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7日推出《陶文铨：把为国搞科研的“热”，传下去》。
陶文铨：“我今年85岁了，如果我培养的学生比我还差，我就完全失败了。一定要年轻人往前走，这个团队才有希望。”
[人物名片]
陶文铨，1939年生于浙江绍兴，今年85岁。国际著名工程热物理学家、数值传热学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首届国家级教学名师，“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称号获得者。从国内开创，到国际引领，他的团队是传热学研究领域前沿的“中国身影”。陶文铨扎根西部六十余载，至今奋战在科研和教学的第一线，为我国工程热物理学人才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尺讲台传热“泰斗”
笔挺的西装，胸前挂着眼镜，从教50多年，陶文铨身上有很多的荣誉，他总是一一“摘掉”，欢喜地选择那个最朴素的称呼。
陶文铨：叫我陶老师就好，陶教授、陶院士都没陶老师好。我的学生都叫我陶老师。
陶老师的学生有多少，他自己也说不清。西安交通大学的1300阶梯大教室，有367张座椅，但陶老师的课，总是坐不下。
陶文铨：课堂现在平均有400人左右，坐得满满当当。我第一届教的学生只有19人，现在差不多每年有400人，整整40年了。
讲台下，学生换了一拨又一拨；讲台上，老师的教案改了一遍又一遍。
陶文铨：每讲一遍体会都不一样，会有新的例子和变化，尤其最近这几年发展得快。
记者：不断更新？
陶文铨：对。没有PPT时用手写讲稿，那时候纸紧张，得用很小的字写在一张纸上，比较麻烦。现在有PPT方便多了，随时都能更新再版。
陶文铨的课程很热，研究的领域也热：传热学，一门研究在温差作用下热量传递规律的学问。
陶文铨：冬天冷，穿棉衣就起到保温的作用；夏天热，穿白色的衣服能把大部分阳光都反射掉，更容易把热量散出去。
陶老师讲起来，道理很简单，但深入进去，其中大有门道。
陶文铨：我们每时每刻都离不开热量产生，所以传热学是一门跟人类关系最密切的科学。举例来讲，打开热水器就能出热水，水是提前烧好储存起来，但是放久了会散掉不少热。热少散，电就可以少用，我们利用数值计算的方法研究热流失的全过程，提出改进方案。企业每年生产几百万台热水器，按我们的方案可以节能接近7%，能省不少电。
心之所向毅然西行
陶文铨，是第一批拿到西安交通大学毕业证的学生。升入高三的时候，恰逢交大西迁。
1956年8月，交通大学首趟西迁专列从上海徐家汇车站发出，上千名交大师生及家属乘坐这趟列车，一路向西。
陶文铨：西安交大在我的老家有很高的声誉，当我得知作为交大毕业生的钱学森学长50年代初，冲破美国的阻力回到国内，更加坚定了我报考交大的决心。我告诉自己，交大迁到哪里，我就考到哪里。
动力工程系锅炉专业，是陶文铨的所想所学，至于交大要搬去什么地方，对这个江南青年，不重要。
陶文铨：小孩子只要喜欢，一拍脑门这事就定了。我妈妈不了解西安，担心我东西吃不惯，绍兴人喜欢吃梅干菜，我妈妈就准备一箱梅干菜，还给我买了二十个8分邮票可以投寄信件。当时以为西安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其实比想象得好多了。
作为交大西迁后首批奔赴祖国西部报到的本科生，陶先生把自己比作“西迁大树上的一片叶”，上大学的那几年，这棵树下，土贫地薄。
陶文铨：西迁精神就是艰苦创业。我在交大读了5年本科，4年研究生，我亲眼见到老一辈的教师，听报告就坐在一个很窄的长板凳上。我在教研室看到好几个老师都是自己动手加工实验室的教具，用它们做出了很好的实验。
1962年，本科毕业后的陶文铨又考进交大热工研究生，遇到了导师杨世铭。
陶文铨：杨世铭先生教我们数值计算，上课用的是他自己编写的教材。他当时就讲数值计算可以精确到所需要的任何精度。那时候计算机才发明出来10年，60年以后计算机的应用这么重要，当时杨先生高瞻远瞩的判断非常了不起，给我一个20岁的小青年内心埋下了一颗种子。
越洋“取经”回国“拓荒”
真正接触到数值传热学，陶文铨已经41岁了。1980年，在杨世铭先生的支持下，陶文铨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进修，方向是数值传热：在此之前，传热学有什么用？为什么要研究它？陶文铨并不清楚。
陶文铨：我在美国没去哪玩儿过，图书馆、计算机房和我的办公室，晚上回家，整整两年都是这样往复。我们和国外差得比较远，就要好好学，回去至少在本科生、研究生的教学方面能做点事，之后再慢慢融入国际传热界的发展路程里。我做了好多笔记，也分享给国内好多老师。
回国后的陶文铨一直潜心从事传热强化与流动传热问题的数值计算两个分支领域的研究和教学。
陶文铨：我1983年初回国，第一时间就在学校开了数值传热的课，这门课程在国内相对是比较早的。
1996年，陶文铨牵头组建热质传递数值预测科技创新团队，随后创建热流中心，开展复杂热质传递问题数值预测基础研究及重大工程技术创新研究。
陶文铨：我要跟全体师生员工、全体校友一起，努力发扬具有交大特色的奉献报国的使命文化，为把西安交通大学早日建成世界一流大学而奋斗我的一生！
在交大西迁60年的大会上，陶文铨的一番话，博得掌声阵阵。2017年，“西安交通大学热质传递的数值预测控制及其工程应用创新团队”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我国在流动与传热的多尺度模拟领域的研究已经处于国际前沿。如果从1980年赴美进修算起，不到40年。
批评的话鼓励着说
不过，这位交大学生眼里的好老师，少年时，并不是一个好学生。
陶文铨：50年代初我读初中，那会儿很调皮，喜欢打康乐球，我经常逃学去打。有一次我走着去上课，早到被班主任看见了，他觉得我这个孩子不错，就在班上表扬我，还让我当课代表，我的上进心一下子就被激发出来了。那以后，我就慢慢走上正轨。我印象很深，老师一定要对学生正面引导。
对学生，批评的话，也要鼓励着说。西安交大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的屈治国教授是陶文铨的学生，他记得，自己刚走上讲台时，老师的点拨。
屈治国：我上课讲一个物理量单位，当时我说的是量纲，单位和量纲从字面上不一样，但我觉得写出来一样，陶老师课后专门把我叫到办公室给我强调，一定要非常严谨。“教师是一门良心活”，这句话我现在还没有忘记。
不能光顾着自己。这是小时候，妈妈常常跟两个儿子念叨的话。
陶文铨：我妈妈不识字，但她会经常跟我们讲，“前半夜想想自己，后半夜想想别人”，不能只顾自己。
多年后，哥哥陶文铨成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弟弟陶文钊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陶文铨：现在谁叫我讲技术，不论南北东西，我都去。数值计算是我最赞成、最喜欢的，我希望讲出来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上数值计算。
教学不能落下、科研不能丢掉、学术会议还要参加。每晚十点到次日凌晨三四点，是这位85岁的老人，留给自己的时间。
陶文铨：我一般吃过晚饭，把急事处理完，睡两个小时，十点起来，之后我可以工作到凌晨三四点钟。我睡的时间短，四小时就够了，资源可以充分利用，这是我的理论。
记者：您从十点到凌晨都在干什么？
陶文铨：写文章、写稿件、修改教材。我老婆喜欢讲话，我也不能不理她，就安慰她说，“行了老伴，我要干活了。”
扎根西安余“热”袅袅
18岁的江南青年，到85岁的西北老人，陶文铨已经在西安生活工作60多年。
陶文铨：饮食基本以南方为主，吃米饭。老伴生病后我学会做好多南方菜，先加盐、先烧水，冷的放、热的放，方法都是她教我的。但是我也可以吃锅盔，我也可以吃肉夹馍，老汉陕西人……
“半个陕西老汉”，西安话会说几句，也不大说得来绍兴话，但是，对英语授课的发音，却很在乎。每次课程开始前，陶先生都要在讲台上，嘀咕某些单词的发音。
陶文铨：要讲50分钟的英语，我要做很多前期的准备工作。上课前遇到不知道的单词重音就赶快查字典，标记在我的小本子上。台下几百双眼睛盯着我，我的每一句话都要对学生负责。
交大校园内的梧桐树粗壮挺拔，陶文铨每天都会经过，初夏的梧桐树，已然有了荫凉。
陶文铨：我刚来的时候，梧桐树就胳膊这么粗，现在已经需要好几个人才能环抱，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300教室，陶老师的传热学课，下周见。
陶文铨：OK,that’sallfortoday.Seeyounextweek！
[记者手记]
我是记者江晓晨。有个不知疲倦的老师，是个什么样的体验？我接触过陶先生的不少学生，他们都说过这样一件事儿：头一天晚上发给先生有关教学或者科研的电子邮件，第二天起床，一定会收到回复，发件时间，大多是凌晨两三点。那是陶先生所说的留给自己的时间，而所谓的“自己的时间”，也还是给了学生。
把三尺讲台，踱成数值传热学的国际舞台，先生用了将近一个甲子。85岁的陶先生，对讲台的热，依然在；对学生的热，依然在；对中国传热学的热，依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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