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7日晚七点半，唐晓晴打开腾讯会议，将自己的电脑屏幕共享给加入会议的同学，PPT上写着“内卷学导论”——这是她面向大学生群体开设的网上课程，当天是第二讲。
唐晓晴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读大一。继清华大学一名大一学生开设的《摸鱼学导论》登上知乎热榜后，她和国际关系学院一位大一同学的《内卷学导论》也出现在网络平台。
“内卷”这个起源于人类学的专业词汇，在近一年内成为网络热词，主要指在总体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人们为了争夺资源进行的非理性的过度竞争。其含义的外延已经被扩大化，俨然“万物皆可卷”。
《内卷学导论》第一讲的课件。图片：受访者
唐晓晴所在的“课程群”里，有300多名同学。在“内卷课”上，来自各大高校的学生们重新开始探讨内卷的含义和表现，为的是消解内卷带来的现实焦虑，他们会分享各种极端的“内卷”案例，也谈论社会热点。“老师”则会将课堂上的大部分时间用来讲述自己的旅行故事、给同学们播放影片；同学们的“作业”则是分享拍到的春色，手机里舍不得删的照片和背后的故事。
来听课的同学大多抱着轻松的心态参与其中。毕竟花时间来开或者上这样一门课，本身就是一件很不内卷的事。
从“摸鱼课”到“内卷课”
3月27日这堂课的主题是“卷与生活”。
一上来，唐晓晴先分享了李银河王小波、杨绛钱钟书夫妇的故事——这是她理解的“有趣的灵魂和幽默”，想借此鼓励大家以乐观和豁达面对人生起落。随后，她又讲了老年人保健品骗局的套路和近来人大代表关于“明星一次吸毒终身禁演”的提案，希望大家在空闲时间里，将或空虚或焦虑的状态，转移到对社会议题的讨论上。
群里除北外同学外，还有来自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大学生，大多人是出于好玩和好奇的心态进来的。虽然叫《内卷学导论》，但这一课程的本意是帮大家消解内卷带来的压力和焦虑，即“反内卷”。
这类学生自发开设的“课程”并不属于高校官方课，通常依托于微信群和视频会议软件，所有人可以自由加入群聊和线上会议，用一位同学的话说，它更像是“一个活动，一个解压途径，或一个聊天室”。
网传5岁孩子简历。图片：受访者
《内卷学导论》固定在每周六晚上七点半开课，平日里，参与课程的同学会把认定的“内卷案例”和对内卷的调侃分享到群里。比如做数学建模模拟题直到凌晨六点的高校学霸作息表，河南高校学霸日程表大PK等；最夸张的是一个网传五岁男孩的简历——这是一位父母双双毕业于复旦大学的“复二代”，两岁开始学涂鸦，三岁学游泳，四岁半学钢琴；三岁以前，他的英文书年阅读量就达到了100本，每周还要写三篇英文日记。群里的“学霸”们惊呼“只能重新投胎，从胎教开始卷”。
“内卷课”上同学分享的“内卷”案例。图片：受访者
将近结束时，唐晓晴将大家分享的各地春色照片（这是第一堂课的课后作业）一一展示，还讲述了自己去欧洲旅行的见闻。希望大家从眼前的学习和焦虑中跳脱出来，赏赏春光，看看更大的世界。
原定45分钟的课程“拖堂”到近一小时。由于下一次上课时间在清明假期期间，下课后，唐晓晴又在群里发起了下周要不要上课的投票，将决定权交给同学们。
唐晓晴并不是第一个开设“内卷课”的大学生，她的课程计划借鉴自国际关系学院大一的陶然。而陶然则是受了清华学生《摸鱼学导论》的启发。
3月10日一个昏昏欲睡的午后，为了打起精神，清华大学的一位高姓学生开玩笑称，要建一门《摸鱼学导论》。他在十几个人的课程群里模仿老师的口吻说话，并配以“微笑”“抱拳”等emoji表情，群成员很快达到了500人上限。他不得不在网络课堂平台上传课程说明、课件、阅读书目等资料，开始上这门“摸鱼课”。当然，他在课程说明中也明确提到，开课目标是为了“分享摸鱼小技巧”，“提升同学们的幸福感”。
这一始于玩笑的课程，最终在网络课堂平台有1000多人选课，还登上了知乎热榜。《摸鱼学导论》出圈后，“感觉和摸鱼最对立的，就是内卷”，国际关系学院的陶然告诉全现在，他当即决定“走另一个极端”，开一门《内卷学导论》。
陶然将《内卷学导论》的教学大纲发在朋友圈，用了很多看似学术化的词汇，“一本正经”地声称要开这一门课，带大家了解内卷的概念和发展历程，重点分析“内卷学中国学派”的发展和在高校内的蓬勃现状，再拓展至“日韩流派”，分析“内卷学”在东亚地区的“分异和异质化发展”。他还详细列出了十六周的具体课程安排和推荐书目。
《内卷学导论》课程大纲。图片：受访者
微信群里迅速聚集起了300多人。木已成舟，他“不得不去上这门课了”。不过，由于时间关系，这门课只上了一次，陶然讲了内卷的含义和现状，并发起了投票来了解大家对内卷的看法，他向全现在分享了结果——大部分同学认可内卷现象的普遍存在，但也存在被放大和曲解的现状。不少人还认为，如果社会有倾颓的风险，适度的内卷是有益的。
当然，陶然也强调，这门课完全不是鼓吹内卷，而是希望大家避免落入恶性竞争的怪圈，并通过分享学习经验，来让同学们更高效地学习。
单一评价机制下难以跳脱的“内卷”
提及高校里的“内卷”，唐晓晴举了同学的例子。一位国际关系专业的同学曾向她倾诉，某位老师对期末报告的要求是500字以上，但上一届得最高分的同学却写了一万字；老师布置的参考书目，一些同学声称在高中就读过了。她要争取保研，就要尽量拿高分，但才开始上课就焦虑到几近崩溃。
至于“内卷”的成因，每一个受访者都对全现在提到了“评价机制”一词。如今，大学生普遍关心的事，无论是评优、保研还是出国，都与绩点挂钩——毕竟这是唯一的定量指标。由于各种名额和资源都是有限的，如果只关注到这些眼前的资源，大家都会被固化在单一的外在标准里“卷”。
网传一名清华学生边骑自行车边用电脑跑程序，“内卷”由此出圈。图片：网络
为了得到高绩点，除了“卷字数”（如为了获得好成绩，本来要求3000字的报告写一万字的现象），“水课”也是一大部分人会做的选择。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的贺一原告诉全现在，“水课”指的是不必花太大精力、或者占用时间较少，就能拿到高分的课程。“但水课带来的知识上的收获并不多，如果有选择空间的话，大家就不会都去选那些水课了。”
为了将来能保研，贺一原的时间逐渐用在了学好专业课拿高分、再配合一些“水课”把绩点拉上去，此外，他也会尽量把PPT做得更精美些、实验报告字写得再多些。至于他原本喜欢的哲学、文学类书则很少有时间去看了。这与评价标准有关，“因为读再多这类书，都不会影响我的成绩”。
除了单一的外部评价机制，大学生普遍的迷茫或许是内因。上大学前，几乎所有人卯着劲备战高考，上了大学后要做什么呢？贺一原认为，大学就是用来发现自己的。很多人由于迷茫，会选择跟随惯性或随大流——继续把成绩刷上去，在跟同学的小范围竞争里占到优势。“但即使拿到了奖学金，保了研，争到了校园里的有限资源，将来的发展一定比别人更好吗？”贺一原也说不清。
可即使是像他这样已经开始反思内卷的同学，都不能完全脱离内卷的环境。“会为了虚荣心，想着把成绩搞得再好一些，我觉得自己有时也挺卷的”，贺一原坦言，但他也在试着推动考试复习信息的共享，尽量减少恶性竞争。
北京大学元培学院院长李猛教授曾在演讲中将这种现象归纳为绩点中心学习模式，伴随这种学习模式而来的，是同学们因高度紧张的竞争氛围和学习节奏而产生的疏离感、焦虑情绪和缺乏自信的心理状态。
唐晓晴她曾经在老家最好高中的重点班就读，身边就有同学因为学习压力而抑郁休学，即使跨过了高考的门槛，竞争导致的心理压力在大学里依然沉重。唐晓晴曾在凌晨两点接到北大同学的倾诉电话。对方觉得跟同学比，自己什么都不会，哭着说坚持不下去了。作为从小城重点班考入名校的学生，这位同学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心理落差。
这也是唐晓晴开设“内卷课”的初衷，她希望借此搭建一个交流平台，让有需要的同学在紧张的学习和竞争中，可以喘口气，放松一下。
正在澳大利亚读大二的王星灿也在上唐晓晴的“内卷课”，他把自己归结为“比较幸运的那一类人”，因为他的选择和资源在更广阔的外部世界。从高中起，他就几乎跳脱出了国内的竞争环境。在他看来，相比于成绩和竞争，澳大利亚的学校更看重学生的自学和个人的空间，并没有给他带来太大压力。
他之所以来上“内卷课”，纯粹出于对课程本身的好奇，和与国内大学交流的兴趣，“毕竟这是一件需要花时间，却对成绩等短期目标没有实际提升的事，无论上课还是听课，本身就是一件很不‘内卷’的事。”
在他看来，内卷就是大家都盯着眼前的短期利益，比如考上名校，不要被炒鱿鱼，评上职称，从学习到工作依然如此，这就造成了“群体性短视”，无益于社会发展。“要跳出内卷，需要有长远目标，知道自己要什么，这样你就不是和其他人争夺资源，而只是做自己的事。”
反思“反内卷”
除了对内卷本身的审视外，“内卷课”也引申出了对“反内卷”的反思。
陶然认为，“内卷”的含义有着被扩大化的趋势。近一年来，这个词俨然从学术用语变成了流行词汇，其最初的含义在外延扩大后，越来越接近于生活中的一种调侃，而其本身的严肃性和对内卷的思考在被不断消解。
当“万物皆可卷”的时候，“反内卷”似乎变成了对所有竞争和努力的嘲讽。“比如我说我去学习，大家就会说‘你又要去卷了’”，陶然认为，单纯的努力，不能被认为是内卷。
至于内卷和追求卓越的关系，贺一原觉得其根本差异在于，眼下正在做的事是发自内心真正想去做的，还是被外界的评价标准所裹挟而被动去做的。
刚上大一，唐晓晴就意识到自己所在学院竞争非常激烈。大二的遴选考试和学院内部战略班（类似中学的“尖子班”）的选拔，大三的出国交流名额，大四的保研名额，以及平日里的各种荣誉、奖学金的评选，资源的争夺无处不在。
但在她看来，这还介于竞争和内卷之间，卷或不卷，取决于对学习的认知和面对结果的心态。她希望通过学习获得知识和开阔视野，所以愿意花费精力去钻研，过着周末也难得出门聚会、空余时间花在自习室的日子。这种出于自愿的努力，在她看来不算内卷。
至于资源的竞争，唐晓晴认为，压力是必须要有的，“学习这么苦的事必须有动力推着，否则很难坚持下去”。既然每个人都处在“内卷”的漩涡，现阶段无法跳脱，不妨改变心态，不因一时的得失而产生心理落差，将目光放得更远一些。
无论是《摸鱼学导论》还是《内卷学导论》，虽然始于草率的玩笑或尝试，但出于好奇而涌来的同学们，在或严肃或轻松的交流中，探讨和思考着超出“内卷”本身的话题，也在压力和焦虑面前抱团取暖。从这个层面说，它们或许承载着比课程设立初衷更大的意义。
跳出议题本身，这些由学生自由开设的课程，也不失为一种自我表达。唐晓晴从开课的最初，就计划自己只做召集人，以后会引入更多同学进行轮流授课，在第二堂课结束后，王星灿主动找到她，提出接下来的某一堂课可以由他跟大家交流。
这其实是王星灿有关自我表达的一次勇敢尝试——他在国外很少有机会说中文，平时又害怕在很多人面前讲话，但这次他想尝试着分享自己的思考。
“如果大家有交流或表达需要，这就是这个平台存在的意义。”唐晓晴也想过停课——这是热度逐渐散去的必然结果。毕竟，除去部分课后看回放的同学，第二堂课的实时上课人数已经从40多人降到了十几人。她计划在三四堂课后，由群里的同学共同决定课程是否继续。
不过，她的《内卷学导论》目前还在继续。大家投票决定清明节照旧上课后，经过又一轮投票，4月3日的第三堂课首次采用聊天室的模式，唐晓晴将聊天主题定为“近期你经历的治愈瞬间”，她也想好了预案，“如果没有人讲话，我可以给大家唱歌，毕竟我可是出了名的五音不全。”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