刷的题和试卷，在这里触手可及。班里也没有上课睡觉、玩手机、闲聊，打闹的事儿”。
这一读就又是两年。“其实直到现在，因为复读的事情，我妈都没原谅我。”袁绍龙说，当时想法非常单纯，第一年复读后，成绩还是不太理想，觉得再复习一年，能考个更好的学校，更喜欢的专业，比如物理、机械这些。他想让自己的起点，尽量更高一些。
复读第一年，袁绍龙理综科目分数比前一年进步了五六十分，但总分距离一本线还有大约50分的差距，因此他选择了第二次复读。这次，他考入了河南省内一所二本理工科院校的重点专业。毕业后，得益于院校的专业背景，他进入了一家光伏厂工作，成为一名工程师。回顾自己的复读经历，袁绍龙认为自己没有后悔，“为了自己的未来，无论复读多少次都值得”。
根据教育部的数据，2024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达到了1342万，比去年增长了51万。在这些考生中，每年都有一批像方慧欣、袁绍龙一样的学生，在经历了高考的“上岸”成功或“落榜”失利之后，选择复读，选择“再努力一次”。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方慧欣、袁绍龙系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