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领袖丨杨斌
在当下国际关系深刻变动的形势下，中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面向未来，我国亟需大量具有全球视野的专业人才，教育特别是学校教育承担了历史赋予的重任。
如何实现“扎根中国，比肩世界”，“贯穿领域 跨界融合”，“构建科学的教育体系”，是校长们应该深入思考的问题。4月18日，由清华附中、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中国教育在线和北京市教育学会高中教育研究分会联合主办的“跨界视野 铿锵同行—国际化教育校长先锋论坛”在京举行，专家学者、资深和新锐校长汇聚一堂，共同探讨面向未来的教育创新方向。
会上，清华大学副校长杨斌发表致辞，并作题为《好教育、好学校期待好校长》的精彩报告。
新发展阶段，人民群众对好教育好学校的渴望是迫切的，而学校的校长们，对于教育面貌的改变，对于学校发展的贡献，尤其是基础教育领域的中小学校长，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称得上是关键少数中的关键。历史上许多办得好的学校，在不同阶段总是由一些起到关键性作用的好校长所引领着。那么，怎样才符合好教育和好学校对好校长的期待呢？杨斌用了四个关键字来试着定义。
第一个是“长”校长。此前有针对工商组织中的研究发现，经营成功的组织的领导班子，特别是其中核心的企业家，具有长期任职、长远布局、长效评价这三“长”的特征。于创新而言，“长”，才能不计短期产出地持续探索寻找第二曲线；于组织而言，“长”，才能从容耐心地“交学费”锻炼队伍在实战历练。而教育更是一个长周期、慢变量，评价成效的时候更要考虑很多隐性因素。对一个校长来说，当他和组织描绘、共享一个愿景，并希望通过有效的变革一步一步实现这个愿景的时候，应当给予他较长的一段时间，将规划按部就班落地。不同的校长，治校理念和风格上会有不同的个性和偏好，总需要战略调适、队伍磨合、文化成型的过程，三五年其实都不好做评价。相反，如果太想在较短时间内，过早、过急、过显地实现战略目标，就会付诸较为功利性的决策再回溯就会发现，这和好教育好学校期待的校长角色是不相符的。
杨斌强调，“长”这个字，不仅是指做校长的时间长一点，还应当能以校长作为其终生的志业。校长很适合也很应该作为一辈子的终极头衔。校长应当有意地超越自己曾经作为某一学科的学者、某个领域的大专家等角色，在时间分配、精力投入上仅以校长作为他的主业和天职。杨斌强调，“长”这个字，不仅是指做校长的时间长一点，还应当能以校长作为其终生的志业。校长很适合也很应该作为一辈子的终极头衔。校长应当有意地超越自己曾经作为某一学科的学者、某个领域的大专家等角色，在时间分配、精力投入上仅以校长作为他的主业和天职。
第二个是“慢”校长。杨斌从慢食运动、慢生活等倡导的慢理念的本质谈起，指出，慢所反对的，是反思工业化大生产对人和组织的影响，反对竭力追求高效率、显性成果、量而非质等所带来的理性面貌下所潜藏的不合理性。我们也要反思工业时代对教育所产生的影响，其中一条，就是重视那些能衡量、容易衡量的指标，去发展与其相应的专长，而难以量化的与育人为初心的素质提升，就在教育中少投入，甚至被忽视。“我眼中的‘慢’校长，不是说他性子慢、动作慢，而是说他重视过程更多一些，重视内生性的东西多一些，师生身心的体验有时是描摹不出也写不进总结的感觉，但这比结果还要重一些。”杨斌表示，慢，也体现为尊重人成长的规律。现在，有时候我们会希望快出人才，我们想看到的是可衡量的产出，比如具备了哪些才能，或者达到怎样的水平，这些都容易以速度和效率为指标。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也许过程本身就是目的。慢教育，就是不希望拿某些说得出的目的来缩短或者碾压这个说不出的过程。杨斌说，“我提出‘慢’校长这个概念，是希望校长能更重视教育的内生性，只有这样，老师们学生们也才会把内生动机、内在热爱放在教育的中央。有了‘慢’校长，才能有慢老师、慢教学、慢校园，这些概念中的慢，说的都是重视教育教学本身的内生目的，而不以外在的、短期的一些指标、KPI来衡量和评价。”
第三个是“大”校长。人们常用大校长来特指正校长，这里不是这个意思。“大”体现在作为教育家，要有理念，要管方向，要带队伍，这都是大事，是其他教师或者干部没有办法替代的。“你从教课教得好做起，但作为校长，人们不再评价你的教学；你管一个年级或者履行一类职能很胜任，但作为校长，需要你升华扬弃，授权放手，不能再一头扎进太局部的事儿——当然，关键细节，以小见大，是另外一回儿事。比如，人们称赞你是位创新型校长，不如评价你是位创新促进型校长，更能体现‘大’校长的定位。”
“大”还意味着挡风遮雨。社会有大环境，行业或者地区有中环境，而学校的小环境，作为校长最能够把握住的，也是最值得下力气的。对大环境要认清看懂，对中环境要建构融通，而不管外面环境如何变化，“大”校长能够为学校这个小环境创造一个适合它发展，让老师、学生们都有心理安全感、成长安全感的环境，一个有归属感有忠诚度的“家”。这是“大”校长之于好教育好学校的意义所在。
第四个是“公”校长。国内不管是公办还是民办，海外无论私立或者公立，教育机构的领导者，特别是如果再聚焦“好学校”的话，校长角色的公共属性是非常强的。校长不是只管理好校内的事务就可以了，也不是只对教育相关问题负有责任。在小社区、大社会中，越是在形势晦暗不明、方向摇摆难定的时候，在不同群体产生了一些争论争执、隔膜对立的时候，校长们的声音，往往是人们最希望听到的声音之一。人们期待着校长们不仅是对学校应该怎么办发表意见，而且是对社会、文化、人心的方向、大道贡献良知。教育者、校长们在社区当中的角色，某种意义上带有公共化的特征，对其私德的要求也比较高。“公”校长的概念，说的就是校长为“公”。
“公”校长还有一层意义，就是，校长们要为“与共”的社会和未来，担负很大的责任。费孝通先生提出十六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杨斌认为，“与共”不仅仅指国与国之间，还包括代际、地域、学科间的文化融合、共同体建设。“我们要认真反思，当前有些国家和地区所出现的社会对抗、隔膜，甚至是割裂和分解，教育要负上怎样的责任？”“人们总喜欢用全称、统称的方式讨论某个国家的教育如何如何，其实这本身就已经不科学。在很多国家中，现实情况是学校之间的差距在拉大，资源和品牌有马太效应。”杨斌指出，学校之间的差距拉大，会深刻影响着其中的受教育者对社会公正和对彼此关系的看法。“公”校长要清醒地意识到，精英教育不能独活，教育差距的固化与扩大，必然会对社会中的每个学校各类人群造成深远的影响。
杨斌总结说，校长们希望自己培养出的学生具备这样四项宝贵的品质：长期、内驱、领导、与共，那么，自己就要先从“长”、“慢”、“大”、“公”这四个方面做好表率，担当垂范。这也算是校长开设给大家的一门公选必修课。
